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傅鼎新，字子伟）生于清末光绪晚年，长大求学专业是俄语，毕业于北洋军阀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专修馆为中国培养出不少俄语人才，革命家瞿秋白、早期俄国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等人都是俄文专修馆毕业生。但我父亲一生只是个普通公务员，没有作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大事来。毕业后，他先在库伦（今天叫乌兰巴托）待了一段日子。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都被撵出蒙古，父亲也迁居哈尔滨，从此在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长春至满洲里）理事会翻译文件。一待十余年，直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不久又把中长路从俄国人手里掠夺过去，他才退职。父亲死得很早（1940年），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年轻时为什么学习俄语，也没教过我一句俄语。小时候我会说俄国话完全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我生在哈尔滨（南岗春明街门牌4号），8岁以前一直生活在哈尔滨。俄国闹革命，对敌对阶级残酷镇压，贵族、富商和众多知识分子纷纷外逃。多数人逃往西欧或远航美国，住在远东地区的人则往南走。离开俄国边境后的第一站就是哈尔滨。有钱的人到哈尔滨只是借路，继续南下去青岛或上海。但也有不少人就滞留当地，在哈尔滨安家落户，做各种营生。哈尔滨一时成为一座国际都市。
我家住的是铁路局分给的公房。一幢宽大的长方形房子，从中一分为二；我们住一端，另一端住着一家俄国人。春明街住着很多白俄，俄国小孩是我童年时期的游戏伙伴。我们在宽敞的院子里骑着童车奔跑。我骑一辆四轮小汽车，叫骑三个轮儿的孩子看着眼红。童车在我们眼里是一辆辆公交车，院中几株高大白杨树成为汽车站。我们用俄语互相呼喊：“到站了！”“开车了！”“买票了！”小车横冲直撞，直到有一辆撞到树上翻了个儿，驾驶员号啕大哭，游戏才收场。我的俄语说得同俄国孩子一样流利。俄语不仅在外面说，家里大人说话也夹杂着俄国字。面包叫“咧巴”，汤叫“苏普”。家里有什么活儿要找工人，就说雇个“老伯台”去。这些词儿都是俄国字的译音。
吃过晚饭，父亲把我打发到住房另一端那家俄国人家里。这家有两姐妹。妹妹妮娜，一个十八九岁漂亮少女，是我的俄语教师。她把着我的手教我写俄文字母，给我朗读俄国童话，读完就练习问答。要是我回答对了，她就叫我“张嘴”，“闭眼”。我张开嘴，于是嘴里就塞进一粒糖果。她还带我去过道里（哈尔滨的商业区）逛街。有一回她给我买了本带插图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这是我读的第一本俄文书。
哈尔滨冬天很冷，白雪皑皑。自从下了第一场雪以后，街上的积雪整个冬天一直不化。冰雪铺路，马车都改成了“耙犁”（雪橇）。赶马车的有不少是旧俄军人，甚至是沙皇时代的骑兵。我不知道那些驾辕的高头大马是不是他们过去的坐骑。父亲上班有一辆俄国人赶的马车，冬天也改成耙犁。父亲很严厉，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壮起胆子求他带我坐一回耙犁。我穿上厚重的大氅，裹着围脖，脚上换了毡靴，爬到座位上。赶车的用他的皮袄把我双腿盖住。我很暖和，也很开心。耙犁奔驰起来，跑得飞快，有时候甚至超过一辆汽车。我不怕翻车，就怕被拉回家里。
我的身体里流淌着俄国人血液：一个俄国妇女用她的奶汁哺育了我几个月。我的生母身体极弱，没有奶水喂我。父亲雇了个俄国奶娘。奶娘不懂中国话，在我家只能同父亲交谈，而且说的是俄语。母亲很不舒服，过了几个月，就逼着父亲把她辞掉了。临走前，她留下一张照片——一个年轻俄国女人扶举着几个月大的一个女婴，她自己的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历尽沧桑，这张照片一直保存下来。照片背面有两句俄语：“你的小姐妹送给秦格（我的乳名）留念。祝永远健康、善良。记住，生活中没有永恒的事。”“世界上没有不散的宴席，”是给一个无知幼儿的留言，还是给别的一个什么人写的，就不必深究了。
