当然，这种实践的中苏关系史并非我关注的重点，我所萦心于怀的仍然是思想文化和精神，我在此只是想提醒自己在关注思想观念的同时不能忽略那些参与了塑造当今中国面貌的重大事件和外部力量。而在这方面，俄、日的介入之深和影响之大是欧美不能比拟的，俄、日对中国思想与实践的这种影响，我们也许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
我想我们还有必要加深对如俄罗斯、日本这样的“中介者”本身的认识，它们不仅给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想打上了自己特殊的印记，而且，它们虽然相对于欧美来说是东方，是“落后”，相对于中国来说又是“西方”，是“先进”，它们是处在东方与西方的结合点上。它们既是中西之间的中介者，又是一种后发现代化的先行者。与中国不同的是，它们都还保留有某种世袭的贵族制或武士制。俄罗斯早在彼得大帝起就开始了改革，而从１９世纪俄国西欧派与斯拉夫派的争论中，我们可以发现较之２０世纪中国的西化派与传统派之争更有思想和学术深度的讨论。中俄较之中日在某些方面也许还有着更多的相似性，如同样幅员辽阔、同为大陆性农业国家、同样经历过长期的君主集权制等等。在思想文化上，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要超过日本。而尤其重要的正如前述：俄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先导，这两个成功夺得政权的革命构成了２０世纪最重大的事件，把世界历史带入了一种根本的转折，并使各自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认识俄国革命的精神和社会起源，无疑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的缘由。
今天我们对欧美的新思潮、新观点诸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等相当熟谙甚至紧紧跟随，而对近百年来深深影响了中国社会变迁的、由俄日从“陆路”输入，迄今仍在我们的实践生活和制度中发挥作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它们本身的发展却研究不够。而中国与俄日，尤其是俄国，比起与欧美来共享着更多的“背景理据”。我们对这两个紧邻常常有强烈的政治军事反应，而深层次的，尤其是涉及精神文化的研究却明显分量不足，比方说，我们对日本的研究就远不如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我们对俄罗斯也同样缺乏认真深入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今后能稍稍改变一下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以不至于在一谈到思想学术要面向世界、与国际接轨时完全是引领翘望西方。
至于为什么要从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入手，我想是因为我一直相当关注时代与永恒、社会结构与精神信仰的两端，而我相信，最好的文学不仅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也能在最深的层次上反映出人们——尤其是那些最杰出、也最执着的思想者的精神状况。１９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正是这样一种文学，尤其在其中叶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就是世界文学的巅峰，而作为双峰并峙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们不仅艺术才华横溢，思想也极其敏锐；他们处在一种深刻的社会变动之中，且有意识地、努力以自己的作品来表现这种变动，来探索处在这种变动中的人们的心灵最深处；并且在他们的作品中有一种宗教的、渴求永恒的精神维度。这一维度是中国人相对陌生的维度，也是今天观察“现代性”的人们常常缺乏的维度。在某种意义上，２０世纪的俄国革命也早已在其１９世纪的思想文化中孕育生长。
我甚至想提出一个“１９世纪俄国文学”的概念，来与“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对照，我相信，比较这两者是能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的。
与欧美人相比，俄罗斯人可能较弱于哲学的缜密分析和思辨构建（中国人在这方面可能更弱），但他们有悠久丰富的东正教神学传统和在１９世纪奇峰突起的文学奇观，但我想暂时回避神学的概念，回避专门的神学问题，从文学入手而不是从神学入手。我心里确实一直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和冲动，这与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认识有关，我渴望着一种更为超越和终极的东西，个人也有一种不时袭来的忧伤和一些挥之不去的生命困惑。所以，我的这一研究也确实不止是出于一种知识的兴趣，也包含有一种对于生命的关切，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谈它，我想使自己的探讨和说明仍然保留在较为纯粹的学术范畴之内。另外，这一研究也可以说是我试图将社会伦理与支持精神、基本规范与最高信仰联系起来考察的一种尝试。我以前的伦理学研究一直倾向于首先把它们区别开来，并首先考察基本规范和底线伦理，我现在也依然坚持这一点，但最低的规范与最高的信仰之间不是确曾有过某种历史联系吗？
