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端正风气，堵塞漏洞，减少非正常消耗。干部勤政廉政不乱花钱，教职工以校为家，不乱扯“集体的草堆”，人人都做学校的主人，坏事有人监督，正气能够抬头，校产人人关心，所以学校的效益也就搞上去了。以“条子生”为例：“条子生”本是“权钱交易”的产物。能搞到“条子”的，也都是付得起费的。真正穷得连孩子的学费都付不起的老百姓，又哪能弄得到“条子”？虽说，接受“条子生”也有很多的无奈——为了学校的生存不得不给各路“神仙”“烧香”，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入学机会被学校干部送了人情。杜绝“条子生”，既有利于纯洁政风，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
（3）转换办事模式，减少浪费出效益。大到建筑工程发包，小到办公用品采购，不同办事模式下的用钱效率相差惊人。过去，办学靠国家拨款，用钱大手大脚，不用白不用；现在，学校要自谋出路，校长必须精打细算，要以最少的投入去赢得最大的效益。
2.改革体制，激活竞争
体制不顺是制约教育发展的“硬制肘”，机制不活是制约教育发展的“胶着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总结过人们花钱办事的模式：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从本质上说，中国的经济领域改革就是在改变“花钱办事模式”，把“用别人的钱给别人办事”转变为“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农村改革、国企改革、流通领域改革，莫不如此。体制的转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持续繁荣。教育应该从中得到启发。
叔本华也曾经说过，一件物品的主人越多，它得到的关心越少。集体的草堆，总是比个人的草堆先被扯光，就是因为集体财产的主人太多，产权反而被虚化了。
实现学校从管理到经营的转变，校长转变观念固然重要，但是许多问题是体制性障碍，只有从体制上进行变革才行。公办学校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里，没有办学自主权：校长早已降格为了教务主任，“戴着镣铐跳舞”，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招生，甚至连学生用的本子的采购都统在教育行政部门。如此，校长还怎么经营学校？
多元办学，打破垄断，培育市场，引入竞争，应该是推进中国教育业成长发展的根本途径。教育的民营化和办学体制的多元化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趋势。所以，应该减少国有资产在学校当中的比重，使更多的产权落实到自然人身上，成为自然人的产权，让他们“用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在经济领域，这已经成为改革的根本举措。然而在教育领域，人们的思想还远没有解放。“产权转让、成本分担、放开放活、完善机制”是实现教育走向经营的现实之路。“靓女先嫁”、“弱势扶持”、“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同步进行，是实现教育走向经营的现实战略。
（五）质量与品牌：教育经营的核心
办学必须以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能否把一所学校经营成功，最终要看学校的教育质量高低，要看学校能否能创出社会认同的品牌。
经营学校，就是要根据教育市场需求找准学校在市场中的位置，创造特色品牌和质量品牌，提供大众需求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创出品牌，学校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生源市场；通过开拓生源市场，学校建立有实力的经济资本；通过扩大经济资本，学校提升学校品牌的价值。由此，形成学校品牌与生源市场、生源市场与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与学校品牌的良性互动，从而将学校的品牌资源转变为学校的品牌资本。
经营教育要以社会效益的提高拉动经济效益，并在一定周期内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实施“双赢”发展战略，有利于妥善处理遵循教育规律与遵循市场规律的关系，是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以过硬的质量赢得良好的信誉；以良好的信誉吸引充足的生源；以充足的生源保证丰富的财源；以丰富的财源支撑快速的发展。”从管理到经营，在这方面，很多校长已经先行一步，踏上了经营——这条学校生存发展的良性轨道。
四、激发管理活力
北师大百年校庆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教育创新要在教育思想上创新、教育制度上创新、教育内容和方法上创新。同时还说，要扫除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益，优化教育结构，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江泽民同志指明了当前教育改革的主攻方向。当前我国教育领域里的主要矛盾，是教育投入不足与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既表现在量上，又表现在质上。制度创新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
学校改革是教育改革真正的着力点。实践证明，转变体制是激发学校管理活力的良方。
非改不可公办名校的体制性障碍：
1.没有人对产权负责
公办名校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有人说，在中国，真正的“贵族学校”不是民办学校，而是公办名校。
名牌公办学校的巨额收费，普遍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缺乏必要的监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尤其是依托公办名校兴办的所谓“民校”，产权关系不明，公私界限不分，资金管理存在监督“真空”，更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此外，“公费赞助”的黑洞也是深不可测。一些企事业单位以支持教育的名义，向名校拨出大笔公款，换来其单位高层领导子女进入名校就读的资格，这里还不包括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用政策倾斜对这些学校的另一种“投桃报李”。问题是，从各种渠道暗流到学校的这些资金，有没有转化为学校的国有资产？
