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早已立秋，晚上坐在户外感到一丝凉意。夜已深，庭院寂寂，草丛中传来一只蟋蟀的孤寂鸣叫，不由平添了些许凄凉感。55年前逃离家园的一幕无端地又回到记忆里。
也是秋季，我同女友D徘徊在景山公园山后的树林里。荒草芜蔓，虫鸣唧唧。我同D心头沉重，两人都沉浸在凄恻悲凉的心境中。我们正在商讨一件大事：或者阔别，或者共同逃亡到异地。平稳的大学生活即将中断，前途茫茫。我们能否驾驶着生活小舟，平顺地越过波涛险恶的海洋，停泊到某个港口？两人都心中无数。
1948年，国内内战方酣。国民党统治区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如火如荼，我和D都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里。两年前，我从内迁贵州的浙江大学返回故乡北京（当时还叫北平），在辅仁大学复学。D是辅仁历史系学生，比我低一年。我们同另外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研读进步书刊，讨论爱国学生运动形势，由此相识。由于思想相投，接触频繁，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因为D的家在外地，受战火阻隔，即迁居到我家里。8月下旬，国民党为了镇压爱国学生运动，成立了所谓的“特别刑事法庭”，并在报纸上公布了北平各大院校共约280余名学生的一份名单，声称这些人都是“共匪学生”，准备进行大逮捕，D的名字也列入名单中。我这时已转学到北京大学，尚未受到反动当局注意。D经常在我家，她是否已被特务追踪？我住的地方特务是否调查清楚？一时尚无法弄清。但是在我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名单后，便立刻采取了对策。为防万一，D必须隐蔽起来。离我住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家私人开设的医院——鼓楼医院。我同其中一位大夫相识，就把D带去，假称她身体不适，要住院检查。这种私立医院，以赢利为目的，对就诊病人，自然来者不拒。在把D暂时安顿好以后，我立即去找几个我深知同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关系的同学，联系逃往解放区的路子。
我首先到北大去找施和徐。施是教育系的一位女同学，她同我及另一位从台湾来北大求学的学生经常会面——可以说是一个松散的三人学习小组。每次在施的宿舍聚会，或者议论解放战争发展形势，或者交换个人思想情况。施的年岁稍长，思想成熟，偶然还会介绍我们阅读解放区出版的文件和小册子。有一次，她无心又似有意地问我：如果有机会，你是否愿意到一片新天地里锻炼自己。可惜我当时对书本——或许也对女友过分眷恋，未能领承她的好意，叫她对我失望。这次我找她，说明来意，她的回答也叫我感到失望。干革命不一定去解放区，她说。我完全理解她：她怎么能介绍我带着一个她不知底细的女性，到那块神圣的土地去呢？我又去找徐。徐是我的同班同学，曾介绍我参加了一个进步的文艺社团，还约我为一份学生刊物撰稿。有一段时间，我迁入他的宿舍，同住一个寝室，夜间促膝谈心。更重要的一件事是，我曾把一份国民党特务组织调查的进步学生黑名单转给他，托他递交给地下组织。这份名单是我同D的一个共同朋友——一个为生计所迫投进国民党警察学校的青年人偷偷抄来的。徐也认识D，我们曾一起郊游过，因为徐那次摘了不少酸枣，所以D取笑他，叫他“酸枣”。徐很乐意帮我们的忙，只是因为这时国民党正在全市进行大逮捕，联络受到破坏，所以我们必须等待。徐嘱咐我，暂时叫D隐蔽一下。
从北大出来，我走到当时位于西安门南面不远的私立华北学院，在华北学院读书的J是与我和D关系最密切的一位“战友”，也是我最有把握的通往解放区的一条路子。J的地下党员身份早已不向我俩保密。就在这一年春天，我的进步思想的启蒙者、一位多年在白区工作的老同志，就是经我介绍，由J安排投奔到冀中解放区去的。我是J在华北学院宿舍的常客。但是这次我去找他却过于鲁莽——差一点自投罗网，被国民党反动派的魔爪抓住。J的两三个同屋看见我走进屋子，个个面露惊惶神色。一个平日我较熟悉的同学低声说：“你怎么还往这里跑？没听说昨天夜里这里出事了吗？他们带走了三四十个人。J因为拒捕还挨了打。你赶快走吧！”我立刻转身出去。快走到校门的时候，发现有两三个身穿便衣的人在附近徘徊，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我非常镇静地径直走进校门内一侧的一处公厕，在里面待了两分钟，定了定神。然后一边系着裤子上的风纪扣，一边从容不迫地从那两个人旁踱出大门。他们只是侧目看了我一眼，未加阻拦。就这样我平安地逃出了鬼门关。
去解放区一时没有希望，在医院避风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这一天我约D来到景山公园僻静处商讨出路问题。D提出她可以绕道先回冀东老家，然后设法出山海关，到解放区大连去找一位女友（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个在警察学校受训的青年人的姐姐）。我认为这样走道路险阻。当时辽沈战役虽已结束，但国共两军仍在铁路沿线对峙，封锁极严。我决不放心叫她一个单身女性冒这种风险。想来想去，最后只有一个办法，到南方江浙一带避避风头。抗战后期，我去浙江大学上了三年学，有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战后浙大复员回杭州，我的同学有不少已经毕业，在江浙一带工作，我同他们中个别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只要找到其中任何一个，就能寻到一个避风港。但是D不认识这些人，事出仓促，我也无法事先打招呼，我必须同D一起走。万一到了那边联系不到熟人，我就同D暂时过一段飘零生活吧！从大局看，东方已经显露曙光，反动派的黑暗统治是维持不了多久的。
