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否还能够通过说理的办法使整个社会恢复对一种高雅文化的尊敬，给其承担者以合乎这种尊敬的地位，但我至少想使那些本可成为精英的人们清楚：他们不应该降低自己的格准，更不应媚俗，他们甚至应该有某种联合，共同扞卫一个社会中高雅、超越的部分不致堕落。所以，我的这一研究和写作，虽然首先是为中国人写的，却又不仅是为中国人写的，也是为西人，为世界写的。就是说，我写这本书时将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世界性的关注：这个“脱魅”的世界是否能够，或者如何重新“入神”？如何给现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庸俗主义、低级趣味一个恰当的地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泛滥成灾？是否有可能在社会结构上有所保障来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在这方面是否能给世界提供一种特殊的经验等等。
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但这只是一种很隐蔽的深层关注，而且，我当时也觉得这样一个社会正义题目能够把我许多以前的关注、准备、积累和思考汇聚到一起，也符合我想写些言之有物，有历史感和非常切实的东西的愿望，满足我继续大量读书的愿望。
我很高兴，视这一构思为出国的最大收获，不到国外来大概不会这么早认识到这一点。
所以一个人在专心做自己事的时候，看来也确实得经常看看世界。同时，总是保持自己的主动权也非常重要：要使自己的脑子不总被事情占着，而是也时有“腾空”的时间，有能自己支配的时间，这样才能抓住一些最重要的思想。我想我出国的一个最大收获可能就是完全放弃形而上的综合的梦想，我想将我今后的工作分成以下两个方面：（１）在一个缩小的领域，即在探讨共同道德（社会正义）的时候，努力于对它的论证和应用，这种论证和应用将主要根据中国的资源而非西方的资源，但努力的方向与罗尔斯、哈贝马斯可能是一致的。（２）而在扩大的领域方面，我可能转向对不同价值、文明、生活世界、共同体（当然主要是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探讨，做一种历史文化的解释。
这样，我虽然考虑还是要做“正义”的课题，但却想换一种做法，即暂时不再采取哲学伦理学的做法，而是先采取一种历史社会学的做法，也就是说，想通过追叙中国漫长的历史，探讨在社会结构和基本制度的层面“正义”究竟体现为何种正义，由此，我也想在解释中国社会历史的“五阶段论”流行模式之外，提出另外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
而由于领域从哲学转向历史，我也想从更强调分析转向更强调综合，更注意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引证大量史料、以一种独特的眼光发掘新的史料，更注重以材料来说话。
但是，这是历史的社会学还是社会史（或理论史学）呢？
在史的领域内，按理论加强的程度似可分为：史料的搜集与考证——叙述史——社会史——历史的社会学——社会理论——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道德哲学）。所以，我虽然被社会史吸引，做的内容是社会史的工作，但可能将使用更多的理论概念，更明确的理论模式，更跟着问题走。打个比方说，在学术风格上，更接近探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韦伯，而不是探讨１５-１８世纪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布罗代尔。我与其说是从考证与叙述史学往理论的方向上升，比方说上升至社会史，而不如说是从哲学伦理学下降，乃至从社会理论也下降，下降到历史的社会学。
回国以后一段时间里，我继续阅读社会理论与年鉴派史学，我感觉我已进入一个生命的重要转折，从思想学术上说是一个大的准备时期已经完成，思想基本成熟，计划经重新调整后基本明确，前些年先是翻译，后是读书和写作，大要不离伦理学专业，今后我可能要离开这一专业而走向更广阔的领域——中国历史文化与社会理论，乃至价值理论，广义的宗教或哲学了。另外，今后也将是以写作为主，阐发为主了。思想态度也由温和的反抗与激动转向温和的保守，耐心地等待了，如黑夜静静的寒星。我当时的一个感觉是：古书也读过了，外国也去过了，文学也告别了，情感也平复了，心态也安定了，生计也有一个基本的保障了，学也学了，译也译了——没什么别的了，我需要的只是非常非常专注地写作，非常非常从容地生活。我感觉对于我，什么都会来得晚，但都会来，因而什么都不用着急。静静地、静静地等待着，等待着心内和身外将发生的一切。晚上散步，我满心是要写出自己最好的作品的愿望，我知道自己还没有写出来。
这种以社会史为对象的研究（而从方法上说，则更接近于历史的社会学）就构成了我回国后最近几年的工作。我先写完了《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接着又完成了《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一书。
在我看来，在中国有文献资料确证的历史上有两次巨变，一次是春秋时代的那一场巨变，一次就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巨变，这两次巨变大致把中国划分为三种类型的社会形态，对中国目前正在或正欲进入的社会形态的探讨属于一种社会预测，属于现在与未来，而对战国前后的两种中国社会形态（或许还包括两个巨变的过渡时代）的探讨则属于历史，是我正想探讨的对象。
《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首先重新考察并质疑了流行的各期“封建社会”说的共同前提或范式，想弄清这一范式的来龙去脉，并暗示理解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新问题。以此为起点，该书对春秋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及其变迁提出了另一种观察角度，这就是“世袭社会”这样一个解释性范畴。“世袭社会”
这一范畴意味着一种观察角度，在我看来，判断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形态或结构是否比较公正合理，最终还是要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否确实生活得好，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生活满意、是否觉得快乐或幸福，在我看来，社会结构不仅不能脱离人们的行为，也不能脱离人们的生活。简单地说，提出“世袭社会”这样一类范畴所依据的标准就是看社会提供给个人的上升渠道和发展条件，看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有多少实现和发展自己的机会，注意社会的等级分层结构与人的发展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分析了一种从古代的政治封建延伸而来的“社会封建”，一种世袭等级制社会的成熟形态。我注意的中心自然是春秋时代那些在社会上居支配地位，最为活跃、世代沿袭的大夫家族，我围绕它们描述和分析世袭社会的成因，运行以及文化、心态的各个方面，探讨为什么这一社会的鼎盛期同时也就是衰亡的开始，试图说明促使它解体的诸因素以及孔子在这一过程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则显然是这本书的续作，甚至可以说我写前一本书是为了给后一本书作一准备和铺垫，因为我更关注的还是中国自战国之后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我想为诠解中国自秦汉至晚清这一迥异于西方的独特“历史之谜”，提供一条新的合理思路。《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首先分析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念和当代流行的概括中国社会演变的主要模式，在区别“中国古代选举”与“西方现代选举”的前提下，提出了“选举社会”这一基本的解释性概念。