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办名校转制仍然是政策禁区。但是，正如一位记者所言：“不管政府和群众主动不主动、愿意不愿意、赞成不赞成，甚至是允许不允许，不管来自社会各方的压力有多大，公办名校转制已成不可遏制的潮流。”这一切，既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了教育多元化发展的根本趋势和民办教育的顽强生命力，更让我们意识到国家出台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对待公办名校转制的态度上，有两种倾向值得关注。一是“盲目冒进”：政府以推进社会事业改革为由“大卸包袱”，不管该转不该转，能转不能转，强制推行，留下发展隐患，引发社会矛盾；二是“无所作为”：宁损事业，不越雷池，怕字当头，消极等待，拆东补西将就着过日子，错失改革良机。
公办名校能否转制，自然不必局限于政策的规定，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政策和观念的禁区，不然就不叫改革。检验公办名校转制可行与否，关键还是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面对现实，集团需要的不是无谓的指责，而是要去探讨：什么样的公办名校可以转制？公办名校转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怎样的转制才是成功的？转制后的名校如何实现再发展？
江苏翔宇教育集团在全国首开公办名校整体转制先河，运作两年多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政府官员、学校同行的理解、支持和赞誉。笔者仅以翔宇教育集团在名校转制过程中积累的一点体会作为引玉之砖，以期引发大家对公办名校转制运作规范的讨论。
（一）大胆转制：突破禁区
提及公办名校转制，人们习惯上总是先想到失去了什么，并由此推理出许多不可测的未来因素，进而产生质疑或反对。事实上，不妨逆向思维一次，公办名校不转制，结果是否就会如人所愿？教育体制改革，追求的是满足社会需求，让老百姓满意、教师满意、政府满意。其实，公办名校转制只要能实现如此多赢的格局就应该是成功的。
公办名校，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长期高强度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精心培育的产物。目前，她却成了纳税人为少数人营造的优质教育的天堂。这本身已经有悖教育公平，再加上固有的体制障碍，名校也普遍染上了“名疾”。
1、收费扶摇直上因其特殊的垄断地位，公办名校在实际运作中公益性日趋蜕化。其收费标准逐年攀高，再加上名目甚多的赞助费，实际已不亚于民办学校，有些甚至比民办学校有过之而无不及。
2、招生怪事频频。公办名校招生季节，“条子”、“面子”、“位子”、“票子”各显神通，择校红红火火。学校也处于两难境地，学额少、生源多，难以取舍。“以分取人”有违素质教育宗旨，“以钱取人”有违社会公平，“以权取人”助长不良风气。现在的普遍情况则是“分数、金钱和关系”样样都要，“一个都不能少”。社会对教育的满意度下降，怨声四起。明眼人都清楚，只要公办名校存在一天，“择校”问题就不可能解决。
3、赞助花红蒂黑。公办名校可以收到钱，可以贷到款，日子并不难过，而大量的社会赞助和政策优惠还是要向其倾斜。人们争相给公办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给薄弱学校雪中送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匮乏和垄断。教育的马太效应，让这种匮乏和垄断不断加剧。同样是公办学校，今天，名牌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的差距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问题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公办名校的资金，很多并没有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和审计，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一个黑洞。
4、管理遭遇瓶颈公办名校因其产权虚化，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国企病”，大锅饭思想、官僚主义作风、穷庙富僧现象、以教谋私泛滥、服务意识淡漠、铺张浪费严重等等在名校中很为盛行，已经成为社会诟病教育的主要方面。……
人们熟知公办名校的症结，也在积极寻求解决的良策。对症下药，同样也可以有多种疗法，从机制、体制甚至产权入手的“名校转制”，应该是较为理想的方法之一。当然，这并不是让那些运营正常、效益显著、管理科学又能切实体现教育公益性的名校都转制，但选择其中那些“公益性蜕化”、“收费已经很高”、“衰象已显”的公办名校进行转制应该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是会得到普遍赞同的。以下三种类型的学校可以转制：
（1）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包括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我国，目前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育成本实际上已经主要由家长负担了。由于公办学校的体制弊端，资金利用效率低下，家长负担的这部分教育成本，其实际效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财政还要承受相当一部分负担。将这类学校转制，不仅可以让财政省下的这一块负担使更多的薄弱学校受惠，公办名校的内部管理机制也激活了。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作客新浪网时强调：“公立大学，没有很大的压力，没有主动去迎接市场、主动去改革的机制。所以，建议国家要拿出相当部分的大学转制，变成民营的，变成股份制的，然后推向市场。这有两大好处，第一，大学的机制更加灵活，第二，可以腾出相当的经费给义务教育，给中小学。江苏六十几所大学，转制三十所没有问题，就有三十个亿了，三十个亿投入中小学，中小学的发展会有更崭新的面貌。国家也是这样，教育部那么多的大学，能不能进行转制？转制以后我们才能培养出北大、清华的对手，才能在世界高等教育的舞台上出现真正有活力的大学。”
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是投入不足。有限的教育经费，被庞大的教育体系分散了。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得不彻底，如义务教育，国家该尽的责任不到位，弄得民怨较大。而可以放手的地方，政府又揽得过多，包得过紧，统得过死，同样也在制造怨声，既怨经费不足，又怨没有活力。该放的放掉，可以集中财力保义务教育，一举多得。