日近黄昏，D必须赶回医院，免人生疑。我俩在短短会晤后又须分手。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立在身旁。我同D每一次分开都可能是长期阔别。这也是为什么我决心同她一起出走的原因。
她在公园外面上了一辆人力车回医院，我则沿着景山东街缓步向家中走去。这时候一辆美制十轮大卡车从我身边风驰电掣地驶过去。在匆匆一瞥中，我认出来立在车厢中的十几个青年男女中有我认识的孙氏姐妹。她俩也是辅大的学生，家在北京。看来反动派在搜捕完住校学生以后，正把魔掌伸向校外。我同D商定好计划，必须立刻行动，不能再拖延了。
两天以后，从天津码头驶往上海的招商局致远号轮船上（这是一艘货轮，但也搭乘了一部分旅客和溃散南逃的国民党士兵）出现了一对年轻男女乘客。女客烫了头发，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华丽旗袍，男的身着长衫，提着两件简单行李。在杂沓的人群中并没有人对这两个人十分注意，因为当时京津一带比较富有的人正纷纷南下，躲避战火。在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后，这两个逃亡者终于踏上了上海外滩。
从天津码头登轮到次年5月上海解放，头顶上阴霾廓清，我和D重返家园，还有不少可以述说的故事，例如在上海阁楼中蛰伏，在奉化县中两个月执教生活。（想一想，“共匪学生”竟然潜伏到蒋介石的老家教课，真是绝妙的讽刺！）一个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工作的好友替D在他那里谋得一份教席。一个好心人对我示警，叫我离开奉化。我丢弃行装潜往上海与D汇合……这些故事如果一一写下来又要浪费许多宝贵篇幅。那就留待另一次再写一篇《出亡记》下篇吧！但是在结束本文前，我还想增记一件小事。1996年我再次去江南漫游，曾专程从杭州去奉化寻旧。我如丁令威化鹤回辽东，只不过奉化不仅人物已非，就连往日城郭也非复旧观了。倒是奉化市第一中学（前身即我曾执教过的县中）的校长听我说明来意后，接待我极为热情。临别前，他送给我一本学校成立90周年纪念册。抵家后翻阅了一下，竟在《历任教职员工名录》中发现了我的名字。半世纪以前的足迹并未完全被沙尘掩埋，令我感叹不已。
（2003年春）
下篇
1948年夏，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统区学生掀起爱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国民党为了挽救颓势，除在军事上继续顽抗外，更对学生运动大肆镇压。8月下旬，北平市政府执行国民党行政院命令，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在报纸上公布280名所谓“共匪学生”姓名，下令缉捕。我的女友D也名列其中。D是辅仁大学历史系学生，我们因组织读书会相识，在接触中思想相投，感情日深。这一年暑假，她的家乡为战火阻隔，无法回去，暂住我家。在形势危急中，我们谋划如何去解放区。但是在我联系了几个与地下党关系密切的朋友后，发现“地下通道”因反动派进行大逮捕一时中断。我和D商议，决定暂时避居上海。几年前我曾在浙大读书，有不少同学已经毕业，并已走上工作岗位。在找到他们以后，再做下一步打算。就这样，我和D从天津登上一条驶往上海的轮船。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记述北平反动当局如何逮捕进步学生。我同D为暂避风头，登上一条驶往上海货轮。现在我续写《出亡记》（下篇），回忆在浙江、上海时近一年的流亡岁月。时光荏苒，距离当年逃亡已经过了60余年。文中个别细节或有不够确切处，但我写的确是半个多世纪前两个爱国青年亲身经历的纪实。我希望通过我和D两个人的遭遇，呈现给读者一个走向消亡的旧中国的社会剪影。
最终我和女友D是在天津海河码头登上一条驶往上海的轮船。当时，内战炮火已经延烧了将近三年，决定东北战局前途的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其他很多他方也都硝烟弥漫，南北交通阻隔。要想从平津一带南下，只有极少数有钱有势的人乘得上飞机，平头老百姓只能走海路，要么就得冒生命危险穿过犬牙交错的战区。我和D决定逃避到上海，事出仓促，根本不清楚该在何地乘船，误以为须到海河河口塘沽。及至到了塘沽，才知道那里只偶然停泊货轮，旅客是根本上不了船的。我们不得不找一个旅店过夜。塘沽当时破烂落后，没有档次稍微高一些的旅馆，我和D随便住进一家小旅舍，一夜惊魂，没有合眼。虽然我们住的是单间，半夜里却有一只大手三番五次捅破窗户纸伸进室里。如果不是我警觉，每次都大喝一声，我们随身带的一点儿家当早就不属于自己所有了。第二天我们又回到天津。打听了一下，天津也没有定期轮船航班。由于战局吃紧，有钱的人争先恐后南下，偶然有一条客轮驶往南方，船票早被达官贵人买去，普通老百姓只有出高价，寻门路。正当我们在码头上徘徊，走投无路的时候，我碰见了救星。一个我在北京就认识的跑单帮的人（我从他手里买过旧英文打字机）从对面走过来。这人姓曲，每个月都要跑两三次上海，倒腾洋货。听说我们要去上海，这位姓曲的朋友答应替我们想办法。他认识一艘货轮上给船员包办伙食的大班，这艘船次日就要启航去上海，而且姓曲的自己也要坐这只船南下。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我和D当晚就上了招商局的货轮致远号。