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上旬，中央通知周恩来，叫他来上海开临时政治局会议。
回到上海的周恩来又见到了邓颖超。他们是7月下旬一个晚上分开的。当时周恩来只跟邓颖超说要马上去江西九江，去干什么，待多久，都没有说。邓颖超也已经习惯了，什么也没问。她在7月底返回上海，8月初，才从报上看到南昌暴动的消息。这才知道周恩来到九江是赶去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的。以后又看到起义部队退出南昌，南下广东，一路遭到敌军的拦截追击，以至去向不明。周恩来也生死未卜。她担着一份心，直到此时见面才放下。
可是，当他俩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时，又遇上了意想不到的风险。
5月的黄浦江泛着金波，拍打着将要开赴大连的日本客轮。顺着上船的人流，留着长须穿着长袍、装扮成一名古董商的周恩来，和穿着一件半新旗袍的邓颖超，走过舷梯，登上甲板。他们拿的是头等舱的船票，进了船舱才发现这里的旅客大多穿着华丽，带着佣人。与他们相比，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服饰显得太一般了，也无法像他们那样一天一换。所以在头等舱里，他们很少与别的旅客交谈，只将在码头买的各种报纸打开来翻阅，到吃饭的时候，不得不随着头等舱的人去餐厅就餐。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在餐厅里，他们还是感觉到旁边有四双眼睛在注视他们。当那两个陌生人买饭时，飘过来几句天津口音，两个人都是大商人打扮。
船到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旅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因为当时济南刚发生了“五三惨案”。周恩来又在青岛买了各种报纸，想从中了解事态的发展。他们没有发现两个“尾巴”还在后面盯梢，回到船上，又全神贯注在报纸上。当轮船刚停靠在大连码头上，麻烦来了。
几个驻大连的日本水上警察厅的人围上来，拦住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下船的周恩来和邓颖超。为首的一个摘下墨镜，指了一下周恩来，问：“你是干什么的？”
“做古玩生意的。”周恩来捻了一下长须，抱肘答道。
警察的目光落到他们携带的箱子上，上下打量。邓颖超心里格登一下，她知道箱子里一件古董也没有，万一要搜查……
盘问者收回目光，说出他们的疑点：“做生意的，买这么多报纸干什么？”
周恩来轻轻一笑：“做生意的嘛，在船上也无聊，没事可以看看。”
“你们到哪里去？”
“去吉林。”不知是周恩来事先想好还是临时现编的，他回答得十分肯定。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看舅舅。”
问不出结果，盘问者又指指周恩来，让他到水上警察厅再说。邓颖超不放心，上前一步：“要去我们一同去！”
周恩来突然大怒，冲着邓颖超嚷起来：“你去干什么，你不要去！”又转过脸去，要求警厅为首的替邓颖超找个旅馆，那个人答应了。周恩来又跟去把邓颖超安置好，才随警察走了。
周恩来一走，邓颖超在旅馆里茫然若失，心急如焚，不知周恩来是凶是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周恩来仍然没有回来。她急得趴着窗户往外看，街上毫无动静，她觉得不是度日如年而是分秒如年了……
周恩来被带到水警厅，还没让坐下，又开始细细盘问，从出生年月一直问到学历职业，又问亲戚朋友：“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
“他姓周，叫曼青。”
“他是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当科员。”
盘问者像是发现什么，把记录的钢笔往桌上一放，冷冰冰地走到桌前，眼里射出探询的目光：“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
周恩来瘦削的肩膀耸了一下，两手一翻：“这有什么奇怪的！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叔叔舅舅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一点没错。”
“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日本警察突然高声喊道。他古怪的声音很响亮，就像喉咙里激荡着回声一样。房间里的人神经都感到有点紧张，都一齐目光直视着周恩来。
周恩来的目光却移动缓慢，内中透出漠然的神色，他伸出两只文绉绉的手：“你们看我这双手像摆弄枪支的吗？”
几个警察凑上来，翻看着周恩来的手。他们没有发现军人生活的一丝痕迹，至少可以说，这双手很长时间没有和刀枪之类打过交道。但审问的警察仍不死心，回到桌子后面坐下，拉开抽屉，抽出一张卡片，看了看，清清嗓子又喊叫起来：“你就是周恩来！”
尽管周恩来受到震动，却没有流露一点生硬刻薄的口气，只是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偏要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告诉你们，我姓王，不姓周，你们问问自己，搞错了没有？”
这下轮到警察沉默了。他蓦地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周恩来。周恩来这才发现这人的一只眼有毛病，不停地流泪。他从圈椅里拿出一块精致的手帕，用手捂住眼睛。用另一只好眼看看抽屉里的照片，再看看周恩来，一时想不起再要问什么。
周恩来抬腕看看表，有些反客为主的意味：“你们耽误了我赶车的时间，这个损失要由你们来补偿。你们给我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车票吧。”
警察无奈地在纸上写了几个字，叫手下去办。
周恩来回到旅馆，焦急的邓颖超上前握住他的手，一块石头落地。周恩来一副安然无事的样子，随后小声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
邓颖超拍拍衣襟。
“赶快烧掉。”
“他们为什么会有你的照片？”邓颖超问。
“可能从黄埔军校搞来的。还得小心点。”
邓颖超也意识到危险并没有解除，说不定暗处就有“眼睛”。她起身走进卫生间，掏出证件，撕个粉碎，扔进马桶，拉水冲掉。她出来掸掸旗袍，拉上周恩来，俩人有说有笑去楼下的餐厅用餐。
车票拿到后，他们按时上了车。一坐下，就发现对面的两个乘客是日本人。周恩来和邓颖超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跟踪的。那两人还主动打招呼，用熟悉的中国话来攀谈。周恩来完全放松地同他们应付。等邓颖超与他们闲聊时，他便靠着车窗假寐。到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日本人有交换名片的习惯。一般人都把名片放在西装的小口袋里，接到对方的名片应立即回片。周恩来没有名片，但还是装出找的样子：“噢，我的名片没有装在口袋里，还在箱子里呢！很对不起。”说着，弯下腰做出要取的样子。对方赶紧说：“不必，不必了。”
