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一次听说沙皇时代俄国有个诗人叫普希金，普希金写过一本小说叫《甲必丹的女儿》。
我父亲是学俄文的，从我懂事起，他就在哈尔滨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上做事，但是他很少跟我说“老毛子”（当时中国人把俄国人叫“老毛子”）那边的事，更从来没有谈过俄国文学。普希金写的那部小说的名字是邻居两个小孩儿告诉我的。当时我十四五岁，混沌无知，但对外部这个陌生世界充满好奇心，很想多知道点什么。我怎么会同毕姓两兄弟成为邻居呢？要把事情说清楚，还得回到上一世纪30年代去。1935年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4年，苏联政府把中东铁路单方面卖给伪满洲国，我父亲同铁路高层管理靠俄语吃饭的人全部被解职遣散。我们是满族人，老家在北京（那时候还叫北平），父亲就携家带口迁回北京了。我们住进什刹海北岸一所祖遗的老房子里，这所房子很大，前后三进一共有30多间屋子。我们家住正院，前院是门房，住着厨子和一家借住的远房亲戚。搬进后院一排北房的是同我父亲一起从哈尔滨铁路上退职的同事，名叫毕慎夫。他比我父亲略小，我叫他叔叔。这位毕叔叔有4个孩子，两姐妹年纪还小，两兄弟大的一个和我同岁，弟弟小我们两岁。开始的时候，我们三个男孩儿并不熟。后来“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孩子们都辍学在家，只到附近一所小学校补习点英文、数学，就整天一起厮混了。互相借阅各自从家里翻腾出来的小说闲书，彼此说故事，东拉西扯是我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偶然看到一两本供青少年阅读的进步刊物，对国家、社会的大事也逐渐了解一二。像鲁迅、巴金、老舍、冰心等这些大作家的名字，大概都是那个时期印在脑子里的。我们家因为有些产业，不愁生计，所以我父亲回北京以后没有再找工作。他在家练书法，看古书，还钻研中医。
几年以后，居然通过卫生部门考试，取得中医行医执照。但他的医术显然没有学到家，后来连自己害病也没治好，中年就去世了。邻居毕家原籍山东文登，在北京没有恒产。所以毕叔叔客居北京还必须寻求谋生之道。除了在外面教几节俄语课外，另一条道是做笔耕翻译。我家北房的后窗户正对着他的书房，偶然掀开窗帘一看，总能看到他端坐在书桌后面写东西。我问两个毕家小伙伴，毕叔叔翻译什么，他俩摇摇头。他们父亲的书房，不许孩子进去。但是后来在我的怂恿下，有一天趁父亲外出，两个孩子还是溜进去了。不但进去，还翻看了整整齐齐摆在柜子里的一沓沓稿纸。谜底揭开了。毕叔叔翻译的都是有关铁路管理的规章制度，但是也有几本稿子是例外。那是一部小说——《甲必丹的女儿》。“甲必丹”是什么人？他女儿怎么了？我们自然都一无所知。作者是谁？毕家兄弟只知道是个俄国人，名字也说不清楚。我逼着兄弟俩问问他们父亲，他们却不敢。一问父亲，偷看译稿的事就露馅了。我也不敢问我父亲，这是孩子间的秘密，最好别叫大人知道。最后，我还是托我大表姐把“甲必丹”探听清楚了。我的大表姐因为同继母不和，自少女时代就住在我家，她叫我继母“姑爸爸”，按照满族人称谓，姑姑叫姑爸爸，早已成为傅家的一员，而且家里人只有她能同我那性格有些严峻的父亲搭上话。事情弄清楚了。原来“甲必丹”是一个俄文词的译音，是军队中一个军衔，中文大概是大尉或上尉。后来我学了英语，才知道这是个国际语（英文是captain），很多语言中都有。表姐还为我打听出这部小说的作者，一个19世纪俄国的大诗人，不到40岁就在决斗中被人打死了。这人叫普希金（表姐当时说的只是俄语发音，肯定不是这3个字）。岁月飞逝，自那以后，我的生活有很多变化。前面说了，当时我只有十四五岁，又过了十几年，我终于读完大学。不但学了一些西方文学，而且靠查字典也能阅读俄语原著了。但是俄文书我读的是屠格涅夫，是契诃夫，普希金的作品一直没有登上我的阅读榜。上一世纪初，我有幸认识了我国一位老翻译家，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藏书室里竟和久别的“甲必丹”相遇。《甲必丹的女儿》已经印制成书，扉页上赫然印着我小时候称他叔叔的毕慎夫的大名。为把这次邂逅的事说清楚，就须要追述一下我同老翻译家孙用的交往了。