勿庸讳言，我们掏出了很厚一沓法币由姓曲的朋友转到那位大班手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招商局买了好几艘美国海军服役期满的舰艇，经营长江内航和沿海航线。致远号专跑天津、上海线，偶然也远驶东北葫芦岛。虽然是一条货轮，也不能不搭载少量旅客。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不敢得罪，国民党部队溃散的士兵强行登船，阻拦不住，船上的职工自然也私搭几名乘客赚些外快。我和D离开北京，为了逃避国民党特务缉捕，都化了装，穿着也尽量装成富家子弟。D烫了头发，穿着花旗袍，脚穿长筒丝袜。我穿了件质地讲究的绸子长袍，而且特别买了一双锃亮的黑皮鞋。但是虽然如此，还是很难逃过明眼人的眼睛。怎么打扮，我俩也不像为逃避“共产”躲到南方去的少爷和小姐。致远号启动后不久，同曲先生熟识的轮船二副就托他向我们提出请求，能不能帮忙把这次强行登船的百十余名国民党逃兵登记造表，再分成若干小组。轮船去上海要走两三天，每天都要供应他们定量饮食。分组易于管理，而且可以防止他们打架斗殴甚至盗窃船上物品。我相信曲先生不会向船上的人透露我们的大学生身份，但是我和D都会读书识字，这是无法隐瞒的。我倒也乐意做这件事。借着登记姓名，我可以同这些国民党士兵闲聊几句话，做一些调查。哪里的人？在家乡做什么？怎样被“抓壮丁”？上没上过战场？回家以后打算做什么？等等。至今我还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叙述。这个人是个国民党老兵。他是四川某个地方的人，为了赚取一笔不小的安家费，他冒名顶替一名富家子弟当的兵。两次同解放军交锋，两次举手投降，安安逸逸地当了俘虏。每次都从共产党这边拿到一笔遣散返乡费。跟他们谈话，听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我问他回家以后做什么？“当兵哟”，他回答说，“只要有仗打就有钱赚。”我暗自思忖，解放战争越打下去，国民党士兵被俘获的数目也越多，想必其中有不少是这种生财有道的“兵油子”。
致远号的船长姓曹，是一个文雅、英俊、30岁出头的年轻人。在我蹲在甲板上正同国民党士兵谈话，登记他们姓名的时候，他走了过来。开始，他站在一旁听了一会儿我们谈话，后来就跟我唠起嗑来。“谢谢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船上的人手实在不够。这些人吃起饭来像打架似的。”我客气了两句，表示我很愿意干这件事。跟这些大兵说话倒也很有意思。“听你同他们讲话，你也会说四川话？”他问我。我告诉他我说的不是地道四川话，我过去在贵州待过，这两省方言很像。同船上的人讲话，我很小心，尽量掩饰自己的身份。但有时候还是不知不觉暴露了一些真情。我告诉他，这次去上海是找原来在浙江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谋个差事。“是的，华北的形势很不稳，”姓曹的船长说，“有一点办法的人都往南走，但是依我看，南京、上海将来如何，也不乐观。”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弟弟也在这条船上。他已经拿到去美国读书的签证，到上海以后，很快就要出国了。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认识。”我自然表示高兴。没有想到的是，船长介绍我和D认识的，不只是他弟弟一个，他弟弟的未婚妻，一位漂亮的小姐也跟他弟弟一起去上海。她也要出国，可是根据美国法律，只有配偶才能拿到入境签证，所以他们决定要在轮船上举办婚礼。主持婚礼的是一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说是一位基督教牧师，是他们临时找的（不太可能吧！）还是预先约请来的，我就不知道了。为了叫婚礼办得更像样一点，还需要一位女傧相。他们看中了D，D能不能帮这个忙？我同D虽然没有立刻就同意，但也实在找不出理由拒绝。再说，我们在船上的地位已经提高；我们带的两件简单行囊已经从船员集体宿舍里两张简易床被搬到一个小单间里，另外一张大红请帖，虽然是临时写的，也已放在茶几上。看样子，我们被派定的角色，不管愿意与否，只能演下去了。幸好再有一天半时间，轮船就要靠岸，这出戏也就落幕。船长、二副、新婚夫妇和船上所有职工，我们就都将挥手告别了。以后再想见面恐怕也不可能了。遗憾的是，D的化妆很不成功，除了身上的行头外，多一件漂亮衣服也没有。再加上她从不擦胭脂抹粉，什么化妆品也没有，只能将就着借用新娘的凑合一下。婚礼在第二天下午举行，非常简单，倒是晚餐的菜肴很丰富，不少海鲜是我在北平家里从来没有吃过的。第三天午后，致远号平安到达上海，在黄浦江东岸一个货运码头靠岸。我跟船长说好，同D在船上多住了一宿。趁时间还早，我乘轮渡过江去找已在上海工作的几个校友，我要听听他们的建议，下一步我和D该如何安排行止。
1943年年初，我离开沦陷的北平，奔赴大后方，直到1946年夏才重回故里。其间，我曾在内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读了两年多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暗杀爱国人士闻一多、李公朴，民不聊生，我深受触动，思想发生变化，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爱国学生运动。在遵义求学最后一年，与思想相投的一批同学创办油印小报《浙大日报》，向市民宣传从解放区广播电台听来的战局消息，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回北平后，与他们继续保持联系。我因两次转学，毕业时间推迟，但我的一些学友，多数都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在上海一地就有好几个同学在属于善后救济总署的农业机械公司工作。我联系到他们中间的两三个人。第二天，他们就为我和D在虹口区借到一间空闲的住屋，并为D办了一个假身份证，把我们安置下来。D从此改名林仪，两个月以后，她在育才学校找到一个教学工作，学生们也一直叫她林姐。这是后话，此处暂时不提。