这种联系的中断意味着什么？
它们之间是否还有可能重建某种联系？
这些可以说也是我关心的问题。
而我之所以选择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具体展开我在这方面的研究，除了他满足了上述的要求之外，还因为他的思想的特殊性质：
他的思想都是作为问题出现的，他是那些天才的艺术家中的思想者，又是这类思想者中最伟大的一位提问者。同时，他也是一个极其敏锐的预见者，他能从一些最初的征兆中预感到时代的变革，预感到俄罗斯的命运，预感到人类在２０世纪、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所以，他能有力地提出不仅是他的时代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时代的问题。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许多问题也是有自己的强烈的倾向性的，但他并不把他的见解塞给读者，甚至常常有意让他赞同的意见出现在那些他并不赞同的人物身上，他保留了一种思想的张力，一种可供对立意见驰骋的宏大空间，巴赫金因此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成是一种“复调小说”而非托尔斯泰式的“独白小说”，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思想的对话性质，同时也是听到了一个终归要来临的多元对话时代的声音。
至于这些问题的内容，在我看来，它们是主要围绕着道德、上帝与人的范畴展开。
这些问题包括：
近代以来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不是在分解乃至崩溃？
人类是否由于进入现代社会而面临了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出于某些理由，常常是不失为高尚和优越的理由，在某些情况下是否就可逾越道德的界限？
如果没有永恒与不朽，道德禁令的绝对性是否无论如何要成为疑问？
假如“上帝死了”，是否什么事都可以做，一切都可允许？
人类是不是始终都可分成多数与少数两种人？
多数人是否总是比那少数更趋向物欲而非精神、更重视安全而非自由、更依从权力而非自身、更相信外在的奇迹而非具有真正内在的信仰？
这种状况是否根本就不可改变？
如果不能，近代“启蒙”而尤其是“解放”的方案是否就成为问题？
甚至于，是否假如“死去的”上帝重返，人间最终也将依然如故？
人究竟对自己可以有何种期望等等。在某种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问题也正是我深深关注的问题，我想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来整理、分析和澄清我的问题，包括对他提出的问题继续提问。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把这些涉及时代与社会、道德与人生以及终极关切的问题作为现代人一种深刻的内心困惑提出来的，而他的目的与其说是求得一个简单的解决，不如说是邀请对话者和参与者。我的目的也是如此，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无论如何会顽固地存在，我们对它们的不同态度包括置之不理，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追求和生活方式，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取向和做学问的方式。
当然，我不希望以我的关怀来曲解我的研究对象，我必须警惕和反省自己的立场和冲动，我希望这种研究本身是独立的，是要求得一个研究对象的真相，是要尽量显示对象所提出的真实问题和思想，所以，我基本上还是采取一种文本分析、思想分析的方法，尽量去接近作品的原意，尽量用作品本身来说话。当然，我不能不提出一个整理和分析其思想问题的框架，我也想藉此对一些习以为常的说法，诸如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残酷的天才”、“恶毒的天才”等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这一框架是在仔细研究对象的主要作品之后提出来的，并依其思想不断做出修改。在我的这一研究中，我也避免谈到中国，避免与中国进行简单的类比，我甚至忘掉了我前面所说的长远认识目标。