到长春后，他们一路走，一路巡视前后左右，确准没有跟踪的，才住进一家旅馆。周恩来往床上一坐，仰面躺倒，直摇头：“这一路简直比撤出广东还劳神！”他呼地又坐起来，对着镜子把长胡子刮掉，脱下西装，换上长袍马褂，两人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到周恩来伯父家去，先住旅馆，然后写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三弟在家，一眼就看出周恩来的笔迹，马上来把他俩接回家。其实周恩来可以直接去哈尔滨，这次绕道吉林，是怕日本警察厅真去查问伯父有无姓王的外甥，惊扰了伯父。
东北仍在日本侵华军和奉系军阀控制下，他们随时可能被捕。另一方面，蒋介石占领南京后，经山东咄咄直逼东北，使得东北一带的日军和奉军认为共产党是失败了，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国民党上。但他们不敢麻痹，在伯父家停留了两天，两人商量，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他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三弟陪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到了哈尔滨，因为接头的证件已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好六大代表是分批出发，在他们之后，还有一批，其中有熟悉的李立三。于是，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去等，可是一连几天都不见李立三的影子。邓颖超急了，坐下来又站起，望眼欲穿。这才看见李立三摇摇摆摆和旁边的人说笑着从站台出来……
六大在莫斯科如期召开，担任大会秘书长的周恩来在会后没有马上回国。共产国际还要开会。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找了当时在那里学习的许多中共党员逐个谈话。一天，他正在翻阅一批留学的军事干部的档案，蒋经国跑来了。
蒋经国穿着白衬衣，人也比后来精干得多。他从上海到广州后，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去俄留学，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他从心底就不喜欢苏联。但陈洁如很支持蒋经国去留学，向蒋介石一再劝说，促其成行。蒋介石在经济上仍很少接济，使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相当窘迫，陈洁如知道后，将私蓄两千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后来在“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表现得特别革命，公开声明反蒋，并由此一夜知名。他一进门就嚷嚷开来：“搞什么名堂，谁成立江浙同学会，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周恩来赞赏蒋经国与父亲划清界限，“江浙同乡会”的事他也有所耳闻，便向他详细询问此事。这事还得从蒋经国说起。蒋经国原在中山大学念书，那里的江浙同学比较多，相互关系也密切。大家常把每月发的几元津贴费凑合起来，十天半月到中国饭馆饱餐一顿。1927年10月，苏联从中山大学、东方大学抽调了一部分同学到莫斯科陆军大学、军政大学等军事学院学习。激进而有特殊身份的蒋经国便与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等一起到列宁格勒的军政大学学习。这时，蒋经国享受红军军官的待遇，每月领津贴费约七八十元。留在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给他写信，时常开玩笑说：你的会费还没有交。意思是向他要钱，也就是要他请客。蒋经国寄钱时也戏称是交会费。这些信不知落在什么人手里，便传言他们是搞小组织活动，组织了江浙同乡会。许多人要求审查他们与托派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已经在审查此事。但前两天瞿秋白在炮兵学校给各军事院校的留学生作报告时，又有人提出同乡会的事，他一解释，反而更乱了。他说：同学们，你们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这句话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加之瞿秋白本身又是江浙人，被认为是有意包庇，至少是不负责地和稀泥。
“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会向大家讲清楚的，”周恩来认真地瞧了蒋经国一眼，做了一个表示赞许、意味深长的手势。“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同学，我们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江浙同乡会，任何宗派都有碍于中国学生的团结，也希望你学成回去后，能以你的见解影响你的父亲。”
蒋经国答应着，昂首挺胸、步伐轻盈地走下楼梯。
10月初，周恩来绕道法国回国。在里昂郊外的小咖啡馆，他约了一位客人会面。他依然是出国时常穿的那套白西服，只是戴了墨镜和一顶白礼帽。当他摘掉墨镜，挨着咖啡桌坐下的时候，对面坐着的女人似乎一时语塞，但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他。这目光极为复杂，甚至带点爱情失落后的哀愁。
她是张若名。
周恩来1924年回国后，她就进入里昂大学读书，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一头扎进了书堆。今年拿下文学硕士学位，接着攻读博士学位。她复杂的心情使她有很长的时间不知周恩来在讲什么。
周恩来轻轻地问候，并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了婚：“小超让我代问你好。”
“我知道。她好吗？郭隆真呢，还有刘清扬……”
“她们都好。”周恩来极短地度过感情上的不安，话多起来，把觉悟社成员的情况一一告之。在残酷的形势下，这批人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但还是有不少人仍在第一线搏斗。“我反正是准备牺牲的，这个世界杀人的事天天在发生。”
张若名也渐渐平静下来。临分别时，她的目光再次和周恩来相遇，但模糊的视线又不知所措地调开了。她一边走着，一边盯着自己的脚尖，像是在发誓：“你放心，尽管我不再热心政治，但任何时候都不会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落日沉在他们跟前，一抹火红的余晖映照着他们，映照着身前身后徜徉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