且说我们逃到上海的这一年，国民党不仅在军事上接连失利，战线逐渐从东北南移，经济上也面临崩溃。只靠开动印钞机器，发行接近天文数字的法币，万难支持庞大军费开支。8月19日，蒋介石命令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令，发行了名为“金圆券”的新货币。金圆券与旧法币的兑换率为1比300万，老百姓手中持有的旧法币以及黄金、白银、外国货币都必须在指定期限内兑换。与此同时，又实行了暴力“限价”政策，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活动。反动政府这种空前通货膨胀和在老百姓身上敛财的政策导致民怨沸腾，市场一片混乱。我们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值蒋经国在上海坐镇，开始一场打击巨商、富户的“打虎”运动。报纸上天天刊载又有多少人因触犯法令被逮捕，若干商号因囤积居奇被吊销营业执照。我们在上海停留不到一周，已看到市面萧条、人心惶惶的衰败景象。任何人都能看清，蒋家王朝已经到了穷途末日了。
上海的形势非常紧张，我和D仓促外逃，没有带任何表明资历的证件，根本无法找到工作。我们决定到杭州浙江大学去看看，那边会不会有什么机会。浙江大学还没有开学，但是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外语系留守系内的陈建耕老师。当年我在浙大求学时，陈老师还是助教，同我的关系不错。现在他该早已升为讲师了吧。不管他是助教还是讲师，我到浙江大学来还是来对了。原来浙江省中学当时聘请教员有一个传统渠道，常常给省内几个名校写信，提出各自的要求。碰巧接到来信的学校，在本届毕业生中有适合招聘条件的人，愿意应聘，招聘与就业两方面的应求就都解决了。我见到陈建耕老师的时候，他手头正有两封招聘函。一封来自奉化县中，一封来自浙江西部山区某一中学。两封信都聘请英语教员。陈建耕老师建议我去奉化县中。那里离宁波很近，交通方便，条件比山区好得多。我有些犹豫。奉化，那不是蒋介石的老家吗？肯定军警森严，外来人口能不惹人注目吗？但转而一想，我的姓名又没有上国民党逮捕的黑名单，再说，反动派的特务组织松弛、无能，并没有警犬那种敏锐的嗅觉，有什么可怕的？想了想，我同意去奉化。陈老师办事很干脆，当天就拟了封电报稿，由他署名，交给我发出。我看了看他的电报措辞，对我很是吹捧，什么“学校的高材生”啊，“品学兼优”啊，等等。只是没说明我已经离开浙大，这次是从北方来的。第二天县中发来回电，叫我立即前去报到。
我同D在杭州又见了几位老同学，同他们吃了顿饭。午后，我们抓空看了看岳庙、灵隐寺，就乘车回到上海。我们的行李还搁在借住房子里。从上海去宁波乘海轮非常方便。码头在十六铺，傍晚开船，次日清晨就到宁波了。
自1948年9月初到11月中，我在奉化潜居了两个多月。蒋介石的老家虽然是奉化，但当时只有他的故里溪口镇才建设得比较整齐。奉化县中在县城西门外，城墙多半塌毁。只剩下两扇残破城门。市肆也只有一条比较像样的大街，在北门外锦溪江大桥一端。街上有两三家饭馆和几家卖百货的杂货店和粮店。我和D到达后，学校替我们在城内居民家租了间住屋，每天我出西门去学校上课，D到北门外市场买菜，准备两顿饭食。县中没有高中，只有初中五六个班。校长顾礼宁、教职员十几个人对我都不错，不以我这个北方来的外地人为异类。我任课的班级中有几个学生跟我熟了，放学以后竟不请自来，到我的住处要我跟他们说说北边的事。他们对解放战争的形势并不清楚，误以为我来自解放区。我对他们说，北平现在还是国统区，他们想知道的事我同样也不清楚，实在“无可奉告”。我心里说，自己初来乍到，必须谨言慎行，千万别惹麻烦。县中的教员里有一个邵姓年轻教员，家在宁波，单身住在城里。有时候我俩放学后同路回家，从他嘴里我听到不少县中的情况。邵说，前几年，师生组织过一个“奉中剧团”，公开演出过《雷雨》。后来又筹划上演陈白尘写的《结婚进行曲》，就受到当局阻挠，几个出头露面的学生还被开除。现在学校从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实际上还有暗潮，只不过外人觉察不到而已。邵的话多少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决定不应轻信人，他说什么我只是听着而已。
在奉化生活了两个月，感受最深的是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真称得起山清水秀。在老家北平，要看风景只能去北海公园或者颐和园，园中的亭台楼阁虽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庄严壮丽，但未免宫廷氛围太重。就是园林、湖泊也不免有些人工匠气。在奉化，随便走出城门数十步，就是看不尽的青山绿水，秀媚灵透。10月中，学校组织了一次秋游，去溪口镇参观，年纪幼小和体弱的可以乘车，其他人步行。这时，D已离开奉化去上海教书，我就同多数学生和老师一起爬山越岭，徒步前往。一路美景不断，宛如走进一幅百里江山长卷。当晚，奉化县中师生借宿在溪口武岭中学里，第二天参观了雪窦寺、千丈岩，吃了溪口远近驰名的千层饼……让我认识到奉化确实是个人杰地灵的宝地。我对自己说，本来是出来避难的，却误打误撞地到这里来过了一段田园生活，只能看做是命运的巧安排吧。