我的性格既有羞怯、懦弱的一面，有时又狂野不羁，胆大妄为。我既老实规矩，又富有冒险精神，做出些逾越常轨的事来。我柔顺、服从，又有叛逆倾向。酷爱自由，总想自己掌握命运。这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非常危险的。幸好我性格中柔顺的一面制约着我，叫我没有把脑子里的那些浪漫主义想法发挥尽致。俄罗斯人爱走极端，我却没有。我的性格是我自己的，不是俄罗斯的。如果有一点儿，那也只是修正过的、削弱了的俄国人性格。是不是这样，我不敢说，还是让知我者评定吧。
在离开哈尔滨以后，我很快把俄语都忘在脑后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有一个爱好外语的朋友给我做伴，两个人从一位北平图书馆馆员那里又开始学了一段俄语，但并没有学下去。1943年初，我告别大学只身离开沦陷区。在冒险带走的十几本书里仍然有一本俄语语法书和一本俄文字典，可见我学习俄语之心一直未死。
又拾起俄语课本来，已是建国前夕了。1949年夏，我从南方流亡归来，在北京大学复了学。这一年（到1950年夏），我非常忙，要在北大听课，参加考试，又要在女二中兼课，每周改四五十本作文簿，但我还是争分夺秒，自学俄语，最后借助字典开始读屠格涅夫的《初恋》。读完这篇名著，看了看日历，正好是我再次拾起俄文那天的一周年。
有了俄语基础知识，在50年代中苏蜜月期间，我尽情享受来自境外的俄罗斯文化。听俄国专家讲课（这时我已经在北大当助教），参观俄国画展，看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白夜》，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甚至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都已改编成电影，在中国也都能看到。
1959年建国10周年，苏联派来的莫斯科大剧院演出团到中国来祝贺，我沾了教外国留学生光，在人民大会堂看了一场芭蕾舞《天鹅湖》。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没能看到演出，只能从唱片上欣赏了。
我喜欢俄国和苏联音乐大师的作品。别人不说，只讲肖斯塔科维奇这位大音乐家，他的15部交响乐我就已经陆续买齐了。《第七交响乐》，一名《列宁格勒交响乐》拍成了电影。在这个已成废墟的英雄城市里，演奏家从各个阶层来到一起，有人还抱着提琴来自炮火纷飞的前线，合奏一曲英雄史诗。法西斯敌人的战鼓声声逼近，而普通老百姓却以更大的音响抗击着入侵者。《第七交响乐》叫人灵魂震撼，表现出俄罗斯人的顽强不屈。
我受益最多的是在外文书店买到的大量俄语书，书价低廉，内容无所不包。1954年，我的第一本翻译出版了，这本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是从俄语翻译的。10年以后，我译一部分量沉重、文体艰涩的德国长篇小说，亨利希·曼的《臣仆》，也得助于俄文译本。英美只推崇托马斯·曼，对他哥哥亨利希·曼，另一位杰出作家，并不注意。据我所知，亨利希·曼的小说并无英语译本。但苏联却有两个德国文学翻译家把《臣仆》译成俄文。两个译本我都在外文书店买到了，译这本书时，一些疑难句有两位俄国教师为我解释。
我对俄罗斯的了解一直是从书本、从绘画、从电影中得来的。“文革”后虽有机会出国，也总是到西欧国家。直到2000年，我已经活到77岁，才有机会踏上这块早已神往的土地。这一年6月，我参加了人民大学几位退休俄语教师组织的赴俄旅游团，登上飞往莫斯科客机。旅游团在俄国和乌克兰逗留了两个星期，游遍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等地的名胜古迹。我们甚至从基辅乘机飞到敖德萨海港，远眺滚滚波涛的黑海。两周旅程，日日都在享受丰盛的文化大餐，久已萦回于心的旅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
离开莫斯科前一天，我一个人徜徉在老阿尔巴特街，向莫斯科告别。多年前阅读过的许多诗人、作家的名字，赫尔岑、果戈理、莱蒙托夫……又回到我的脑海里。我找到了普希金的故居。1831年普希金在同美丽的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结婚以后，在阿尔巴特街门牌53号一幢房子底层住过几个月。房前街头上伫立着这对年轻夫妇的青铜铸像。我在铜像前站了一会儿，想起他一首名篇中的几行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必悲痛，不必气愤。
在苦闷的日子里需要克制，
相信吧，欢乐的日子就要来临。
我已经遵奉诗人教导，用“克制”度过一长段“苦涩”的日子，但是我等待到“欢乐”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