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的故乡，聚集着一批中国的文人武士。他们是朱德、孙炳文、邓演达、高语罕、章伯钧等人。西装革履代替了长袍马褂，满口德文代替了汉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兴趣，使他们由陌生变成了朋友。
柏林中心大街拐角处，字迹粗劣的酒吧间招牌五光十色，特别显眼。夜市的闹景还没开始，已从住家院内飘来德国菜汤的香味。朱德、邓演达、高语罕等几个中国人没有在这条街上逗留，径直往前走，也不搭理别人。他们像通过铁丝网一样，从一些脸无血色、密密絮絮的年轻人身旁挤过，在初次涂上青色眼影的中学生妓女的注视下穿过。当他们从花店里买了几束鲜花时，邓演达已经哭得泪流满面了。
今天早晨，他们从报纸上看见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便一齐来到经常聚会的街心花园，商议着找个地方，悼念孙中山。
来自沙洛登堡区诺尔斯达街的邓演达默默地走着，思绪无法集中。孙中山给予他的教诲，他对孙中山开创事业的热望，这些年来，他们所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是常常联系起来的。邓演达为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不安所控制，似乎是在拼命拨开层层记忆……
他们在易北河租了一条船，把船划到河中心。邓演达把带在身上的孙中山半身像置于船头，朱德把鲜花撒在照片四周，三人静肃默哀。易北河水的波浪哗哗地流过船舷，城市向后移去，灯火在花岗石的堤岸上游动着。
邓演达30岁。中等身材，头发浓密，长得结实。他的动作干净有力，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然而，他的外貌的最动人、最富特色之处是他那一头黑发衬托下高阔的额头，他那双洞察一切的含威的棕黑色眼睛，以及他那棱角分明、刚毅、时常抿紧的嘴唇。他问比他大九岁，在柏林主办宣传马列主义刊物《明星》的朱德：“兄将作何打算？”
“我准备去莫斯科学习军事。”朱德爽快地口答，“学习几个月以后即回国。”
“你呢？”邓演达转而问高语罕。
高语罕比邓演达年龄稍大，但乍看起来好像还小。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头上戴顶鸭舌帽，直挺挺的，动作敏捷。他也在朱德主办的《明星》刊物中服务。他低下头沉思着：“按我个人的意思，《明星》方兴未艾，我也正在兴头上，想接下去办几期，可国内来信，让我到黄埔军校去任教，我正在犹豫……”
“怕是《明星》之外还有明星吧？”邓演达一丝尖刻的笑意掠过嘴唇。
高语罕脸刷的一下红了。他急忙转移话题，问邓演达：“你放着堂堂的黄埔教育长不做，独自一人来到柏林，这又是为什么？”
高语罕不合时宜地提起有关离开黄埔的事，那是去年底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邓演达不愿意提起它。他望着船头花丛中的孙中山像，脸变得深沉、严肃起来。
“党内形势日非，革命前途危险。”他的不算浓的眉毛朝高语罕动了动，“可惜国民党内缺乏真实人才，个个垂涎做官，我是忍无可忍，才拔脚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