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到政治领域，形成了他的全部政治学说，就是德政或德治，后来孟子表述为“仁政”。
这是孔子对周公“敬天保民”政治思想的发扬光大，包含着比较丰富的内容。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民，关心百姓的疾苦。他认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是合理的，但必须限制在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内，使百姓能过上温饱的生活。他对郑国执政子产十分赞扬，说他有君子之风。其中重要的就是“他养育百姓施行恩惠，他役使百姓合乎义理”。他主张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对百姓以道德教化为主、以镇压刑罚为辅。
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加以教化，从而使国家富足，兵力强盛。孔子的重民思想被后世学者概括为“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孔子还提出对统治者个人修养的要求，要求他们“率己正人”，做社会的表率、百姓的榜样。
一天，弟子们就仁德方面的学问又向老师请教。
子贡首先提出问题：“老师时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本领，为治理好国家出力。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郑重地说：“以仁德治国，便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治理好国家。”
公冶长问：“为什么靠仁德能治理好国家？”说：“一个国家若以仁德治国，执政者自身必须是德行高的仁义之人，能用仁德教化、安抚、动员、使用百姓。
相应地，就会依据周礼为国家制定出好章程，选用贤明大夫，各级官吏精心为百姓办事。这样，就会政通人和、内部安定、国富民强。”
子路问：“我所知道的是，许多国家的君侯和要员都是崇尚武力，废弃礼仪，排异害贤，三皇五帝到如今，何人以仁德治国？提出以仁德治国，在本源上有何依据？”
“子路啊！你曾多次与同学讨论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但你没能从根本上思考我提出的以仁德治国的主张，这叫数典忘祖呀！”孔子批评子路之后，严肃地向弟子们宣讲：“要说依据，应追溯两个方面：其一，记载尧、舜禅让事迹的《尧典》、《舜典》和周公制定的典章制度，是以仁德治国的文字依据。其二，从实例上讲，亦不乏以仁德治国者。据传，尧曾任用四位贤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管四季农事安排，制定历法，实施利于民生的政令。他还通过询问四岳的尊长，请他们举贤。四岳尊长一致推荐舜，尧认定舜有仁德之贤，对其考察三年之后，定为继任人，命他摄位行政，帮助办事，而不让自己不贤的儿子继位。舜六十一岁继位后，巡行四方，依掌握的真凭实据，接连消灭了鲧、共工、驩兜和三苗四个凶恶的坏人，为民除了四害。他还学习尧禅让的做法，精心治理民事，考察贤人，年老时选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后禅位于禹。禹以勤政为民着称。他把华夏大地划为九州，组织全国的百姓疏通江河，挖沟筑渠，发展农业生产，在治水十三年中，三次经过家门都没回家去看看。他用自己勤政的行为为黎民百姓改善了生活的环境。尧、舜、禹皆贵为天子，但他们都节衣缩食、简居简出、不图享乐、为民着想，他们不愧为以仁德治国的先贤榜样！”孔子休息片刻，接着说：“管仲辅佐齐桓公，通过多次主持诸侯盟会，匡正天下，熄灭烽烟，天下太平。他还辅佐齐桓公设立各级官吏来管理地方，发展盐铁业，减税薄役，统一货币，调控物价，使国家富强起来。这说明齐桓公和管仲都是以仁德治国的！”还说：“至于周武王之弟姬旦(周公)辅助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借鉴夏、商两代灭亡的教训，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主张，更是我提出以仁德治国的直接依据。”
闵损问：“既然如此，我们怎样做才能真正学好、用好仁德？”孔子恳切地回答：“要学好、用好仁德，必须讲忠恕，以宽容、善良之心处事，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一个经常性的问题迫使他不断思索：培养自己的弟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并进而从事对社会的改造？经过不断地探索，这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理想的人格楷模——仁人君子。
