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看“牛”。“牛”，“文化大革命”中对“牛鬼蛇神”的简称。
上大学后，只上了一年半课便停课闹革命的我，今天能胜任企业管理工作，要感谢那一段看“牛”的经历。
还是从风云突变的一九六六年夏天讲起吧。
“六月烽火”之后，冷落了一个多月的“文化大革命”，于八月初在《炮打司令部》的进军号角中，重又轰轰烈烈起来。真个是“只争朝夕”，一夜之间我们全校的“红五类”都戴上了“红”袖章，成了“造反派”红卫兵。我也忝列其中，而且光荣地被选为中队勤务员，也就是中队长。
从此，在“天兵怒气冲霄汉”的革命狂飙席卷下，我再也不能在宿舍、教室、图书馆三点上平静地生活、学习了。我们学校被指认是个修正主义大染缸，培养的都是“修正主义苗苗”。我这个书呆子深感不安，心中告诫自己不能糊里糊涂地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一定要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把自己锤炼成又红又专的红色革命接班人。
机会来了。当上红卫兵没多久，我和我们中队便接受了看“牛”任务，具体是看管学校头号“黑帮”、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邓昌。
在红卫兵大队部，我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接受战斗任务一样，庄重地从大队长手里接过了邓昌家的钥匙。望着手中的钥匙，一种神圣的感觉油然而生，自豪感和责任感在我二十年的人生中，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庄严的任务诱惑着我，我沉醉在对执行任务的向往中，腾云驾雾般回到中队部。
两年前，我入学的时候，接待新生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校长邓昌。当时，他们都是他的崇拜者。邓昌是三级高级干部，抗战时担任过中共华东局的宣传部长兼党校负责人；他不仅是革命家，还是教育家、哲学家、文学家，三十年代是“左联”成员，曾被人出卖坐过牢……运动之前，他身兼数职，包括荣誉职务，头衔近二十个。
入学两年，我始终是个平头百姓，无缘得见校长。因此，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全校学生一万多呢！
我远远地见过邓昌，他举止潇洒，穿戴笔挺，有棱有角，架一副玳瑁眼镜，很有高干的派头和学者的风度；他身材高挑而清瘦，运动以来，有漫画把他画成一根晾衣竿，实在是抓住了特点，惟妙惟肖。不过，听大哥哥大姐姐们讲，前几年时兴舞会的时候，每周六晚上，他一次也不落下，跳起来姿态优雅，绝不因“竿”形形体而稍有逊色，并且还有几位漂亮的教职工轮流做舞伴，风流倜傥可以想见。
他作报告，只一纸提纲，广征博引，妙趣横生，丰富的语言像泉水般潺潺而流，一两个小时源源不竭。这一点，我是特别的钦佩。因此，每当他作报告，我从不放过，更不会在场上打盹。
时代变了，世情起了变化。想不到，现在我要与邓昌面对面地打交道了。昔日无缘高攀，今日呼唤在我，当一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真爽气啊！
我带着几名队员搬进了邓昌的家——阔气的四室一厅。让他搬进了十平方米的储藏室。
邓昌身居斗室，四面楚歌，却仍然十分爱整洁，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面对面近距离我才看明白，他原来长了一张刀削脸，两个嘴角总是撇着，似乎时刻都在轻视一切；他那镜片下的两只眼睛轻易不盯着人看。偶然扫你一下，只见两道寒光，威风不减。我暗暗提醒自己：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要勇敢斗争，这是一个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角色。
邓昌的政治前程不妙，而生命之火也十分虚弱。我在他那被抄得乱七八糟的书架上，发现了他的部分病历，原来，他的胃因胃癌切除了三分之一，肝脏轻度纤维化，处于肝硬化前期。前些日子，有大字报说他生活腐化，披露的“秘闻”中，有一条是说他非无锡大米不食，并且不食半截米，每餐要保姆选米下锅。此时，我倒没见过他只吃无锡米，也没见有保姆选米，只发现他多半喝菜汤，吃白粥，而且只用拳头大的碗吃大半碗。他每天早上六点准时起床，坚持在储藏室的小窗前静立作深呼吸，比画一会太极拳，然后喝半杯白开水，极其准时规范，大有不甘衰败的情势。
他有不服整的气势，却又配了个不景气的躯体，经得住斗么？我约束队员们：坚决按《十六条》办，“要文斗，不要武斗”。我看过末代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战犯监狱里那些管教干部的工作堪称典范，他们从不触及皮肉，却改造了战犯。文斗改变了皇帝，邓昌呢？
唉，现实多么复杂啊！我到底是个书呆子，终究成不了“革命栋梁”。一句话，看“牛”不到两个月，“牛”没有变，我却变了。邓昌没有直接与我讲过一句“私房话”，是“实事求是”让我自己教育了自己。
一天下午，“六月兵团”提审邓昌，说要和他“拼刺刀”。他们不愧是学校里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提审办法别出一格，与我接待过的前几批都不一样，真的体现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还是在土改运动中当儿童团时，在斗争地主的场面上见过。
