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帷幄，为统一而战——平定“三藩”叛乱之战是清康熙时消除南方“三藩”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战争。
一、“三藩”的由来及危害
清朝初年的“三藩”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他们都是本为明末降清的战将，各自拥占一方，对清的建立有着极大贡献。于是清政府在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之后，也对他们论功行赏，分封为王，作为清政府控制南方边远地区的藩篱。他们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三藩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设立税卡，私行铸钱，圈占土地，掠卖人口，鱼肉百姓，对中央政权造成了威胁。
对于初建立政权的清政府而言，连年的征战以及建国初期的财政是十分紧张的。从顺治朝开始，军费开支浩大，每年入不敷出。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为例，国家正赋收入银875万两，而云南一省就要支出银900多万两。倾全国之财力，尚不及一藩之需求。及至康熙初年，清政府依然赤字累累。国家钱粮，大半耗于三藩。
作为三藩之一的吴三桂坐镇云贵，掌管一方文武官员兵民事务，总督、巡抚均“听王节制”。集地方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用人，吏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为了达到世代割据一方的目的，他公然将中央委派的官员“指为外人”。大量招养门客，建立自己的地方小政府，并将自己的势力遍置于水陆要冲，严密控制。甚至还向全国选派官吏，称为“西选”，一时出现了“西选之官几满天下”的情况。
吴三桂除同另两藩互通声息外，又“岁遣人至藏熬茶”，通使达赖喇嘛，“奏互市茶马于北胜州（今云南永胜）”，力争西藏上层分子的支持。耿、尚二人也是尾大不掉。
吴三桂通使达赖喇嘛
“三藩”都有着雄厚的兵力。以吴三桂为例，云南一方有旗兵53佐领，绿旗兵10营。耿精忠和尚可喜也分别占有兵马15佐领和六七千绿旗兵，总共10余万人。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都是国家来负担，以至于形成天下财赋大半耗于“三藩”的势态，清财政面临巨大的危机。“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严重威胁清朝政府的中央政权，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二、清平“三藩”的举措
康熙年间，清政府开始逐渐对“三藩”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政策，特别着重限制其中势力最为强大的吴三桂，先是收回其大将军的印信，然后同意他辞去云贵总管一职，罢其除吏之权等。这些措施在表面上看来似乎解除了吴三桂的势力，但是实际上加深了双方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康熙亲政之后，开始把“三藩”的问题作为继鳌拜之后的重点来处理。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乘着尚可喜请求告老还乡的机会，康熙拒绝了以其子尚之信承袭爵位的请求，同意他告老，同时令其尽撤藩兵回籍。同时受到触动的还有吴、耿二藩，他们也向上提出请求，要求撤藩，目的是试探清廷的态度，同时在私底下积极准备叛乱。当时朝廷内大多数人认为一撤藩，势必引起叛乱，反对撤藩。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主张撤藩。康熙力排众议，他认为：“三桂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同意吴三桂和耿精忠所请，下令撤藩。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即于当年十一月间在云南发动叛乱，发出征讨檄文指斥清廷“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色，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以笼络人心。吴三桂军很快攻进湖南。不久，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主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等相继叛乱。次年三月，耿精忠随即也在福建发动叛乱。半年之内，清政府的滇、黔、湘、川、桂、闽六省全部丢失。康熙十五年二月，尚之信在广东发动叛乱。接着，战乱扩大到赣、陕、甘等省。
“三藩”相继叛乱的消息传到北京后，举朝震动。大学士索额图提出杀掉主张撤藩者的头，取消撤藩令。达赖喇嘛也暗助吴三桂，提出“裂土罢兵”。康熙皇帝却说：“撤藩出自朕意，他们何罪之有？”这就坚定了主张平叛大臣的决心。对于这种情况，康熙采取的方法是，先对其他叛乱分子采取招抚拉笼的手法，暂时停撤耿、尚二藩，暂时集中主要力量打击元凶吴三桂。下诏削夺吴三桂的官爵，将其罪状公之于众，杀其子吴应熊。军事上急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劲旅前往荆州，与吴军隔江对峙。又命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骑兵赴蜀，大学士莫洛经略陕西。命康王杰书等率师讨伐耿精忠。又命副都统马哈达领兵驻兖州、扩尔坤领兵驻太原，以备调遣。
