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到外地打工。离家乡几千公里，梦里，尽是父亲佝偻的背影。想到此，我拼命地挣钱，只要能挣钱的活我都干，往往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每一次睡下，我都有一种虚脱的踏实。我想，父亲迟早有一天会理解我的。
哪知，就在我赚钱正欢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粉碎了我的梦想。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严重营养不良，一个雨夜，我天昏地暗地加班到凌晨，最后起身时，眼前一黑，“咚”地栽倒在水泥地上。同事送我去医院，一检查，我得了急性肝炎，并伴有腹水。那些恐怖的夜晚，我睁着失神的眼睛，望着病房惨白的墙。辛苦赚来的钱，像流水一样漂去。我才知道“贫穷”这两个字眼，在穷人的眼里是多么的可怕！
多想在死之前与父亲见上最后一面，看一看他苍老的脸庞，然后，怀着一种麻木的刺痛，在父亲怀里安静地死去。可是，我不能。我不想告诉父亲，我不能让他承受这一打击。医院渐渐减少了用药，我只想挨一天是一天。
一天清晨醒来，我看到了父亲。几月不见，他显得更加瘦小。胡渣，像山上的松针恣意地伸进我的眼睛。原来，父亲接到了公司打给他的病危电话，带了几个叔父，扒了一辆货车，几天几夜没合眼马不停蹄地赶来。
几天过去，父亲带来的钱快花光了，我的病情仍没有好转，父亲的哮喘病却复发了，因为怕吵醒我，实在忍不住咳嗽时，他就捂着嘴，跑到医院的黑暗角落咳嗽。虽然声音被掩饰得很小，但更能揪起我一种撕心裂肺的疼。
父亲与叔父们商议租一辆出租车，将我接回去继续治疗。当父亲背着我出院时，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父亲明显突出的肩胛骨，如两只铁蝶，坚硬如刀。可是，这么多人共乘一辆车，显然坐不了，而父亲不想再花钱租车。
他围着车转了好几圈，最后指着车尾厢对司机说：“师傅，我就躺这儿吧。”
司机呆了，在他眼里，尾厢只能装一些物品，可从来没有载过人。见司机犹豫，父亲猫着腰就进去了。他将自己蜷缩在里面，如一只干虾。
司机见此情况，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让父亲注意安全，实在憋不住就喊一声。
几个叔父都争着要去，父亲对他们说：“我矮小，就我吧，你们照顾好孩子就行了。”叔父们实在不忍再看，难过地转过脸去。
临行前，父亲爬出来，走到我跟前，伸出他粗糙的手，握住我，说：“活着回去，孩子！以后的路，你要走好啊！”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我坚定地回答他：“爸，咱们要一起回家，好好的！爸，我这就回去复读，你要看着我考大学，你要答应我！保重，爸！”
父亲棱角分明的脸上，掠过一丝苍凉的微笑。
德州的冬天很干冷。即便坐在车厢里，也感觉到外面的冰寒。为了保证父亲的呼吸，司机将车尾向上掀开一条缝。叔父一路告诉我：“孩子，回去好好读书吧，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你父亲总是一个人在山上抹泪，他不稀罕你的钱，在乎你为他争光。”
车行驶在如水的月色中，北风蹭着车窗呼啸而过。司机显然拼尽了全力，他也是在为父亲争取时间。
整整两天三夜，冷风像一只只无形的怪兽，无孔不钻。坐在车里面，几个人相偎取暖都觉得寒冷。我不知道病痛的父亲会不会挺得住。我与他只隔一层钢板，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不能翻身、不能动弹、不能叫痛，强忍着孤寂、病痛与颠簸。他是在用他的生命抢救我的生命，用他的时间换取我的时间啊！
我才知道，这世上有一类父亲，子女永远是他们的希望、信仰、寄托、主宰、力量之源、奋斗之根，是生命的全部意义。
黎明时分，天色如墨。在一个出站口，警灯闪烁一片。一辆辆车被依次拦下，检查、问证、放行。轮到我们时，警察看了车上每一个人的证件，最后让司机打开尾厢。在警察的注视下，司机颤抖地打开车盖，父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仿佛睡着了一般。一个警察用戴着白色手套的手，摸了摸父亲。父亲呻吟了一声，警察吓得跳了起来，旋即大怒：“怎么能这样载人呢？这不是草菅人命吗？”
