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的决心很大。有的地方不太愿意放权，就派人去检查。但检查的人一走，地方上就把这个权力收上来了。为什么？这是因为，其他方面没有改革，产权所有者没有变，政资、政企、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关系没有变，行政体制没有改，政府机构没有精简，政府职能没有转换，所以，单纯地搞扩大自主权是扩不下去的。经营自主权、工资奖金分配权、资产处置权、人事权……都根本落实不了，国企效益还是上不去。
同样，教育行政部门也是绝对不愿意让学校拥有充分自主权的。所以，虽然喊了这么多年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实行校长负责制，可学校到底有多少自主权、校长到底能不能负责，大家都心知肚明。人事、课程、招生，甚至连选择教辅用书的权力都被统在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早已降格为教导主任。
人们都慨叹中国现在没有教育家，可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怎么可能出教育家！企业家是市场造就的，教育家岂是枷锁锁出来的？人们总在抱怨教育的千人一面、千校一面、缺个性、少特色，殊不知，这可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呀！
治本之法学校改革要从体制入手：
1.产权必须清晰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要解决国企的要害问题，关键是要进行制度创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就是要解决好产权问题。这是真正抓到了问题的本质。
国企症结主要在于“三个不分”：政资不分，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与资本经营职能不分；政企不分，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不分；两权不分，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只要存在着这“三个不分”，那么政府就不像政府，企业就不像企业，国企就没有积极性和责任心，国企的上级主管部门也没有积极性、责任心，而且还经常随意地干预国企的生产经营，国企效益怎么能上得去？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试错”探索，现在国企终于找到一条产权改革的坦途。“抓大放小”政策的实施，让一大批国企在转制后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与原来的国企一样，公办学校现在还是政资不分、政校不分、两权不分。这导致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两方面都没有积极性，也没有责任心，结果只能相互抱怨，在低层次上修修补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学校的管理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在产权层面上思考学校的问题呢？“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16个字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志。而在这16个字中居于首位的就是产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权责就不可能明确；权责不明确，政企就分不开；政企分不开，管理就不可能科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学校也是这样。
隐藏在制度障碍后面的是观念禁锢。关于教育是否应该产业化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当许多人在为教育产业化是否会损害教育的公益性而困扰时，一些具有企业精神的教育家和具有教育情结的企业家结合到一起，进行了教育产业化的大胆尝试。如翔宇教育集团的运作实践，就是一个成功的实例。这些教育产业化的实验成功，有力地证明了教育市场的客观存在，证明了经济规律在教育领域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
2.垄断必须打破“增加教育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和选择性”，已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教育改革非在体制上下工夫不可
垄断、官僚、浪费，公办名校的这些痼疾已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抨击。王先庆在《中国教育业：垄断的最大牺牲品》一文中指出，正是这种垄断，不仅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低下，而且还造成社会各阶层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以及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尤其是它加剧了人才的流失和中国财富的净流出。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教授，也在一篇题为《中国教育缺什么？》的文章中直言：“我们的教育从上到下，太缺乏服务的意识，服务的观点。”“在优质资源的紧缺时代，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服务意识的。”
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多元办学，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英国学者贝磊将这种趋势归纳为如下4种类型：（1）部分公立学校所有权的转移。（2）增加私立学校的比例。（3）增加政府对私立学校的经费投入和支持，如教育券为一种形式。（4）增加对公立学校的私人投入，如家长支付学费。
在改革中应该减少国有资产在公办学校资产中的比重，使更多的产权落实到自然人身上，成为自然人的产权。这在经济领域，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大趋势。
3.改革必须到位