在孔子看来，仁人君子不仅要有宏远的理想和对于这种理想的执着追求，而且更要通过长期不倦的自身修养实现崇高的君子人格。这种仁人君子忠于自己的理想，相信自己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使自己的行动符合仁义的原则。孔子认为，先义后利，利必须符合义是君子的价值取向。先利后义，攫取不义之财是小人的本性表现。心目中的君子还必须言行一致，使自己的思想既能正确地指导道德实践和政治人生方面的活动，又能使这种活动带来预期的结果，达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说，君子的言论必然能够切实可行。不过，孔子也看到，由于人的认识是有局限的，有时判断并不准确，看来是正确思想指导下的行动也不见得带来预期效果。所以君子必须谨言慎行，多做少说或光做不说。
因此，孔子既反对夸夸其谈，自吹自擂，言而无行，言过其行，要求脚踏实地，身体力行，切切实实干出成绩；又反对顽固不化，盲目蛮干，不撞南墙不回头，明知不对也硬干的作风。要求君子谨慎求实，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言行，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那种说了就信守不移，干起来死不回头的做法，表面上看似乎维护了自己言行一致的形象，实际上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行，不值得提倡。总之，君子一定要敢于坚持真理，也必须随时修正错误。要求君子尽量与社会上的各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他广泛论述了君子与国君、朋友、父母、兄弟以及其他人相处的关系，特别强调“礼”对这种关系的约束。这就要求，对亲族包括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要厚道，对国君和上级不僭越、不献媚，对下级不盛气凌人和威胁利诱。成全别人的好事，不去促进别人的坏事。
一天，孔子与弟子们研讨如何做仁德之人。问：“在你们师兄弟当中，谁是最突出的仁德之人？”弟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颜回！”
大家纷纷列举实例说明：
“有户贵族的公子打伤了一户穷人的孩子，经颜回调解说服，那富人登门向挨打的穷人道歉，并赔偿十两银子作为治疗费。”
“颜回家里如此穷，他还把自己的箪食瓢饮省给讨饭的人吃。”“颜回冬天拾柴时，还跳下河去救过落水人呢！”
这时，子路突然进屋急报告：“老师，颜回现躺在家里，生命垂危。”急忙赶至颜回家里。站在病榻前，双手握住颜回的手，默然无语，泪如泉涌。
颜回双眼含泪，有气无力地说：“老师，我跟您老学会了六艺，知道了礼仪，本想以仁德报答您老和百姓，弟子不孝，不料……”颜回离开了人世。痛不欲生，悲怆地说：“唉！天亡我！天亡我！”
弟子们见老师哭得极度悲伤，安慰说：“您老不要极度悲伤。”孔子说：“真的太悲伤了吗？我不为这样好的贤人悲伤到极度还能为谁呢？”赞扬颜回是“不离仁德的人”。孔子认为，君子在任何事情上都要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切不可人云亦云，盲目附和。因此，他非常赞赏晏婴“和而不同”的见解。他说：“君子追求和谐而不盲目附和，小人盲目附和而不追求和谐。”有人问孔子臣子应该如何对待君主，孔子回答说：“不要欺骗他，但可以向他表示不同的意见。”《荀子·子道》记载了下面一个故事。鲁哀公问孔子：“儿子服从父亲之命，可算孝吗？臣子服从国君之命，可算忠吗？”一连问了三次，孔子不回答。孔子从鲁君的宫殿出来，对等在那里的子贡说：“刚才国君问我，儿子服从父亲之命，算孝吗？臣子服从国君之命，算忠吗？一连问了三次我没有回答，你觉得合适吗？”子贡说：“儿子服从父亲之命，就是孝啊！臣子服从国君之命，就是忠啊！先生为什么不回答他呢？”孔子说：“你真是小人见识，不识大体呀！一个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四个敢于谏诤的臣子，这个国家的领土就不会被别国夺去。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三个敢于谏诤的臣子，这个国家就不会出现危机。一个拥有百辆兵车的国家，如果有两个敢于谏诤的臣子，这个国家的宗庙就不会被毁掉。父亲有一个敢于谏诤的儿子，就不会行无理之事。