康熙命各军全力打击吴三桂
对吴三桂的征讨战争开始之后，清政府方面立刻暴露了很多缺点，对战事准备不充分，八旗子弟兵毫无斗志等。湖南守将慑于吴军的来势凶猛，很多地方很快就被攻破了。派到武昌、荆州的八旗兵不敢渡江前进。与之相反，吴三桂军方面却屡屡得手。吴三桂多年来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先声夺人，虽然如此，但是其内部也有致命的弱点。首先，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明亡的重要因素，又以复明为旗号，难以取信于人，百姓渴望安定统一，吴三桂得不到更多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其次，其军队内部无法形成整体，不相统属，心志不齐，难以持久。
清廷把湖南作为主战场，先集中兵力坚决打击湖南的叛军，然后辅以陕、甘、川线和江西、浙东东线，三个战场相互配合，把叛军分割开。江西的军事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水陆皆与闽楚接壤，决计固守。耿精忠发动叛乱时，清廷部队就有效地割断了耿、吴叛军的会合。对于西北方面，清廷则采取稳定策略。陕西提督王辅臣，态度暧昧，时叛时附，摇摆不定，甚至杀害了陕西经略莫洛。康熙以极大的耐心争取他，表示“往事一概不究”，极力安抚，终于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把王辅臣争取过来，保住了陕西，使吴三桂打通西北的阴谋未能得逞，中国部队得以腾出兵力增援南方。又利用耿精忠同郑经的矛盾，多方招抚耿精忠。不久耿归附清廷，清收复福建。尚之信也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五月被降服，广东的局势稳固了下来。由于康熙处置得当，吴三桂失去了外援，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这样，从康熙十五年（1676年）起，战争的优势逐渐转到清廷部队方面来了。
清廷将陕西、福建、广东局势稳住后，便将重点转移到湖南方面。清军从荆州江北和江西两方面展开进攻。重点是从江西方面迂回间道破袁州，然后又自醴陵攻萍乡，乘胜直追长沙，改变了整个湖南战场的局势。吴三桂匆匆率领松滋等长江湖口前线的驻军转回长沙，以图全力拒守。此时，清廷乘吴军全力固守长沙而湖口各路守备空虚之机，自荆州渡江进攻，吴军全线溃败。
康熙十七（1678年）年，吴三桂方面的战争形势更加严峻。势穷力竭的吴三桂仍然企图负隅顽抗，于三月在称帝，并定国号为“大周”，改元为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吴三桂坐困衡州，最后在同年八月，抑郁病死。余部部将迎吴三桂孙吴世璠即帝位，改元洪化，退居贵阳。当此之际，吴军已部众涣散，军心不稳。
清廷乘势对吴军余部发动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派大将军察尼分水陆两路并进，直攻岳州。他认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地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规定湖南，在此一举”。清军攻占岳州后，湖南局势急转直下，常德、衡州等地，相继为清军攻占，湖南全境基本平定，同时收复广西。
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军连续攻下汉中、成都、重庆，收复四川，然后转而挥军由湖南进攻云贵。
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清军先收复贵州，然后开始进军云南。二月，赖塔率师由广西抵云南。九月，清将赵良栋率师从四川进至云南，三路军队会合，共同围攻昆明。而此时，被清军俘获后发给银粮返还原籍的苗族兵将，纷纷加入清军。十月，昆明城中，粮尽援绝，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自杀，云贵悉平。平定“三藩”叛乱战争至此结束。
三、清平叛“三藩”的意义
这次中央对地方的反叛势力的平定，不仅在于避免了一次国家的分裂，消弱了地方割据势力，更在于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提高了抗御外敌的能力。清廷在此次战争之后便彻底取消了藩镇制。此外，此次平叛战争的胜利，有利于割据地区的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从而促进了边疆和中央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
康熙皇帝
在这场战争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民心所向。“三藩”发动的叛乱，其目的是与清廷划江而治，制造国家分裂，这不符合民众的意愿，其失败也就是必然的。而清朝平叛则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符合民众的愿望。
在这次战争中，作为最高领导人，康熙皇帝表现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他指挥有方，处置得当，集中力量打击重要敌人，临危不乱，谨慎地对待战局的变化，因而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