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钱大钧娶了姐妹俩为妻的事，令人啼笑皆非。
钱大钧身材瘦长，一贯沉默寡言。无事在家时，便铺开纸张练字。写的蝇头小楷，字体挺秀。他会打牌，不会跳舞，在家也不谈政治，不泄露军事机密。他会驾驶汽车，步枪射击及器械体操都很出色，是八大金刚中一个文武兼备的角色。偏又好色。他的原配欧阳藻丽是江西吉安人。钱大钧在未发迹前，出国求学及日常生活所需均为岳父家支持。他的岳父欧阳耀如，是同盟会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信徒。辛亥革命，江西独立，欧阳先生被推举为省参议员。他生有六个女儿，无子，其母忧虑无后，逼他娶第二妻，仍无出。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时，钱大钧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工作，欧阳耀如的全家，包括二妻六女共九人，全都住在广州钱家。
欧阳藻丽为老大，后生育子女五人。1928年，钱大钧在上海任警备司令时，又另行娶妾，气得欧阳藻丽大闹一场。不久，她就病倒了。垂危之际，她望着一个个未成年的孩子，泪如雨下。她叫过父母和钱大钧，呜呜咽咽地表示：“我死之后，最怕的是这些孩子受后母的虐待，与其这样，不如让三妹续弦，我也就瞑目了。”
父母本不想这样做，但是病人临终的要求又不好反对，就答应了。
三妹欧阳生丽，刚及初笄之年，活泼秀丽，钱大钧自然喜不自胜。欧阳生丽也不拒绝，双方很快有了感情，只待藻丽一闭眼就举行婚礼，成为夫妇。所以钱当代表团团长去日本参观秋操时，就带了生丽去，并且同居。事也乖谬，两人定情之后，藻丽不但不死，反而逐渐好起来。一时间姐妹俩都成了钱的妻子。岳父母当然拼命反对，叫钱大钧离开，钱大钧不干；叫生丽回避，生丽也不情愿。最后强行让生丽去日本上学躲开钱。
钱大钧竟痴情得不能自拔。他是上海警备司令，就闯上大街，东摇西晃，两眼发直神情麻木，边走边笑，伸手去抽腰间的佩刀，要自杀。幸亏副官寸步不离，眼疾手快，才没有自毁……这事可把岳父母吓坏了，如再坚持，非出人命不可，只好让他们成为不结婚的夫妻。中原大战之后，钱大钧调任武汉要塞司令，并兼任武汉军官学校教育长。他就把生丽藏娇于武昌风景区湖上园私宅。武汉军官分校的官长学生，听说此事，个个嗤鼻。胆大的竟在校门附近墙上贴了一首打油诗：“湖上有园，园中有风光，‘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姊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经理处第三科科长钱仰周问教育处长赵锦雯，此事是否追查。赵挥了挥手：“教育长的家事，也要别人来管吗？老百姓讨三妻四妾的多得是，教育长有两房家眷，这算什么稀奇？”
钱大钧自己也装糊涂，只是名声不好，办校也无心。有一年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到分校检阅时，讽劝钱要注意生活小节，钱面红耳赤不敢争辩。后来武汉分校被撤销，合并到南京中央军校去了。
1931年秋季，武汉发生了空前大水灾，加之长江上游通洞庭湖的藕池口，江道淤塞，洪峰袭击下游，致使武汉各处堤防告急。如果能尽人力物力培堤抢险，汉口是可以免遭水灾的。但是，当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要塞司令钱大钧、警备司令叶蓬等会商防汛一事时，钱一再强调蒋介石的手谕：“防共比防水更重要。不得任意抽调兵力，参加防汛。”并表示，所有要塞工事器材如水泥、木材、麻袋等，无委员长的命令，他都不能拨用。当时驻防武汉行营的队伍有两万多人，由于钱的坚持，何成浚也不敢再派其他队伍参加防汛抢险。会议结果，仅议定派宪兵团两个连、警备旅两个连、武汉要塞军官队、警察大队两个中队，总共不到八百人，编成防汛抢险机动队。而报纸则夸大其词，说什么调动了五个团兵力，拨武汉要塞器材三万件，可确保汉口安全云云。钱大钧命令分校中队长文心珏率军官队担任守护汉口安全，但桥口仓库要塞器材，非有钱的亲笔手令，不得动用。
大约是旧历中秋节后的一夜，水灾情况万分紧急，汉口堤防到处进水，循礼门车站的大水已越过铁路线，抢险队伍赤手空拳，眼睁睁看着洪水泛滥进入汉口市区，一百多万居民，均从梦中惊醒，攀上屋顶逃难。在市区低洼处，大水淹没屋顶，高处亦达六七尺深，造成了汉口有史以来的惨劫，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已无法估计。市区畅行舟楫。当时流行一首歌谣：