反过头来说说D应邀去上海的事。我在浙大读书时，同系有一个同学，徐行，比我低一年。不仅学习勤奋，思想也很进步。很可能在校期间就已经入地下党了。他没有像我似地东奔西跑，只是按部就班地读书，所以在我们南来时，徐行已经毕业，而且开始在上海育才学校教书。我同D经过上海时，没有来得及同他见面，但是我曾写信给他，托他为我们寻找工作机会。我们到奉化以后，没过多久，徐就写信来，告诉我们育才需要聘请一位女性教员，教课不多，但需兼顾女生生活管理工作。他向学校推荐了D，并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学校表示欢迎。我和D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育才学校是民主主义战士陶行知先生于抗战时期在陪都重庆创建的，收留战时难童，实行一套有异于传统教育的教育制度。他提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教育原则受到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士普遍支持。育才学校建立后，周恩来同志曾亲自到校为师生演讲抗战形势。抗战胜利后学校迁至上海，陶行知先生虽已逝世，学校却仍然办了下去。D决定稍做打点，就动身赴沪。我自然也替她高兴，但想到我们不得不暂时分离，难免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刚刚建立起的小家庭立刻就要解体。战火不久就要燃烧到长江以南，浙江很多城市都可能为火海吞噬，我和D会不会长久分隔两地？但是我又想，一个多月前在北京，如果去解放区的道路没有受阻，D也早就不在我身旁了。再说了，我现在在奉化教书，只是暂时安身，奉化岂是我们久留之地？她能先走就赶快走吧！就这样，我在第二天就向学校请了半天假，把D送到宁波，看到她上了轮船，挥手告别。
D走后，我退了租住的民房，住进学校为我安置的一个睡觉的地方。奉化县中在城内一处祠堂里占用了四五间房，有的做仓库储存东西，有两间住人。一间住着一个老校工，另一间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邵姓老师的宿舍。现在他们又把一间储存稻米的屋子用苇席隔开，后半间仍然存米，前半间临窗给我做卧室。我同邵住在一个院子里，接触的机会更多，关系也变得更密切了。特别是两人常常一起到外面去吃晚饭。走出北门，过了桥，桥头有一幢二层小楼，我们在楼上找了个临窗的桌子，一人要一盘炒河粉。邵爱喝酒，每餐都少不了半斤绍兴黄酒，有时候我也陪着他喝一小碗。几两酒下肚，他的话就多起来了。谈自己的家庭，谈学校的教学，哪个老师认真负责，哪个敷衍了事，他都了如指掌。甚至某些人的私事，他好像也都知道。不止一次，邵提到他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奉化县政府工作。他听到的消息，有些就是那个人透露给他的。那位朋友跟他说的话很多，有些话还跟我有关系。我摸不透他的本意，是随便说说呢，还是带有警示含意。比方说，他称赞我爱看书，课间空隙总看见我在阅览室翻看报刊。说我认识的人一定很多，传达室常常有我的信件等我领取。这些话叫我提高警惕，我这个外来户是不是很引人注意，会不会被人盯上了？有一个星期天，我的一个学生给我借来一辆自行车，陪我一起去海滨一个小渔村。那一天，我回来得比较晚，邵第二天问我那天我到哪儿去了，他等我一起吃晚饭一直没等到我。我告诉他我去了一个学生的外婆家，我还从来没去过渔村呢。邵听我解释后，摇了摇头笑着说：“你可真爱玩。那地方我知道，往返四十多里路呢。”过了两天，我们又一次一起吃饭、闲聊，邵用随随便便的语气对我说：“傅老师，你大概不知道，我们这里不兴老师跟学生关系太密切。这是习俗，其实没什么道理。不过还是注意一点儿好。”我这回明白了邵对我确实很关心，他告诉我言行必须谨慎。但是直到他明确帮助我请假去上海，我才确认他是我在奉化教书期间的一位保护神。
D去上海转瞬已经一个月了。她早就写信来告诉我她去那边一切都好，只是担心我一个人生活是否习惯。我在她走前已经嘱咐过她，来信只报平安，不必过细叙述育才的情况。我当然很想念她，恨不得马上飞往上海。11月，学期将有期中考试，考前停止新课，各科都进行总复习。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请一周假，又担心学校不批准。多少天来，我的情绪波动得非常厉害。同邵在一起，他高谈阔论，兴致勃勃，我却心神不定，话语不多。他自然知道我的心事，叫我放心。他说，请假的事，他会替我去说，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自己也要请几天假，回宁波家中看看，到时候我俩一起走，暂时不必跟别人说。我听从他的劝告，安心等待。果然，在停课复习前一周星期五晚上，他兴高采烈地走进我的屋子，对我说：“准备行装吧，顾校长已经批准了。明天下午咱们一起去宁波。”我高兴得使劲摇动他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又嘱咐我几句话：“轻装上路，除了必要的东西，什么也不必带。你的衣物都留在这里，我会替你看管。但是留下来的东西你还是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别人看到不太方便的。无论做什么还是仔细一点儿的好。”第二天吃过午饭，别的人都在午休，我和邵却提着行装，悄然离开奉化。我俩在宁波长途车站握手告别，邵没有表示，再迎接我回县中，我自己也并不知道，下一次再来这里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事实是，直到90年代后期，我已退休，到江南来旅游，为了寻找旧日足迹，才又一次从宁波汽车站搭车去奉化。