学校的改革有不同的层次，如微观的教育教学改革、中观的机构人事改革，宏观的体制、产权改革等。许多校长从改革学校内部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制度入手，推进学校改革，遭到了失败。实际上，这些机构设置和人事管理上的弊端，只是表象，其根源还在体制。机构和人事均受制于体制。校长在泥潭里面而不是在泥潭上面去“清潭”，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学校人事制度改革为例，校长要面临的问题很多：旧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羁绊；许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不配套，很多问题牵涉到学校的外部，甚至教育系统之外；教育人才市场不健全，跨校、跨系统、跨地域人才资源流动机制尚未建立；公办学校解聘教师的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完善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不配套，落聘教职工不能直接面向社会由市场调剂；校长的任用和考核机制不健全，一些校长在准备放开手脚地“革”别人的“命”时，自己却被先“革”掉了……
推进改革，必须尽快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学校的改革，卢校长主张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自上而下地推进。“大改革，小困难”；“小改革，大困难”；“不改革，更困难”！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的宏观改革，与微观、中观的改革相比，纲举目张，反而容易操作。比如：翔宇教育集团在进行公办名校转民办的改革时，原公办名校的一部分教师和许多职工都落聘了，但没有一个人闹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也需要宏观环境和政策背景作支撑。
实践证明转制可给学校管理带来根本变革：
翔宇教育集团的改革实践给学校管理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使公办名校的“国企病”不治而愈。
1.产权有人关心，资金利用率提高“现代学校的硬件设施，示范学校的教育质量，平民接受的收费标准”，对翔宇的这3条建校原则，人们给予了很多赞赏，但也有尖锐质疑：既然民办学校靠市场生存，投资人不是慈善家，“现代学校的硬件设施”需要高投入，“示范学校的教育质量”需要高成本，那么“平民接受的收费标准”如何能够落实？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在哪里？来翔宇教育集团参观调研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教育同行，看着学校一流的硬件，了解到翔宇较高的福利待遇和较低的收费标准，也往往会在心中聚起疑团。
其实，这个谜团不难解开。翔宇教育集团降低了制度性损耗，效益出自体制。以翔宇教育集团宝应县中学为例：
（1）精简机构，降低成本。定岗核编，克服“人浮于事”。转制前有3个年级、24个班级，转制后有3个年级、60个班级，学校规模扩大了，校级干部的人数不升反降，财务、保安等岗位编制不变，教辅岗位也不再是一些“高工资、高职称、老资格”的教师“赋闲”的出处。此外，事业发展的规模效应，也使相关运营成本降低。
（2）拒绝“条子生”，堵漏出效益。“条子生”本质上是“权钱交易”的产物。能搞到“条子”的，也都是付得起费的。真正穷得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的老百姓，又能从哪里弄到“条子”？除了给特困家庭的孩子免费外，翔宇教育集团没有给任何一个“条子生”免费。此举既可纯洁政风，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然而，在公办学校，校长拒绝“条子生”是非常困难的。校长自己的命运本来就掌握在别人手里，总得有所顾忌，再说，反正不是自家的钱，乐得送人情。人们容易看到公办名校校长风光的一面——大笔一挥，免收“条子生”成千上万元的赞助费。然而，人们往往看不到公办名校校长无奈的另一面——哪路神仙都得罪不起，不得不玩起“走钢丝式的平衡游戏”。
（3）转换办事模式，减少浪费出效益。按照弗里德曼的花钱办事模式分类，民办学校是在“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成了办一切事情的最高准则，资金利用率大为提高。卢校长在1983年参加工作，1994年起担任一所省级重点中学的副校长，1999年离开公办学校到民办学校任职。亲历两种体制下学校花钱办事的具体过程，这令他感触颇深。有人讲：“中国教育是最穷的，也是浪费最严重的。”大到建筑工程发包，小至办公用品采购，不同体制下的花钱方式相差惊人。学校要发给教师一本记事簿，教务处提出申请，校长审批后，由总务处采购，总务处派人到商场文具柜台购买，12.5元/本，开票报销。这在公办学校是正常的办事程序，没有人有错误。但在翔宇教育集团这里则不行。采购人员会到小商品批发市场看货比价，再摸到生产厂家的信息，与厂家直接洽谈供货，同类商品如“备课笔记”、“会议录”等一并签约，增加采购量有利压价。在这里，一模一样的记事簿，每本只需2.3元。
2.聘用关系建立，教职工责任感增强
转制后，教职工和学校建立聘用关系，签订劳动合同。教职工珍惜自己的岗位，工作责任心普遍增强。卢校长反对那种校长动辄就用解聘去吓唬教师的做法。但是他个人以为，校长一定要有这个“上方宝剑”，可以不用，却不能没有。“悬而不用，是为至用。”翔宇教育集团的3所学校在转制的过程中，有人善意地提醒我，某某教师“散漫”不能聘，某某教师“刺头”不能聘，但我以为，许多“散漫”和“刺头”是体制使然。果然，在转制后，他们都成了新体制下的优秀教师。
3.服务宗旨明确，社会满意度上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今听到这些字眼，不少家长会生气，很多教师要脸红。“以教谋私”的泛滥，使教师失去了权威性，教育失去了公正性。教师服务意识淡漠，教育行业风气不正。因公办名校具有教育资源的垄断地位，所以其似乎更难让“师德师风”守住底线，吃请、受礼、乱收费、有偿家教屡禁不止。
翔宇教育集团下属的3所学校，在转制后，服务意识普遍增强，师风得到彻底扭转，较好地做到了“视质量如生命，视家长为上帝，视学生若亲子”，“不接受家长宴请，不收受家长礼物，不利用家长办事”，学校的社会满意度大幅提高！
公办学校是国家出资办的，所以，国家要承担监督职责，要求学校和教师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由于体制的原因，这种“监督”的效果不明显，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这种监督被大大地弱化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推进名校转民校，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4.内部机制搞活，教职工进取心增强
转制之后，“谋事”的多了，“谋人”的少了；“埋头苦干”的多了，“埋怨不平”的少了；“压力”有了，“压抑”没了。学校不但建立“相马”机制，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且还建立了“赛马”机制，使得人才在竞争中快速成长。转制后的两年多来，3所学校教师在市级以上报刊发表论文的数量是过去10年的总和。教师参加各类业务竞赛，学生参加各种学科竞赛，获奖面和获奖层次都较已往有了大幅度提升。
推进一部分公办名校规范地转制，将各类“假民校”改造成“真民校”，不但可以有效地培育教育市场，形成适度竞争，而且还可以从根本上激发学校管理的活力。
当然，转制不是根治公办学校管理通病的惟一途径，但民办学校在管理上的体制性变革，还是值得深入思考和认真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