我这才得知，路上不断有司机与乘客透过那条“生死缝”，看见了一动不动的父亲，记下了车牌号，并报了警：有人偷运尸体！
警察要罚款。这时父亲清醒了过来，想出来却又不能，在叔父们的帮助下，他一点一点被拖出，患了风湿与静脉曲张的他，双脚不能沾地，只有靠两个叔父的手勉强搀起。陡然，父亲脸色青紫，唇色焦白，自胸间传来一声猛咳，穿透喉间，如雷袭来，刺入耳膜，听之让人心颤。
显然，父亲不能动弹的原因，是昏过去了，失去了知觉！
父亲凝望着我，嘴唇哆嗦，第一句话就是：“求求你们放行吧！只要救活我儿子，我死不死无关紧要，这事与司机没有干系，我给你们跪下啦！求求你们这些好人了！”一阵刺痛袭击了我，我大叫一声：“爸！”人僵在原地，灵魂早已走远。
天色渐明，许多人背过脸抹泪，女人们感动得哭泣起来。一个人都没有动。
“闪道！出发！”
一名警官高声地命令。
他亲自出动了一辆警车，载上我的父亲，“嗖”的一声，风驰电掣地将一切抛远。透过反光镜，我看见那些晨风里的警察们，伫立在那里举起了手臂，向父亲行注目礼。司机红了眼，狠踏油门，车子发出阵阵嘶吼。泪水，早已在他脸上垦出两道河。
我与父亲没有违背从德州出发前的约定，都活了下来。几个月后，父亲扛着他的那一套家伙走进了大山深处，如一枚坚果落进了深秋。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一类大学。走时，山中开山炮一声一声直插云霄。群山，淹没在我的泪水里。从这一天起，我开始了一种真正的生活。
多年的梦里，这炮声犹在耳际，诉说着我与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父亲是在用一种仪式为我壮行，那一声声冲天的梦想，时时提醒我：人活着，不能仅仅只为了自己！
“亲”爹
那年，她才10岁。
10岁生日那天，她的爹再也没有从井下上来。瓦斯爆炸后，她的爹永远离开了她和娘。
娘几乎哭瞎了双眼，一年之中，头发全白了。娘说：“孩儿，娘带你走人家吧，这样你就能上学了。”
她哽咽着说“好”，因为再坚持下去，娘也要累死了。
娘带着她嫁人了，是远方表姑说的男人。她不愿意离开家乡，那男人就说：“那我去她家吧。”
她第一次看到他，惊住——他怎么这么老这么丑？和她亲爹比，他好像老了不止10岁，眼睛小得只有一条缝，已经满脸的褶子，有50岁了吧。她看到他就烦。
这个男人娶了她娘后，也去矿上干活了，发了工资，一分不少地全交给她娘。下了班，买花买糖葫芦给她，期望她叫他一声爹。她偏不。娘让她叫爹，她执拗地说：“凭什么？我爹爹已经死了。”他站在一边，尴尬地笑着说：“那就叫叔吧。”叔她也不肯叫，嫌他啰唆，而且吃饭没吃相，呼哧呼哧的。
14岁，她到镇上读初中了。每个周末，他跑来接她，家里只有一辆自行车，娘不会骑，只能他来接。一路上他问长问短，她答得少，因为觉得没必要和他说。同学问她：“那个接你的男人是谁？”她冷漠地回答：“一个远房亲戚。”但他每次来看她，都会带好多好吃的给她，他说：“你娘让我带给你的。”后来有一次她发现，娘并没有带东西给她，是娘说漏了嘴，娘说：“家里用钱紧，这个月就不带什么给你了。”但是她还是收到了他送来的饼干和奶粉，他说：“你娘说了，你正长身体呢，要多吃点有营养的东西。”
虽然来自农村，可她觉得自己并不比那些城里的孩子吃得差。她知道，是这个男人关心着她。那时，她小小的心里，有了些许的温暖，但那一声“爹爹”，她是叫不出的。
她考上了高中，他说：“不如，我们搬到城里去吧。”娘反对，说搬到城里做什么，怎么生活啊？
他说：“为了孩子啊！孩子要到外面租房子住，我们怎能放心得下！再说，城里的钱要比这里好挣些，矿上马上不行了，我得多给你们娘俩挣点钱，孩子还要上大学呢。”
那时她17岁，拧着衣角想哭。上高中的费用很高，他凑不够学费，去卖了血。抽屉里，有他卖血的单子，她是偶尔看到的，那上面写着他的名字——刘大苍。很俗的名字，看得她想掉眼泪，她说：“叔，谢谢你。”
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搓着手：“一家人，说什么谢不谢的。”他不善言谈，却总是和她找话说。有一天她听到他和娘说：“这孩子多可怜，10岁没了爹，如果我再不对她好点，心里说不过去啊。明天是孩子生日，你问问她喜欢什么，咱俩送她。”
那是第一次有人给她过生日，是他亲手擀的面条，还有他送给她的一匹小马，布的，花10块钱从集镇上买来的，因为她属马。她吃着面条，觉得心头哽咽。
为了她，他们全家搬到了城里。他在街上做了修鞋匠，娘摆了水果摊。她天天要路过娘的水果摊和他的修鞋摊，他永远在那里忙碌着，有时看到她，他总是说：“你等等。”他的鞋摊旁边，挨着一个面包店，还有一个烤红薯的。有时，他会给她买一块面包；有时，会买一块烤红薯，然后笑呵呵地继续修鞋。