拥护中央，遭了灾荒。
没有死的挨饿，短命的会龙王。
何人管，家破人亡！
一个多月以后，市区大水才退去。当汉口人民遭受惨重水灾时，政府没有赈济灾民，而日本驻汉口领事清水大郎却向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的官员未采取妥善防汛措施，致使水灾波及租界，要求赔偿损失。钱大钧默默无语，同意发给每个日本侨民水灾损失费法币两千元。
1933年，武汉要塞司令部撤销，钱充任第十三军军长，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及八十三师驻防武汉。不久八十八、八十九两师开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战争。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指挥五个军的部队，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这是钱自北伐以来最得意的时候。钱这时更一味追求享乐，在北京、保定两处都置有最豪华的私宅，一切设备应有尽有，经常乘坐特备专车，偕其爱妻欧阳生丽往来于北平、保定之间。他又爱财成性，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由，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在数万元。杂牌队伍总指挥孙殿英到保定述职时，献上名贵貂皮多张，钱大钧笑纳不拒。所以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成“钩”，讽之为“钩大钱”，传扬很远。
蒋介石听到之后，对钱很不满。正好钱大钧的胞兄钱体声在洛阳航空学校工作，因贪污，把学校的汽油桶卖掉，所得之款归私囊，被人告发。蒋介石得悉，以贪污渎职罪将按军法从事。钱大钧再三向蒋和宋美龄乞求宽恕，蒋介石置之不理，将钱体声执行枪决。一般评论都认为，这是蒋杀鸡儆猴。
但蒋介石还是欣赏钱的文武兼备、儒雅风度；钱大钧虽然悲痛，对蒋也仍无异心。1935年冬，国民党中央成立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钱大钧出掌首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同以蒋介石文胆著称的陈布雷共主侍从室，名声显赫一时。
1936年11月，蒋介石准备在广州成立行营，并拟定了人选。但他不明说，却与钱大钧对起古文来了。蒋介石摇头诵道：“先生学生，学生先生，先生先生，学生后生，学生先生，先生岂奈学生何？先生可以为学生乎？”
钱大钧头脑灵活，设立行营的事也有所闻，便把蒋介石说的这段典故加上自己的理解，译了出来：“过去学生跟先生启蒙而学的，乡试取得秀才，再而中举，点了三元，先生跟不上了，要跟学生学还来不及呢。”
蒋介石听后哈哈大笑：“慕尹兄，你真聪明，胸有谋略，不愧是一位高级幕僚，我所以非要用你这样的人才不可。现在我坦然地说，我要在广州成立行营，你看谁来当这个主任好呢？”
钱大钧欣然答道：“我看非辞修莫属。”
“陈辞修经常要下部队奔走，想请你为侍从室主任兼行营参谋长，这样可以坐镇行营，全权处理行营重要军事决策，并不是以你是老师之尊而降格于学生陈诚之下，事先你以辞修为主任之选，足见你是胸有谋略的高级幕僚。因此我非要用像你这样具有谋略、宽怀阔度、博大胸襟的长才不可！你可每天上午过江到行营办公，下午回到侍从室工作，行营对侍从室还是要用呈文行文的，实际上你还是辞修的上级。我想你亦当乐于而为之。”
钱大钧说：“人间一切皆在变，先生可当学生，学生亦可当先生。”
由于权大任重，钱大钧非常忙碌，既要批阅重要军事电文，又要拟出中肯办法供蒋介石权衡。他拟的作战计划，不但为蒋介石所看重，也为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和“半个军事家”刘斐所折服。
仅就婚姻而言，周恩来与邓颖超、蒋介石与宋美龄都可以称得上“模范夫妻”。宋美龄辅佐夫君，热衷参政；邓颖超悉心照料周恩来，她要晚辈们记住，坏人翻出“伍豪事件”，是要陷害你们的伯伯，了解内情的人拿出了证据交给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