上海育才学校当时设在大场镇外一块荒地里，离上海市中心大约有十几公里路程。每天都有六七趟郊区班车来往行驶。我按照D来信中的提示，很容易地就乘上一辆摇摇晃晃破旧的大客车，来到学校。从外表看，这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农村学校，甚至比农村学校更寒酸。除了一座小礼堂和两幢营房式的大房间当做学生宿舍外，学校的建筑物只有三四排和分散到不同角落里的平房。这些房分别用做教室、办公室和教师住房。倒是校园后边有一大块菜地和几间茅舍，那是学生的劳动场所。我同D已经分别了一个多月，再次见面，自然无法抑制内心喜悦。D告诉我，我的老同学徐，就是把她介绍到育才来的人，已经去了解放区，学校现在需要一位英语教员，希望我能留下。这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两天以后，校长马侣贤和教导主任杜君慧跟我正式谈了一次话，我转到育才来工作的事算确定下来了。这两位领导自然也给我介绍了一下学校的现状和创办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育才建立于1939年，正值民族危难之秋。校址选在四川合川。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最主要的一点是培养手脑并用、全面发展的人。中国几千年漫长历史，一向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陶行知却主张劳力者也要劳心，劳心者必须劳力，打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为了发挥学生的特长，学生被分到美术、音乐、新闻、科学几个大组里，既上语言、史地、数学、外语等共同课，也学习各自的专业课。关于陶行知的生平，不用他们介绍我也略知一二。晚年他积极从事救亡运动，成为坚强的民主主义战士。因为反对国民党独裁，受到当政者忌恨。在爱国人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据说下一名就要轮到陶行知了。他曾毫无畏惧地说：“我等着第三枪呢！”但他最后是在1946年夏天因过度劳累死于脑溢血的。育才学校有一间陶行知纪念室。在陈列的展物中，我读到他撰写的若干文章，《创造宣言》、《手脑相长歌》等。他留下不少箴言，警句，至今我还记得两条，一是关于陶的无私人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另外一条是关于他的教和学思想。他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同巴金老人的谆谆教诲“要说真话”都是我们应该铭记于心的至理名言。
大局已定，下一步必须做的是向奉化县中辞职，取回我的行装。我准备在上海再待两天，在我请假期满前一天再回去。D却无论如何不叫我去，万一学校把我扣住不放呢？但是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年代，我怎能让她一个年轻女性，代我单身远行呢？我俩究竟谁去，一直争执不下。其实D不要我自己去，理由也很充足。既然邵几乎已把事挑明，我的行踪正在受人监视，如今有机会逃开，我又何必自己投入虎口呢？我辩驳说，我已经在奉化待了快两个月，也不见他们有什么动静，现在再去一趟，办完事马上就走，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D说，他们以前不下手，是在放长线，你没有听说“引而不发”这个词吗？现在他们知道你要远走高飞，岂能放你自由。D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育才的两三个朋友也觉得我不该自己回去，就这样，这一艰巨任务最后还是决定由D肩负起来。我给邵写了一封信，连同写给学校的辞职信一起交给D。我嘱咐她，到奉化以后，先去找邵，了解一下那边有什么新情况，辞职的事，看看邵能否代办，自己能不出头露面最好。至于我留在奉化的物品，只须取回那些重要的、衣服、字典等等，被褥等笨重的东西都丢弃了吧。
D走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去宁波和南方其他港口的船只人满为患。去的时候，她没带行李还好，回来要拿着我的不少沉重的东西，能挤得上船吗？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三夜，直到第四天她提着我的行囊回来，我才把心放下。D这次冒险出征，是1948年11月后半月的事，不出半个月，上海的大小报纸，全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新闻，读后叫我们感到后怕。招商局驶往宁波的一艘轮船在海上出事了。12月3日晚，江亚号客轮从上海驶出，在行经吴淞口外黄龙港海面时，突然发生猛烈爆炸，因轮船超载过重，很快就沉入海底，搭乘这只船的旅客4000人，生还者不足千人。报上说：“经专家勘查，该轮船为触雷被炸，但无法查出雷从何来。”但也流传着一种谣言，轮船是因为有人偷运大量黄金，严重超重，因而吃水过深，导致船底触礁才沉没的。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一桩惨烈事故，我想就是在世界海难史上也会有记载的。