他一笑，眼睛就更小了，她呆呆地站在风中，举着那块烤面包。
她知道，他挨面包房很近，可她肯定他一次也没有舍得吃烤面包。那时，她有了和他相依为命的感觉。
不幸是在她高二的时候再次发生的。她的娘，突然倒在水果摊上，再也没有醒来。她想，她是个苦命的孩子，没了爹，又没了娘，从此，她靠谁？
他说：“孩子，不要哭，有叔呢。”
是啊，她还有个叔！她的丑叔！她和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男人将会如何？没了娘，他还会管她吗，还会在这个家里待下去吗，是不是还要娶一个女人做她的后娘？
他什么也没有说，还是早出晚归，给她做饭，嘱咐她多吃饭。她学习忙，她的衣服全是他洗干净后叠好的。
一年后，她考上了重点大学，他拿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哭了，他说：“叔准备喝点酒庆祝庆祝。”那时，她想叫他一声爹，但她还是说了一句：“叔，我去给你炒两个菜。”
她上大学要很多的学费。他回了趟老家，把家里的老房子卖掉了，他说：“以前总想老了还乡，现在不想了，卖了以后供你上学，只要你上出学来，叔就放心了。”
她是带着他卖房子的钱上大学的。他每月寄来生活费，她知道，那是他一块钱一块钱攒起来的。那些钱，经历了多少风吹日晒啊。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脸更黑了。
后来，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了托福。去美国之前，她回家与他告别。
那是她见到他第一次流眼泪，他说：“孩子，外国要是不好就回来，不要担心叔，我会过得很好。”
她也哭了，说：“叔，我担心你一个人……”他就哽咽着说：“没事，叔是铁打的人，你放心。”
她走时，他去送她，她说：“叔，回吧，您多珍重。”他挥着手，风吹起了白发，临走，递给她一个包，红色的纸里包着什么东西呢？
在火车上打开，她呆住了，是一万块钱。有一百的，有十块的，有一块两块五块的，很烂的一堆破钱，她抱着那堆钱，哭了。
几年后，她飞了回来，是为他处理后事的。他突发脑溢血，死在修鞋摊上。
收拾他的遗物时，只有几件衣服，有的还补着补丁。
还有一件，是他买给她的那匹小马，他一直留着。白色的马，还是那样漂亮，那是她收到的唯一的生日礼物。
钱不多，照样是那样脏，在柜子底下藏着。
她为他订了最好的棺木，比娘的还要好。她按照当地的风俗披麻戴孝，并且在坟前摔了一个碗，那都是女儿应该做的事。
好多人说：“看人家，从美国留学回来还能对一个继父这样。”可她知道，她欠他的，远远无法补偿。她总想让他过上好日子，以偿还这半生恩情。她现在明白了，他早就是自己的亲人了，而且在他心中，自己就是他最亲最亲的女儿。
摔碗的时候要喊亲人，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喊叔，她喊了那么多年叔，可她用尽力气哭着喊：“爹，闺女为你送碗来了！”
那一声爹，让她泣不成声！
“爹，你听到了吗？女儿在呼喊你，爹啊，那丑丑的亲亲的爹！”
再叫我一声“兔崽子”
爸爸是个挖煤的，绝大多数傍晚，他都是全身黑不溜秋地回来，然后把手上的衣服、皮带重重地摔在椅子上，这表示他不高兴。
我一直不知道他为什么愤怒，后来终于找到了答案：我长得太白。因为有一次，妈妈给他盛饭的时候，他斜眼瞅了我一会儿，嘟囔道：“这么白？”我也觉得自己太白，不像挖煤工的儿子，我以为自己是捡来的。
我12岁那年，妹妹降临人间。妹妹属兔，爸爸就叫她“兔崽子”。临出门的时候，他总是把妹妹抱过去啃半天，“兔崽子，兔崽子”地叫上几十遍才肯走；傍晚从矿上回来，把东西一撂，就叫道“兔崽子呢”。
其实我比妹妹大整整一圈，也属兔，可他从来没叫过我“兔崽子”。只是在合称我们兄妹的时候，才说一句“这两个兔崽子”。这明显是搭配。
我没什么怨气，因为小妹实在太可爱了。她哭声响亮，笑容甜美，总是在大家感到乏味的时候，适时地发出咿咿哎呀的声音，让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稍大一点的时候，妹妹又显出懂事的天分。爸爸每天回来，妈妈都会打一盆水给他洗脸。有一次，妈妈忙着炒菜，没来得及打水，妹妹用她的小塑料盆打了满满一盆水，挺着肚子端了过来，小脸憋得通红。那时候妹妹才两岁半，爸爸的感动可想而知。他一手接过盆子，一手将妹妹抱起来，亲得她黑不溜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