某县一所有着70多年历史的名校，经改造扩建，通过了国家级示范高中的省级验收。最近政府对其进行了一次资产审计：总资产8611.73万元，外债5523.14万元，净资产3088.59万元，其中，土地作价2775.8万元。除去土地，这所学校的净资产实际只有312.79万元。该校每年有1000多万元的培养费收入，每年仅财政划拨的人头费就有300余万元，还有几十年的财政其他投入。这么多年积累的资产都到哪里去了？
发生在这所公办名校身上的现象，反映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一方面，教育经费的严重短缺一直是制约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公办名校却存在着教育经费的惊人浪费！
公办名校的资金来得容易，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可以不还贷……只要学校的产权是国有的，最后就肯定会由政府给兜着。就很多学校巨额借贷、铺张发展的问题，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陈玉琨教授一语道破了“天机”：“想还就不会贷，想贷就不想还。”那些不顾自身偿还能力而一味借贷的学校，到最后必定会把担子撂给国家，撂给政府。这和某些国企的态度何其相似！
2.校园里的“国企病”
将学校和国企进行类比也许不太妥当。但在由产权虚化引发的“症状”上，公办学校与国企却有着惊人的相似：
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带来的“大锅饭”；
人员能进不能出，干部能上不能下；
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
服务意识淡薄，官僚主义严重；
行政干预过多，管理缺少活力；
铺张浪费，滋生腐败，富了“方丈”穷了“庙”；
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不高；……“保守疗法”公办学校改革难如人意。
要分析公办学校改革的问题，不妨将其与国企改革作一比较。
1.“三铁”难以彻底砸掉
最初，人们认为，国企的顽疾是个管理问题，是个微观管理问题，即主要是“三铁”问题，所以只要下决心砸“三铁”，国企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但是，砸来砸去总是砸不彻底。直到近两年深化改革后，部分国企才把“三铁”真正砸掉了。
公办学校的顽疾与国企相同，但改革却明显滞后于国企。虽然公办学校也搞人事制度改革，搞聘任制，但结果往往是认认真真走过场。为什么？因为公办学校的顽疾实际上是个宏观管理问题：铁饭碗不是单位定的，对职工既不能解雇，也不能开除；至于铁工资，也不能动，因为工资总额、标准，都是国家规定的；铁交椅，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怎么砸？根本砸不了！
2.“让利”难以惠及多数
国家对国企实行统收统支，把所有资金都纳入财政。国企要用钱，需层层作计划下拨。统得过死，当然没有活力（作为事业单位，学校更是这样）。所以国企提出来，有“自主权”就得先有“自主钱”。于是，为了搞活国企，就有了财政“让利”的措施。在教育界，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学校收择校费，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这样的变革同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利润留成制度”没有把国企搞活，择校费也没有给教育带来多少福音：（1）没有从整体上促进教育发展。在默许学校收取择校费后，名校的择校费收入最高，多数学校收不了多少择校费，而最需要钱的薄弱学校却没有任何择校费可收，学校间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形成教育的“马太效应”。（2）形成了新的“黑洞”。择校费不在财政管辖范围之内，缺少监管，形成“黑洞”。“条子”、“面子”、“位子”、“票子”在这里成了交换的“等价物”。
3.“责任制”不能落实责任
国企搞过“利润承包责任制”，结果是“包赢不包亏”，“富了方丈穷了庙”，出现了一大批虚赢实亏的国企。许多公办学校搞了校长责任制、工资总额包干制（增人不增资），但同样没能解决问题。
先说校长负责制。当前，对校长的管理存在着3个问题：
（1）选拔不科学。公办学校，政校不分，产权是国有的。既然产权是国有的，那么政府就要来管理它，就要任命校长。国有产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受各种复杂的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受传统行政管理方式的制约，选拔校长的标准容易被异化，难以把最合适的人才选拔到校长的岗位上。
（2）分配不合理。在公办学校的分配原则中，校长是不能优质优酬的，而只能和普通教师拿一样的工资。不能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竞聘校长岗位，是导致学校校长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自律不严的原因之一。
（3）要求不现实。一方面，对校长的标准有不切实际的“圣化”倾向，要求他不仅是一个能人，而且是一个圣人，不吃不拿、任劳任怨，还得有天大的本事，得面对市场，面对政府，把各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好，不能有一点自己的利益。试问，有几个人能达到这个标准？另一方面，对校长在一些“灰色领域”里的“创收做法”，却视为情理之中。于是，对一些公办名校校长的个人开销远多于其工资收入的现象，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再来看工资总额包干。对于财大气粗的公办名校来说，这些举措对其并不能构成任何约束，而对只有可怜的财政拨款的薄弱学校却是一道要命的难题。为了维持学校运转，许多薄弱学校校长只好冒“乱收费”的风险，变着花样向家长伸手。因“乱收费”被处理的校长，差不多全部是薄弱学校的校长。
4.自主权没有充分下放
国企要松绑，要经营自主权；学校也要松绑，要办学自主权。
1992年，为了给国企扩大自主权，中央曾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从“让利”转到了“扩权”，这是一种进步。但是，扩权并不等于转换机制，因此还是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