然后，我探讨了中国古代选举由察举（荐选）发展到科举（考选）的社会蕴含，借助于托克维尔对欧美社会进入近代以来的主要潮流和现时代的基本特征的一个概括，描述了中国社会伴随着选举的发展所形成的、一种朝向单一的最大政治机会平等发展的趋向，以及由此逐渐确立的一种流动的等级制社会结构。我也分析了中国古代选举社会发展的自身矛盾和经常陷入的困境及其传统对策，因该书并非只是要去发掘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现代”因素，而是也想开始一种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角度、对于当代世界令人焦虑的“现代性”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问题的批判性反省。我在书中借鉴了近年来大陆，尤其是海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许多成果及整理和量化的材料，同时亦注意把分析性结论放在发掘以往因观点所限而常为人们所忽略的大量原始资料的工作之上，这尤其表现在对构成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朱卷研究方面。在阅读了卷帙浩繁的朱卷及其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我考察了古代选举的内容、形式、性质、功能及社会意义和影响，其“得人”以及“人得”的状况，试图澄清２０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及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而更深的目的则还在一窥这种考试千百年来反复锻打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最后，我也考察了晚清遭受西方冲击之后所导致的废除科举的过程、理由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深远意义，指出这不仅意味着古代中国两千多年选举社会的覆亡，也是其数千年来等级社会历史的终结。由上述两书，我想构成一个比较完整、互相补充的社会理论解释框架。
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
在我试图重述中国社会史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本想按顺序进入２０世纪，努力去认识这一大转变的时代以及由此转入的新的社会形态、认识中国革命以及一种或可称之为是中国的“现代性”。我想也许就在这儿逗留下来了，因为我关注历史的目标还是为了认识现代社会，我想在这一领域内找一块适合自己训练和兴趣的地方耕耘，重点当然还是围绕着道德与人生，而且我想仿效先前的历史研究，先对这整个过渡时代有一种初步的总体的把握，形成一些基本的解释概念，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大的困难，使我不得不暂时放弃这一试图先从总体上把握的计划，而考虑从其他的途径接近。
另一方面，每年临近岁未的时候，我都习惯漫无计划地读一些“闲书”，１９９６年底主要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渐渐地，我心里开始酝酿一个计划：这就是在即将来临的一年中，以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初俄罗斯社会与精神文化的变迁为背景，围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的有关精神与社会、时代与永恒的问题做一些研究。
长远的目标并没有改变，仍然是试图认识现代中国，包括认识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但是，我却走了一条不是直接，而是迂回的路。借用沟口雄三先生的说法，这种研究大概也可说是一种“作为方法的俄国”吧。但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有自己以下几点特殊的考虑。
首先是考虑到近百年来俄罗斯对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激荡的百年史的深处，也有一种思想的激荡、观念的激荡，西方思想随着坚船利器一起进入了中国。西方思想的原型、原动力当然是来自欧美，但是，在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回应史上，绝不可忽视这样一点：即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俄罗斯和日本这样一些“中介者”来接受的。２０世纪初，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由日文转介西书，迄今我们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由此确定的。中国人不仅自己看西方，也借助中介者的眼光看西方，而俄国对中国人接受西方思潮更有几乎是“一锤定音”的效果。２０世纪前二十年，西方各种思潮如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舞台上竞争不下，而正如毛泽东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及其俄国版本列宁主义迅速在思想界具有支配影响并努力掌握实践力量。与此同时，知识者对俄苏文学的关注也日渐加强，到了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的５０年代，俄苏文化对中国社会更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已经不仅只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从列宁服、布琼尼帽、保尔、卓娅和舒拉到俄罗斯民歌、建筑风格……一直到普希金的诗，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的小说，列宾、苏里科夫的画，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深深浸染了几代中国人的心灵，即使中苏交恶之后，各地的插队知青对俄罗斯文学艺术也仍然是一住情深，一些俄苏歌曲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慰籍。
其次是俄苏对中国在实践上的直接影响。２０世纪欧洲诸国（如英法）的这种影响明显比１９世纪趋于减弱，甚至越来越多介入中国事务的美国，比起俄罗斯与日本这两个中国的紧邻来，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大概还是有所不逮。日本对中国的两次战争──１９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和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大规模入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国内的力量对比。俄国对中国的影响同样很大，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俄国在中国东北与日本进行的战争中落败，这刺激了清朝政府加速改革的步伐；苏联诞生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虽然后来并未完全履行）也给了中国人以很大鼓舞；苏联还支持了孙中山及后来国民党的北伐，后来又一度通过共产国际指导过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革命，１９４９年以后，在外交上“一边倒”倒向苏联的中国，曾经与苏联有过一段蜜月时期，而后来中苏关系的恶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接近，同时在客观上也加强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地位。总之，中国在２０世纪的历史命运与俄罗斯亦是难解难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