因为，在这一研究中，我的优先和主要的目的还是要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身，并通过他来认识一种独特的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精神。
在思想与实证之间
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
我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关系？
我应当更偏重思想理论还是更偏重实证材料？
我应当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思想的渴望还是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扎实学风的同样强烈的渴望？
借用胡适的一个说法，近代以降学者似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死工夫”者，他们不是无思想力，但思想得尚不很够，甚或只是接受现成的流行观点；二是有“活思想”
者，他们也不是不想用死工夫，但因投身政治运动，或早年“暴得大名”而未曾下系统的、能与自己思想相应的工夫，思想仍不成体系。但到后来，似已出现一些综合倾向的思想家、学问家，但还是或者想得不够，或者工夫不够，或者方向有误。我希望自己既有“活思想”，又有“死工夫”，既像一个敏锐的猎手，又像一个勤勉的农夫。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是否思想家一定要用史学家的工夫？
如果不用，扎实如何体现？
我读今天的许多值得读的着作（不值得读的不在其内），但几乎都是历史，都是考证，有时觉得时代完全不见了，真正的问题也不见了，使我感到很不满足。其实如果有当代的问题，即使从对历史的研究也能见出来，此诚如韦伯所言，做起学问来要价值中立，但做之前的选题还是可以有价值偏好。
另一个问题：思想如何沉重起来，如何厚实起来？
如果是轻飘飘的思想，我宁愿只读考证文章，怎样使思想厚重起来呢？
——这是一个对我来说真正重要而严肃的问题，思想是否必须附着于历史才能厚重起来呢？
中国是否能出现像康德、黑格尔或者韦伯那样的，让人几乎在每一段、甚至每一句中都感到思想力量的思想家呢？
确实，今天海外汉语学界一些与考证派、玄学体系派相对的分析派学者的致命弱点，就是他们仍没有发现真正重要的问题，因而只能要么还只是分析历史上的思想、概念，要么只是批判当代其他人的概念而乏建树，等而下之者甚至只凭情绪和印象发言。
我极其渴望新鲜有力的思想，在我自己的写作中，如果觉得写了不少页，却仍不见有自己的新见解，或者对旧见没有一种更为鲜明有力的表述，写作就难于继续下去。
有时为了酝酿一个大的具有思想意义的学术计划，我在一段时间里什么也不敢做，只是读书和思考。甚至读书亦不能不谨慎，读各种书的分量也宜恰到好处。章太炎读小学太多，结果如鲁迅所说，使小学膨涨到其他方面了，有人乃至于仅仅是读书太多，故不能成就为一个好的思想家。我们总是得给自己留出进行思考的时间。有时接一件事情，事情虽小，可能只花一两个月时间，但却可能影响好几年，因为思想过程是不能随便打断的，打断了就不容易接起来，所以必须有一段时间耐心地什么也不做，耐心地等待它成熟，只是想着它。有时看起来几个月似乎什么也没做，但思想却行进了多么远！
尤其是当酝酿一个大的、可能影响自己毕生工作方向的思想过程的时候。所以，这时不敢有任何分心，任何松懈，不理会报刊的一再约稿，不出门、不会客，这一切都是为了不敢打断自己的思想过程，不敢影响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我也极其渴望一种扎实的功夫，我甚至考虑这样一种学术风格：即“学术”就是“学述”，或者说“学术”就是首先“学述”。即便从思想性的工作而言，也要从传统引申，从前人引申。而在引申之前，先要转述。这种“述”不是有文学色彩的“糅合杂述”，也不是思辨风格很浓的“理论阐述”，更不是博学家的炫耀卖弄，而是更接近于史家的谦虚求实的风格，是“板块性”转述，是依据主要的几个人集中叙述。比方说，我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可能是相当依赖于托克维尔“平等”的观点。我的引述基本上是正面的，即支持自己观点的引述（而不是批判其观点），通过引述来推进自己的思想，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环节。我想哈贝马斯的哲学也是如此论证的——他几乎总是先论述几个别人的思想，然后再往前推进。这也是回到孔子首先“述而不作”，回到“包容性发展”这一中国传统。而要如此，就必须首先有一种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并不断用这种学习和训练来充实自己，来抑制自己的僭妄和漂浮。可能，有意识地分离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正是现代多元社会的一个要求。引证使论着变得厚重——引证使你不得不读许多书，这也是一种学术所要求的“迟滞性”。有时也需要尽量隐蔽你自己的观点——可能在学术上与在文学上一样，使你的观点尽量缓缓渗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