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态度已经明确：如果在这次事件的压力之下，如果在显示了工人阶级威力的民众的压力之下，武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被迫采取断然的左倾行动，那么南昌就要组织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完全公开反对革命的国民党右翼。
在南昌军事会议上，有人谈到了共产党在民众运动中的影响日益增长的问题。张静江还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采取断然措施，“直到开枪”去对付过激的革命运动。武汉被描绘成“共产党的巢穴”。
民众对租界的占领，加强了武汉左派的地位。这个消息对驻守南昌各军的影响也很大。朱培德、李宗仁等桂系军阀正在举棋不定，并开始公开讨好武汉。蒋介石也决定到武汉来一次。
租界里的资产阶级盼着蒋介石快快到来。为了便于蒋介石对武汉的政治领袖们施加压力，1月12日法国银行已经正式通知客户，从现在起直到发出特别通知为止，银行不再负责保护行中的存款。银行中的存款由存户自担风险。美国银行也打算发出同样的通知。
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到达武汉。国民政府真把他当作“劳苦功高”的总司令来欢迎。数十万民众夹道摇着小旗，连朝鲜人和印度人也出席了民众集会。在欢迎蒋介石的宴会上，有人发言要求把国民政府迁来武汉，总顾问鲍罗廷曾以自己的才能和见识影响过孙中山，但这一套在蒋介石身上却不起作用。他说话时有些激动也有些伤感：“蒋介石同志！我与您共事已经四年了。如果我明天死去，那么国民政府势必要给我送葬———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不是个别将军的顾问，而是全体被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顾问。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同您一起搞革命的，迄今为止我们都在猛烈射击反革命，而现在却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提问题。如果有人不想听我们的忠告，那么世界被压迫人民还是会需要我们的忠告的……”
蒋介石默默地听着。
他心里开锅一样翻腾。
鲍罗廷，走着瞧吧！
但现在他忍着。现在还不是与共产党人破裂的时候，需要巩固刚刚获得的权力与地位。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还必须继续保持，因为北伐没有苏联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支持是无法进行的，这一点在国民革命军向纵深发展时尤为清楚。
即使忍着，即使在武汉的“政敌”的包围之中，他还是公开宣扬自己的观点。他在宴会上发言“反对进行阶级斗争”，暗示中国共产党做得太过火，没有同国民党商量怎样领导民众。
他对企业家说：“现在企业家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矛盾，这是很大的危险。希望你们能够向工人解释解释工人应该做些什么，希望你们能成为工人的领导者。同时，政府也一定能找出办法帮助企业家等人，让他们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平等，让他们能够在三民主义旗帜下享受幸福。”
他离开武汉时向资产阶级借走了300万元“私人借款”。
在另外一些场合，他谈论起政治运动与领导问题：“群众组织领导人中有一些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也许甚至是反革命分子。比方说，工人组织就不是由本党党员领导，而被引上了邪路……”这显然是暗指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里有的是聪明人，大学问家。可是他们的党龄最多只有六年。
一个成长中的孩子，是要看大人眼色行事的。
回头来看，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且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武装力量。他们非常重视蒋介石，支持蒋介石谋得最高军事领袖的职位。1926年2、3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还推举蒋介石为主席团名誉委员。也就在此次会议闭幕后的第五天，蒋介石放出了反共反苏的试探气球———“中山舰事件”。接着又了发生了整理党务案，蒋介石提出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地位的种种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基本上都同意。当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是“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是同意这种观点的。这样一来，对待蒋介石的态度变得模棱两可。出师北伐前，连苏联军事顾问加伦也糊涂了：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呢？
中共中央答道：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因为共产党人还把蒋介石算作中派。
如果说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不明确，那么“远在天边”的共产国际就更是雾里看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