二、认识了孙用，登堂入室，孙用为我修改匈牙利诗歌。
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的，但因为总是心有外骛，不肯专心读书，所以岁月蹉跎，直到1950年夏才拿到一纸大学毕业文凭。在跻身高等院校，从事外国留学生汉语教学工作之后，已近而立之年，我决心搞一点文学翻译，以免时日虚度。我有一个在浙江大学求学时代的校友，周文博，当时在《文艺报》当编辑。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不少文艺、出版界知名人士。我请他介绍我认识一两位翻译家，传授给我一些翻译技巧。就这样，周文博在某一个假日（时间大约是1953年）带我走进孙用先生的寓所。孙用这个名字，今天国内对老一代文学家感兴趣的人大概都听说过。“文革”期间一度大批特批“裴多菲俱乐部”，裴多菲就是孙用在30年代初引进中国来的。孙用年轻时家境贫寒，未能升入普通高中，只好在邮局当个小职员。但他自强不息，潜心文学研究，又自修了英文和世界语。他译的第一部作品，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小约翰》得到鲁迅先生好评，并蒙鲁迅推荐，上海一家书店于1931年初版。其后，孙用继续翻译了波兰、保加利亚等多部作品，仍然是秉承了鲁迅倡导的译介弱小民族文艺作品的传统。解放以后，冯雪峰邀请他参加《鲁迅全集》编辑工作，1952年迁入北京。除编辑鲁迅作品外，孙用仍不断翻译外国文学。我登门拜访时，孙用住在东城无量大人胡同（现已改名红星胡同）人民文学出版社职工宿舍。论年龄和资历，孙用都是我这种初出茅庐人的长辈，但接待这些年轻的不速之客，他却谦恭和蔼，一点没有架子。谈起话来，好像在叙家常，不断给对方插话和提问的机会。他同我们谈解放前的文坛往事，谈鲁迅作品中的浙江习俗，偶然也谈到旧社会谋生与从事文学活动的艰辛。他说话带有浓重乡音，有时我听不太懂，带我去的好友也是浙江人，就为我翻译。我最初同孙用见面的几年，国内一切欣欣向荣，对这位已年过半百的文学工作者（孙用生于1902年）来说，正是大展宏图的日子。今天反过来查阅一下孙用一生的成就，几部有分量的翻译——如《裴多菲诗选》、《密茨凯维支诗选》和两部域外史诗——都是从50年代中期起陆续完成的。我当时也在译一本反映匈牙利人民解放后新生活的剧本，遇到有关宗教、文化和现实生活的许多问题，孙用先生自然不可能一一解答。他曾表示，翻译现当代作品难度也许更大。文化差异，生活隔阂，有时甚至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这方面的困难，我在80年代后转向翻译西方现当代作品时，体会更深。这里就不多说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人员宿舍坐落在胡同中间路南，是一座有六七排平房的大院。孙用的寓所在中间一排，坐北朝南，只有两间半房。靠西的一间内室住人，中间和东面半间打通，是孙先生工作和会客的地方。因为他的古今中外藏书非常丰富，所以出版社在他住房的后一排又拨出两间屋子专门供他藏书。最初是为了找一本什么书，他带我去过。我同他熟悉了以后，他就让我自己去他的书室看书，不再陪我了。就是在一次随便翻看他的藏书时，我注意到角落上有一个书架，摆着解放前友人赠他的书刊同他自己早期的译作。我发现了那本我几乎早已忘在脑后的《甲必丹的女儿》就夹在一排旧书里。这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为了验证我的记忆，写这篇文章前，我又查阅了一下《中国翻译家辞典》（1988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在介绍孙用主要译作的词条内，有下面几行字：“[俄]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初版名《甲必丹的女儿》，东南出版社，1944年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1949年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1959年新版）。”我不记得我那时看到的版本是不是东南出版社最早出版的一本，但毕慎夫的名字印在扉页上却是千真万确的事。那文字是：“毕慎夫译，孙用校”。可惜当时我同孙用先生关系还不那么熟，没有细问。孙用后来是不是抛弃了原译，又另起炉灶重译，我就说不清了。这只能靠有兴趣的人去研究了。