士人有一个敢于谏诤的朋友，也就不会做不义之事。所以，儿子一切听从父亲，怎么能算孝子？臣子一切服从国君，怎么能算忠臣呢？只有经过仔细思考，认为可以服从才服从，这才算是孝子忠臣啊！”对自己的学生，孔子从不要求他们事事附和，亦步亦趋地跟在自己的后边做应声虫，而是希望他们对自己的学说、思想随时提出不同的看法。他对自己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多次赞扬，对颜渊惟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未向自己提出任何不同的意见。也并非要君子为了显示自己的独立性而事事与别人做对。在不与恶势力、错误观念同流合污的前提下，在“和而不同”的原则基础上，孔子要求君子尽量与社会上的各类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一次，子贡请教：“君子也有所憎恶吗？”孔子说：“有憎恶：憎恶张扬别人坏处的人，憎恶居下位而诽谤居上位的人，憎恶勇敢而无理的人，憎恶果敢而顽固的人。”总之，只要在礼所约束的范围内，就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尽最大努力建立一个和谐、亲善的人际关系。
对于孔子的观点，卫国有个叫棘子成的大夫很不理解，他说：“君子只要有好的本质就可以了，何必讲究文采呢？”
子贡根据孔子的理论反驳他说：“你这样谈论君子，真是太遗憾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文如同质，质如同文，文和质一样重要。假如去掉了毛，虎豹的皮与犬羊的皮也就很难区别了。”孔子以君子自居，他除了注重自己的品格修养外，也十分注意以“礼”来规范自己包括饮食起居在内的一切活动，使自己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之间都符合“礼”的要求。《论语·乡党》较集中地记载了孔子的举止风度：
国君召见时，孔子不等驾好马车就先步行走出去。他步入朝廷大门时，恭敬谨慎，像是没有容身之地似的。他不在门中间站立，进门时不踏门槛，经过君主的座位时，面色矜持庄重，脚步也快。说起话来，好像气力不足似的。他提起衣摆升堂，恭敬持重，紧屏呼吸，就像不喘息一般。由朝堂出来，走向一级台阶，脸色才舒展开来，表现出怡然自得的样子。下完台阶，快步向前走，就像鸟展翅一样。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又显得恭谨有礼了。上朝，国君不在场，同上大夫谈话理直气壮；同下大夫谈话，和颜悦色；国君在场，他局促不安，小心谨慎。
鲁国国君召见孔子，让他接待宾客，孔子脸色变得矜持庄重，脚步也加快起来。他向站立两旁的人不停地拱手作揖，衣裳向前或向后摆动着。他以小步快速向前走，就像鸟展翅一样。宾客辞别后，他一定向君主回报说：“宾客已走远了。”国君赐给孔子熟食，他一定摆正坐席先尝一尝。国君赐给生肉，他一定煮熟供奉祖先。国君赐给活物，他一定要养起来。侍奉国君吃饭，在举行饭前祭礼时，他要先尝一尝。出使邻国，举行典礼时手执玉圭，恭敬谨慎，好像举不起来似的。向上举像是作揖，垂下来像是在交给别人。
面色庄严，如同作战一般。步履密小，好像沿着一条线走过。
在赠献礼物时，和颜悦色。私下会见时，轻松愉快。也十分注意与乡人交往的礼节，和本乡人一道饮酒，出去时先让老人，然后自己才出去。在乡人举行迎神驱鬼仪式时，他一定身穿朝服立于东阶之上。看见穿丧服的人，即使平时关系密切的，也一定变得严肃庄重。看见当官的和盲人，即使平常彼此熟悉，也一定有礼貌。乘车时遇见穿丧服的人便把身子微向前俯，遇见背负图籍的人也是如此。对个人的饮食起居也一丝不苟。坐席放得不正，他不坐。吃饭时不说话，睡觉前不聊天。在吃饭时，即使是粗食菜羹，也一定拿它祭一祭，而且一定要像斋戒时那样虔诚。孔子上车时，一定先端端正正地站好，然后拉着车绥上去。在车内，不回头看，不很快地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的风度举止似乎有一些刻板、迂腐之嫌，但在孔子本人却是诚心诚意，出自本心，丝毫不存在虚伪做作之态。他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给别人做榜样，树立一个儒者君子之风的典范。他自己身体力行，以君子自律，以培养一批具有君子人格的学生为己任，希望在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改革潮流中，实践自己的理想，成就一番震古烁今的事业。
他的理想人格成为后世志士仁人努力的目标，君子、小人作为一种道德评价长期为中国人民接受和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