D和我分别从1948年10月和11月中开始在育才任教，1949年5月末上海解放，我俩一直工作到学期结束，才回北京。工作期间，学校只供膳宿，并无工资。教师每个月发给两块“袁大头”当零花钱。生活虽然艰苦，但是精神愉快。学校工作人员，从校长到教师，思想相投，关系融洽。校长马侣贤和教导主任杜君慧都是民主派，杜君慧在上海解放前就假道香港北上解放区。我们回到北平的时候，她已经就任北平第二女子中学校长。育才的学生原来多是难童或出身贫寒家庭，学习勤奋，几个年纪较大的，在业务上已经崭露头角。杨秉逊后来几次参加国际小提琴比赛都获了奖。杜鸣心创作歌剧《鱼美人》解放后也曾在全国各地演出。我们在那里的时候，师生一起生活，学生称我们傅哥、林姐，亲如一家人。另一方面，从1948年冬季起，解放军发动总反攻，反动政府节节败退，崩溃在即。1月底，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55万人被歼。蒋介石在1949年1月发表《引退声明》宣布下野。4月下半月，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国民党汤恩伯残余部队，退守淞沪地区，摆出一副保卫大上海的姿态。尽管谁都知道，上海迟早就会解放，但也无法估计会不会要先经受一场炮火洗礼。
育才学校在大场，这一带也有可能沦为战场。学校为了保护师生生命安全，于4月初撤离原址，搬到市内四川北路一幢楼房里。这幢楼房是宋庆龄女士设法为育才学校搞到的。马侣贤校长告诉大家，宋庆龄女士热心关切少年儿童，对育才给予许多物质帮助。究竟帮了些什么，我当然不知道，也不便问。但是至少我可以举一个全校师生有目共睹的例子。育才学校有一个医务室，负责医疗、管理药物的人是傅姐，一位受过训练的专业护士。她曾经同D共住一间宿舍。傅姐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只有零花钱，她每月领取金额很高的工资，而她的工资就是宋庆龄福利基金会支付的。
育才学校在大场的时候，我和D每月只到市区一两次，主要是用学校发的零花钱买些食品，一铁罐奶粉或者偶然买一桶乳酪下饭用。这些罐头食品都是美国的战时剩余物资。为了节约，我们来往都步行，非常辛苦。自从搬到四川北路以后，到市内繁华地区变得方便了。有时候吃过晚饭，溜溜达达地就走到南京路一带闹市。我们对这个畸形发展起来的城市，逐渐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虽然国民党权贵、大资本家和外国商人大多外逃，市街上仍然一片灯红酒绿。但在来往行人中却夹杂着不少衣衫褴褛的难民、讨饭的人和三三两两从前线上溃散下来的士兵。大英帝国在外滩上建立的高楼大厦仍像过去一样傲然屹立，设立在大厦里的银行、酒店却很早就大门紧闭，守门的印度警卫（人们叫做红头阿三的）也不知去到哪里。阴暗的角落已经成了强盗和小偷出没的地方。同霞飞路一带一幢幢花园式小洋房构成强烈对比的是一般市民居住的湫隘弄堂，闸北区工人麇集的棚户区和靠近郊野的破烂茅草房。但是穷苦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高，只要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够了。要紧的是越来越难吃饱饭。不要说外来户，就是上海本地居民生活也大多陷入困境。偶然听说哪家粮店有平价米卖，门前立刻就排上几百人长队。头年8月底，我们初到上海的时候，国民党刚刚进行了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等到进入11月，不到两个月时间，金圆券和美元的兑换率已从4：1降到20：1，币制改革彻底失败。转过年来，更是需要1百、数百金圆券才能换1个美元，哪个人手里也不想存放这种形同废纸似的货币。外滩附近的高楼后面就有两三条小街成为兑换银元和美钞的黑市。贩子们个个手掌里掀动着五六块银元，叮当作响，口里吆喝着：“换大头啦，大头要哦？”我同D拿着学校发的几块银元，挤在人群中，换成纸钞，再去另一条街买点食品和一些生活必需品。离开南京路，再往前走两条，就到了福州路，当时人们都习惯叫四马路。四马路上有二三十家大小新旧书店，走一个来回，我总能找到几本值得买回去的书和杂志。国民党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虽然很严，但是这时候面临崩溃自顾不暇，已经非常松弛。像《文萃》、《观察》等左派刊物都摆在摊位上公开发售，偶然还能买到翻印过来的解放区刊物。有一次我拿到手一个小册子，翻开一看，竟是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只不过封面上印的是一个改换过的书名。商人唯利是图，不管书籍内容，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敢印。就连早已列入禁书名单的某些古代淫秽小说居然也夹杂在一堆言情小说里，爱淘书的主儿喜欢到这些陈列杂乱无章、内容鱼龙混杂的书店去，很多有意思的书都是在乱书堆里寻寻觅觅碰到的。写这篇文稿前不久我闲翻一本杂文选，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一本名字叫《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我突然想起来，这本书我客居上海时读过，书就是在四马路一家书店偶然买的。作者是谁一时想不起来了，书里讲的是新中国诞生必须经过流血奋斗，经历分娩前的阵痛。我可以说亲身经历了腐朽政权死前的挣扎、抽搐，但是在学校教书——尽管育才可以称为上海的一块净土——能算做革命工作吗？我们是否为新生儿出世尽了什么力量？我和D做了些什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有一件事倒是值得提一下。1949年春，我们任教于育才学校时，曾做过一件自认为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的事。我同D伪造了一封家书，寄给当时正在台湾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雷达班服役的我们的一位好友R，谎言他的母亲在苏州病危，要他回来探视。R拿着这封假信，请准假，回到上海。两个月后，上海解放，从此R不只成为新中国一名科技人员，而且不久又同他早在北京就认识的女友K重续前缘，结了婚。