他们一进门，先在屋内挂满大标语，让邓昌必须老实交代……在储藏室，他们用大标语把雪白的蚊帐糊了个密不透风，那意思是叫邓昌寝不安席，时刻考虑“老实交代罪行”。
看过红卫兵指挥部的介绍信以后，我把邓昌叫出来交给了兵团的大个子团长。然后，退到了一旁。
“邓昌，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清楚不清楚？”团长斜靠在临窗的大写字台上，双手插在腰间的皮带里，威严地向他讲政策。斜阳透过窗外的柳丝落在他的小平头上，洒到脸上，映得他的脸上斑斓如涂了一层五彩，看不大清他本来的面目了。我有点忍俊不禁，但看看周围横眉冷对的兵团战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便赶快转头把眼光落在自己的红袖章上忍住了。
“工作中的错误，生活上的缺点，我随时准备向广大革命群众检讨并努力改正。”邓昌站在客厅中央，两眼平视团长，不紧不慢又带点愧疚地回答。
“错误——？！”团长瞪着邓昌，冷笑一声，“说得轻松，是罪行！你装什么蒜？”接着威严地喊道：“我提醒你，交代一九三六年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叛变的经过！”
“叛变？！”我猛吃一惊。也愤怒地盯住邓昌，对叛徒我感到可耻可恨。
“……”邓昌无语，把眼镜取下来握在手里，眯着眼盯着团长，一副不屑理睬的模样。
“这么顽固不化，该咋办呢？”我暗自寻思。
“说！”冷不防，兵团红卫兵发出了怒喝。“啪！”一个英姿焕发的女红卫兵采取了“革命行动”，小巧纤白的手在邓昌后脑门上拍了一记，喝道：“把头低下！”
一时间，我感到不快，有必要“触及皮肉”吗？
邓昌的头朝前点了一下，又反弹似的迅速回到原来的位置，只是收回目光，垂下双眉，然后仍然带点傲气地申辩说：“我没有叛变！我被敌人折磨得浑身是病，九死一生……”
“哼！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团长打断了邓昌的话，“告诉你，邓昌！康生同志多次讲‘什么时候你们揪邓昌都没有错，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当了叛徒。’我们已经查出你发表在国民党报纸上的叛党声明，你还是放老实一点好！”
“……”邓昌戴上眼镜，重新盯着团长，镜片下的眼睛闪着冷冷的光，没有吭声。
“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吗？”团长耐不住沉默，“你声明‘拥护蒋委员长’，这不是卖身投靠的证据吗？”
看来，“六月兵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真行啊！我佩服地想。
“啊——，是这么回事，”邓昌若有所悟地叹了口气，好像得到解脱似的说：“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合作携手抗日，我是按党的指示发表声明出狱的。我的声明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嘛！”邓昌露出了昔日在大礼堂的讲台上纵横捭阖的神态。
“什么，国共合作……党的指示……‘拥护蒋委员长’……‘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到底怎么回事？”我惶惑了。我盯着邓昌平静的面孔，想探寻究竟是咋回事。
“胡说！”团长激怒的喝斥声惊醒了我。我发现对面两个兵团战士的脸上也闪过一丝迷惘。
忽然，团长从靠坐的写字台边跳过来，在邓昌瘦削的脸上，左右开弓，狠狠扇了两耳光，把眼镜都给扇飞了。“我们党决不会指示人去当叛徒！不许你诋毁党！你也休想蒙混过关！”
有理说理，我对团长起了反感。他的耳光解决不了我心中的疑惑。我想，对他的兵团战士也解不了惑。
团长没有理会别人有什么感受，他狂怒地把手一挥：“走，不老实，拉去游街！”
提审就这样结束了。兵团押走了邓昌。
看来，兵团并无意深究邓昌到底是不是叛徒。也许他们认为对邓昌已作了“叛徒”的结论，无须辨别真伪了，与邓昌“拼刺刀”无非是运动轰轰烈烈的需要。当年，土改运动中斗地主时，积极分子们追问浑身哆嗦的地主：“说！财宝藏在哪里？”其实，十之八九，财宝早就被清查出来了。斗地主、追财宝无非是证明穷人当家做主人，土改轰轰烈烈的情势需要罢了。联想让我更迷惑，邓昌与地主老财是一回事么？为何历史会重现相似的情景？
口号声，嘈杂声……朝着教学区方向远去了。我还愣怔在邓昌的客厅里，“……‘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蒋委员长’……”邓昌的申辩与团长的话，像走马灯似的在我的脑海里旋转。
“如果邓昌讲的属实，即使不是党指示的，也说不上是叛变投敌呀！？”
“为什么说邓昌是叛徒呢？”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的姐夫程涛。他原来是一个很能干的乡党委副书记兼乡团委书记。可是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被开除了公职和党籍。原因是他参加过反动组织“三青团”，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程涛曾反复申辩，说自己解放前夕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当苦力时只有十五岁，有人来说是“三青团”，还把他们一帮苦力登了记，自己根本不明白“三青团”是怎么回事，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活动就解放了。但是，工作组不予理会，也不考察他解放以来的政治表现，只凭旧政府档案里那一本“三青团”名册为他定了性，“砍杀”了一个有为青年的政治生命，使一个旧社会苦力变成了新社会的“牛鬼蛇神”，靠帮人做挂面为生。