我同孙用先生交往，从初识直到“文革”前一年，延续了10余年之久。见面比较频繁是在1954—1957年，这对我走上翻译道路，影响很大。50年代初期，在我教的外国留学生中，有一个匈牙利派来的学生，名高恩德，Galla？Endre，原在国内任大学助教。高恩德精通德语，同我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后来成了比较亲密的文友。我翻译匈牙利剧本《战斗的洗礼》（1954年冬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得到他很大帮助。孙用到北京后，在《裴多菲诗四十首》一书基础上，扩大内容，出版了《裴多菲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也得到高恩德大力支持。
1956—1957年，经高恩德推荐，我同他合译了匈牙利著名诗人尤若夫·阿蒂拉（1905—1937）30余首短诗。尤若夫是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诗人，在匈牙利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该国3大诗人之一。我同高恩德首先选定篇目，然后一首一首研读讨论，译出初稿。再交给孙用，请他修改、润色。这本小册子——《尤若夫诗选》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印了10000册，今天恐怕已经没有什么人知道了。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孙用对我们3人合作译诗过程，做了简略记述，我当时用的是笔名傅韦。
孙用对我的最后一次帮助是在1964年。这一年，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一本纪念德国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诗选。写信给我，约我翻译20首德文诗。我译好后送给孙用，请他修改。为此他还给我写过一封长信，探讨诗歌翻译的一些问题。“文革”中，我翻译革命诗被诬为写反动诗，并因此关进“牛棚”。为了澄清事实，我把出版社给我的约稿信，我的译稿，以及孙用的信，全部交给专案组审查。后来事情虽然澄清，但是我交去的证明材料却没有退还给我。孙用给我的信，他的珍贵手迹，从此遗失，叫我感到心痛。这件事我写过《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为了表彰孙用翻译裴多菲诗作，促进匈中文化交流，匈牙利政府于1959年授予孙用劳动勋章，并邀请他去匈牙利访问。根据《中国翻译家辞典》记载，孙用去了一个月，但是我记得很清楚，他只在布达佩斯待了两天，拿到勋章就匆匆回国了。他回来不久，我曾去他家拜访，去拿高恩德托他带回的一件小纪念品。见面时，自然谈了谈他去匈牙利访问，匆匆归来的事。1959年，中国政府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交恶，大批修正主义，当然不愿意叫一个文化人作为民间使者在域外停留过久。
历史进入了80年代，笼罩在头顶的乌云逐渐散尽，人们又重睹蓝天，我也获得到国外工作的机会。1987年，我应邀去英国一所大学授课，借机游览了欧洲几个国家。我在匈牙利逗留了一周，见到已经阔别近30年的高恩德和另外一两位朋友，过去他们都来过中国。高恩德陪我参观了布达佩斯市，也去了近郊、远郊几处名胜。在市内一块绿地上，我看到了诗人尤若夫的雕像。不是高立在大理石石基上，而是随随便便坐在低矮台阶上，神态自然，像是置身于阶级兄弟中间，只是诗人眉头紧皱，仿佛正为遭受苦难的人民大众焦灼、忧思。这座雕像非常契合一位无产阶级诗人的气质。我拍了几张照片，可惜我敬爱的导师孙用先生已经在1983年离开人世，我无法把照片送到他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