我们做的这件事虽然谈不上是什么革命工作，但多少应算做一件好事——根据当时的思想认识，也兼顾了私谊，为新中国拉过来一个有学识专长的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后，国内刮起了一场大风暴，是非黑白一切都颠倒过来。为了爱国千里迢迢从海外归国的游子，只因为某种说不清楚的海外关系，被列入审查对象。R是货真价实从国民党空军中飞回来的，自当接受“刮骨疗疾”般的审查，妻子儿女也因之受累，全家人吃的苦头说也说不尽。这类冤假错案在“文革”中比比皆是，不要说R是我同D两个无名小卒帮助回来的，就是在听了周恩来总理1952年号召，为爱国心驱使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的留学生，又有多少人后来能幸免于难？这件事过去已经不断为人议论过，我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现在还是说一下我们帮助R回来的经过吧！
我和R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那时候我们都是十五六岁的毛孩子。一起读书，一起胡闹。长大了一点儿以后，又学会了听音乐，逛商场买唱片。R的母亲很早就去世，父亲远在内地，几间空旷屋子，足够我俩早晚在里面折腾。就这样我同R成了形影不离的伙伴。中学毕业了，我俩都考上辅仁大学，只不过他学物理，我学外国文学。不久我去了大后方，R按部就班地读书，1946年在物理系毕业。我从后方回来了，书还没读完，继续上辅仁，但是我的思想和精力主要放在爱国学生运动上。我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读书会，积极参加各种运动。R和后来成为我女友的D都是读书会成立后最早的会员。读书会里还有D的一个好友K，她们俩既是同乡，又是多年同学，关系同我和R一样，密不可分。R和K互有情意，只不过R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所以两人并未明白确定恋爱关系。为了解决饭碗问题，R后来不得已投考国民党空军雷达训练班。经过短期培训，被分配到台湾机场工作。我同D在上海育才教书的时候，R在台湾桃园机场雷达站服役，虽然中间隔着一条海峡，但双方一直音信未断。1949年入春，解放大军即将渡江，我和D深恐江浙等地解放后，与R分隔两地，不但多年好友从此无缘相会，他和K也将成为路人，那将成为最大的憾事了。我和D一直为此感到忧虑。3月底，我们同两三个同事周末去苏州游玩，晚上，我和D在一家小旅店的单间里从旅店账房借来笔墨，伪造一封给R的家书。谎言他的母亲病危，叫他回苏州看望一下。这封信第二天从苏州发出，不只用的是老式信封、信笺，而且信封上赫然盖着苏州邮戳，货真价实，不容生疑。R请假被批准了，又沾了在空军服役的光，4月初就飞到了上海。这以后他脱下军服，换上便装，隐伏下来。上海解放后，新成立的上海市政府招收旧社会军政中留下的技术人员，R报名经过考试，从此就开始为新中国服务。我们两家人——我和D，R和K-—可以说是最亲密的朋友。“文革”后R的问题虽然得到澄清，但这些年遭的罪，家中成员求学就业受的不平待遇，只能自认倒霉，不会有人与你算这个账的。只不过我同D两个事端的制造者，有时想起R一家的遭遇，心中还很不是滋味。在我这篇文章还未写完的时候，噩耗传来，我的好友已经在虎年春节后不久因心梗去世。我这篇文章记下的这个小故事就算做我献给好友R的小小纪念吧！
再说1949年上海解放的事。国民党汤恩伯部队剩余20万人返守淞沪地区后，解放军从浦东浦西两路阻敌退路。1949年5月22日，扫清外围，逼近市区，23日发动总攻，国民党占据苏州河北部被消灭。27日战役结束，上海宣告解放。有些地方的市民，早上起来，竟发现街头房檐下睡着一排排军帽上别着红星的解放军士兵。大上海一夜间更换旗帜，社会秩序稳定，城市未受破坏，水电供应如常，全市人民皆大欢喜，育才师生更是欢欣鼓舞。用不着说，解放后的十几天二十天，大家都很忙碌，学唱解放歌曲，学跳秧歌舞，参加军民联欢会演出。我和D抓紧时间给亲朋好友写信，报告上海解放后的种种新生气象。在兴奋中，我们也在考虑，有时还同几个好友商量我们的前途。离开家一年，我俩有些想家了，特别是D，母亲已经年迈，只身住在乡下，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和她见面。回到北平，她甚至可以把母亲接出来一起生活。另外，我俩的思想都不怎么适合潮流。许多年轻人，热血沸腾，毅然抛弃学业，投身革命。我们对大学生活却总眷恋不舍。特别是我，对异国文字、世界文学好像着了迷，甚至暗中做出决定，有一天要把自己喜爱的哪几本外国名著译成祖国语言。学校领导几次挽留我俩，继续在育才教书。上海解放了，全国都将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社会制度，自然也包括教育制度都将革新，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会得到关注，发扬光大，为什么我们不珍惜这个机会，在教育事业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呢？这些话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诱惑力。但是我和D经过认真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回北平念完最后一年大学。为建设新中国工作，是我们终生的事，我们还是多念一年书吧！就这样，7月中旬一天炎热的中午，我们登上一列到南京北上的火车，向江南挥手告别。
（2011年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