姐夫程涛过去的遭遇，邓昌正面临的遭遇，让我对自己看“牛”的任务彷徨起来。
傍晚，邓昌被推进屋，一下子瘫坐到沙发上。两个小时的游街使他精疲力竭了。我打量着不断喘息的邓昌，废纸篓做的高帽子掉到地上，后颈上被扎了好多血道道，细长的脖子上被挂牌子的细铁丝勒了一道暗红的血印；眼镜不见了，脚上只有一只鞋……我的心颤抖了，忍不住想伸手去扶他起来回他的房里去休息。门外传来换班队员的说话声，我下意识地缩回了伸出去的手。
邓昌缓缓地抬起身子，摇摇晃晃地挪进了储藏室。他还是那么傲然，没有正眼看我。其实，这时我真担心他看我的眼睛，因为那会暴露此时我内心的矛盾与痛苦，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呀！
不久，轮到我押邓昌去劳动。“走资派”“叛徒”“反动学术权威”……全校所有的“牛鬼蛇神”全部集中在学校后面的荒地上拔草。
烈日当空，天地间像大蒸笼，荒地上一片蒿草、芭茅草，没有一点阴凉的地方。我们这些红卫兵打着阳伞，摇着扇子，尚且热得心慌，“黑帮”们蹲在地上与草搏击，那个滋味就可想而知了。
邓昌戴了顶草帽，认真地拔着，一棵小草也不放过，既不停息也不东张西望，他似乎不认为这是改造而是创造。我不禁想起了运动前关于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注重脑体结合的美谈。他慢慢向前移动，不时扯过肩上的毛巾擦把汗，灰白的衬衫像浸过水似的贴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我感到自己的身上都难受起来。
终于，他遇到了一蔸芭茅草。那草，让我这样的小伙子拔起来都要费点神，我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没有回避这只拦路虎，绕着它转了一圈，用脚踹了踹草蔸子，在手心上唾了点唾沫，揪住草蔸前后左右摇了摇，然后双脚用力一蹬，身子往上一挺……我不由自主地握紧伞把，暗暗为他加油。
猛地，随着一声轻轻的“啊”，邓昌四肢朝天仰跌在地上，草帽落在一旁，手里紧紧捏着一把草叶子，那草蔸子却示威般纹丝不动。霎时，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也忘掉了自己的任务与邓昌的身份，嘴里跟着“啊”了一声，冲过去扔了扇子一把把邓昌拉了起来。
邓昌一身灰土，他一边拍打，一边眯起眼注视了我一眼。在一个多月的看管中，我们的目光第一次直接发生碰撞。我只感到那幽深的目光穿透了我的心，窥见了我心底的秘密。那目光是友善的，充满了信任与期待。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朝手心吐了口唾沫又对那草蔸子动手了。我丢掉伞，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芭茅草蔸子使出全身力气一下子便拔起来了；同时顺手扶住身体失去了重心又要仰面倒下去的邓昌。
……
我的“越轨”行动，结束了我看“牛”的任务。因为我“在对敌斗争中对敌人仁慈，立场不坚定”。不久，红卫兵大队部免去了我的中队勤务员职务，让我回班级去与非红卫兵同学一起印传单、刷大字报、张贴大标语。
“六月兵团”提审邓昌以后，为解心中疑惑，我抽时间到档案馆查找了三十年代国民党有关反省院的背景材料。我了解到，党组织当年确实指示几十名关在反省院的共产党人登报声明“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邓昌讲的是事实，“六月兵团”是断章取义地盲从于康生。我对康生指鹿为马的别有用心产生了怀疑。
我感到看“牛”是在为整人当帮凶，想辞去。但是，想到运动结束以后的政治结论，想到结论对工作分配的影响……我打消了请辞的想法。我想，还是留下吧！不要去伤害邓昌就行了。
然而，思想感情支配人的行为。面对现实的时候，根本无法坚持“中庸之道”。如今，大队部的决定解脱了我。我明正言顺地离开了当初感到光荣的看“牛”岗位。
我把红卫兵袖章当做纪念品收进了自己的木箱。我也没有回班里去印那些真伪难辨的传单。一头扎进了学校图书馆，开始了“自修大学”生活。我不仅看自己专业的教材；还读哲学、历史；研究党史、法律；练习书法和文学写作……我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地地道道的“逍遥派”。
看“牛”的过程中，因邓昌“叛徒”问题引起我对康生的怀疑一直不能释怀。我查了有关康生从山东到上海，后到延安，再到北京的各个历史时期，资料显示：康生历史上就是一个极左派。尤其是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他宁“左”勿右，坑害了很多革命者。毛主席在延安整风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就是为了纠正极左路线，拨正整风方向。
我将自己的建议、看法及相关资料全部写入信中，交给了学校革委会主任。
解决了自己看“牛”期间产生的遗留问题，我离开了可爱的学校，离开了我看守的“牛”——一只受伤的鹰——老校长。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