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个眼神、一句招呼语、一声称谓，都成了判断一个人政治地位和处境的晴雨表，多年经验告诉我，早在1966年席卷中华大地的一场风暴发生前，我的地位已发生变化，处境越来越不妙了。平时见面总要跟我打招呼的人遇到我常常把头一扭，视而不见。喜欢到我的办公室翻翻我书架上几本英文企鹅丛书的教师，也逐渐都不露面了。另一个明确的信号是，教研室决定要我开一门英美文学选读课，但开学已久却没有下文，我继续坐在资料室里编书目。这也好，我在书海里漫游，自得其乐，尽管外面战鼓敲得越来越响，莫忘阶级斗争的口号声喊得越来越高。但我不能与世隔绝，偶一抬头，我仿佛看到头顶上悬着一把系在马鬃上的利剑。我是古希腊的达摩克利斯。
阴霾压顶。《海瑞罢官》受到批判，“三家村”被揪了出来。平时喜欢舞文弄墨的人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我不写文章，只搞翻译。我自我宽慰地说，我的最大罪名无非是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谅还不会成为这次文化运动的靶子。
有一天，暴风雨终于爆发了。一张大字报诞生了千百万张大字报。大字报铺天盖地。锋芒所向，从走资派到小爬虫，从反动学术权威到漏网右派，牛鬼蛇神几乎无处不在。朗朗中华霎时变得天昏地暗，成了魑魅魍魉的世界。我自然也不能幸免，有的大字报还在我的名字上打了红叉。但给我戴的仍都是那些旧帽子，算的仍是老账。我自觉心安。
一天上午，革命群众都到兄弟院校去看大字报、取经，校园里出奇地安静。我一个人坐在资料室心不在焉地翻报纸。突然门开了。一个知道我的名字被打了叉仍敢对我挤挤眼睛的年轻教师走了进来，低声说：“没想到你还写诗。”
“我是个俗人，从不写诗。”我说。
“去看看，大礼堂左边靠墙的一张大字报。说你写反动诗。”
“那就奇了。这顶帽子我可不敢戴。”
“开帽店的哪管你戴着合适不合适。先稳着点，小组要讨论你的问题，也许我能知道点什么。”
怕有人发现我们谈话，他匆匆离开资料室。几天以后，年轻教师来还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字条：“笔记本，遗失后归还，诗歌残句，含沙射影。”看过后，我当然立刻把字条消灭。但我马上恍然大悟。
一年多以前，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诗集，约我为他们译十余首德文诗。对封建统治者的指责，对人民受奴役的怨愤，指的都是19世纪德国现状，同当今的中国风马牛不相关。我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人像机器一样昼夜不停运动的日子里，我自然不会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我的办法是，晚上上床前背一首诗，次日上班，开会也好、或做其他事情也好，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偶然脑子里迸出一两个妙句，恐怕事后遗忘，便随手记在学习的本子里。后来有一天本子失落了。我始终弄不清是否遗失在会议室还是放在办公室桌上突然不翼而飞。又过了几天，系秘书叫我去他办公的地方领东西。他拿出我丢的笔记本，问是不是我的。我把本子拿回来。我做梦也没想到，在遗失的三五天里，我的笔记本已被仔细审查，据说——这是若干年后才知道的——其中某几页还被拍了照，存入我的档案。一顶诗人桂冠——虽然被看做是“反动”的——就这样无形地戴在我头上了。
经过申诉，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这件“反动诗”案后来总算澄清了。幸好我还保留着出版社的约稿信、德文版原书以及一极有力的见证——老翻译家孙用（《裴多菲诗集》译者）为我修改译稿后写的一封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不知过了多久，系里的革命领导小组找我去谈话，宣布“反动诗”一事已经解决，但我的问题还没完，我仍要继续劳动（这时我已是牛鬼蛇神劳动大军的一员了），仍要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一名领导小组成员厉声说，“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我本想反问，即使我有共鸣，难道1848年的革命思想今天已成为反动思想了吗？但这个问题只是在我脑子里转动了一下，我没有把它说出来。
为我摸情况、通风报信的那位同事早已不在国内了。他是1964年分配到学校来的一位年轻法语教师，热爱文学，曾经野心勃勃想把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逝水年华》译成中文。他已译了一部分，常常找我谈论翻译问题。“文革”期间他是逍遥派，后来去南方大串联，认识一个从柬埔寨归国的华侨姑娘，结了婚，70年代中同妻子一起到比利时去探亲，从此再没有回来。我倒想知道他在欧洲是否实现了翻译法国名著的夙愿。
这个一度梦想当翻译家的年轻人恐怕早已把“文革”中的一件小事忘在脑后了。我却不能。而且我至今一想起这件往事，仍怀着对他的感谢之情，如果没有他，不知道这口黑锅我要背多久。
我又想：为“阶级敌人”传递消息要担很大风险，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但当一个人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已成众矢之的，如果你知道他本来就清白无辜，对他说一句抚慰的话，递一个温存的目光，也许不需要多大勇气吧。可是这对身处危难的人是多么宝贵啊！人们会发现，正义同良心在世上并未泯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