（2）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但择校生占很大比例的学校。许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名校，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计让教育主管部门缩小其“施教区”范围，扩大择校生比例。这些学校学区内的学生，从数量上说仅具有象征的意义。这类学校要么放大施教区，杜绝择校行为，体现公益性；要么就彻底转制，不设施教区，放手让学校自主经营。政府置换出的一部分资金和节省下来一部分人头费，用于扶持义务教育阶段的薄弱学校。理想的状况当然是前者——彻底整顿“择校”。但，现实的选择后者更有利——彻底的转制。这样，一方面可以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和对教育选择性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聚集社会资金流向教育，另外，还有“劫富济贫”的社会平衡效应。让富裕家庭多承担一些教育经费，省下的资金办好薄弱学校让贫穷的家庭多得益。
（3）产权不清的“假民办”学校。对于公办名校来说，通过“择校生”收取赞助费，名额毕竟有限，而且受物价部门、教育主管部门制约，而办“民办的校中校”则被视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赚钱”途径。名牌小学的“民办幼儿园”、重点中学的“民办初中”、名牌高校的“民办二级学院”、公办校园里的各种“民办班”都是这种类型。这类学校“对外两张皮，对内一盘棋”，资本构成、产权关系以及与母校的资产关系错综复杂，但共同的特点是利用名校品牌收高价生。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这类学校“只有收费是民办，其余都是公办的”。将这些“产权关系模糊、公私界限不清、体制运营混乱”的学校彻底转制，明晰产权，既可规范教育市场，又不增加群众负担，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因此，“假民办”必须彻底转制。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这类“假民办”学校数额庞大，收费惊人，是社会对教育高收费非议增多的源头。
（二）严格审批：四个必须
北京有一项关于群众对不同教育阶段发展民办教育所持态度的调查，在被调查者中，对在义务教育阶段发展民办教育持十分支持和支持的共占89.8%（分别占26.9%和62.9%），而对于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发展民办教育持十分支持和支持的共占被调查者总数的94.9%（分别占31.8%和63.1%）。可以看出，对在不同教育阶段发展民办教育，大家普遍持肯定态度。但同时，人们对公办名校转制却是反对者甚众，这其中很大的因素是人们担心公办名校转制后会成为投资者的摇钱树，使学校变了味。数量庞大的“假转制”校，和已经很高的教育收费，让很多人谈“转”色变。但这不不是“转制”本身的错。一般来说，只要公办名校转制坚持“为民”原则，秉持“民本”理念，不转嫁责任，不增加负担，将公办名校转制成“老百姓上得起的优质民办学校”，自然不会遭到人们的反对！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王斌泰在全省高中教育工作会议上也曾明确指出，学校能不能改制要看条件，看是不是扩大了高中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是不是解决了教师的后顾之忧，是不是收费比较平稳。“改制不是不可以改，而是要考虑周全。改制是为了发展，如果改制会缩小而不是放大原来的教育资源，就不能改。我去看了（翔宇教育集团——作者注）宝应中学，在实行多元化办学后，宝应中学的教育资源扩大了，这就很好。”
根据以往的经验，公办名校转制必须要严格遵循这样几个原则：
1、必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公办名校转制决不是简单的政府“卖学校”、财政“卸包袱”，也不能仅仅定位在盘活存量上，必须要确保有外来资金对教育的注入，必须要保证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
“老校盘活”是目前公办名校转制中常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卖学校”，在老校园里运进新机制，将公办名校推向市场。这样的转制，虽也克服了公办名校存在的内部管理问题，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会出现政府“短视”行为，将名校卖几个钱先用着，省下人头费还能减轻财政负担，而教育资源却没有得到扩大；另一方面，也容易出现学校“换牌收费”的状况，投资人利用具有垄断性质的优质教育资源，牟取利益。就老百姓来说，学校还是那个学校，规模还是那个规模，收费又不可能降低，在现实的得益无法可见的情况下，大家有理由拒绝把“公”改为“私”。
公办名校转制应该坚持转“软”不转“硬”的原则，传统的校园（硬件）仍归“公有”，用无形的“品牌”（软件）吸引资金，由投资人重建“新校”。这样做一方面可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另一方面可以保证教育资源只增不减，新校园建设政府又无需投入一分钱，老校园又可以用于教育布局调整，改善薄弱学校面貌。校名还是那个校名，校园美于过去的校园，规模超过过去规模，质量优于以前质量，体制优于旧有的体制，现实的得益看得见摸得着，群众容易接受。“翔宇模式”之所以受地方百姓的认同，首先就在于宝应只拿出了三所学校的校名，换得的是三所“现代化、花园式、书院气”的新校，赢得的是3倍于过去的学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收获的是充满活力的机制和稳步提高的教育质量。
三、从管理到经营
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教育浓烈而鲜明的产业色彩。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如今正在被行政之外的另一只大手——市场主宰着命运。许多沿袭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学校遭到了市场无情的淘汰，而那些转换了体制、树立了市场理念、引入了市场运作模式、参与了市场竞争的学校，则充满着活力和生机。学校由管理走向经营，已经是必然的选择。
（一）管理与经营：两种运行质态
计划经济时期，作为事业单位，学校的经费由上面拨给，任务由上级下达，校长只负责管理学校。市场经济时期，学校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实体，钱要自己挣，活要自己找，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市场规律和教育规律的双重制约，校长必须学会经营学校。管理和经营是两种不同的学校运行质态。其不同之处在于：
1.“重效率”与“求效益”之别
管理讲效率，经营讲效益。管理学校，核心是提高学校和教职工的工作效率，目标指向的是完成教育教学任务，校长关注的是上级评价（如能否通过检查或验收）和学校形象（如能否评上先进或升格晋级）。经营学校，核心是提高学校的社会和经济效益，目标指向的是生存发展，校长关注的是教育质量和学生家长满意度。
2.“眼睛向内”与“内外兼修”之别
管理学校，着眼于学校内部，重在练好“内功”，办学是封闭的，校长无权根据市场进行定位，也无权自行确定学校服务的对象、区域和层次。经营学校，办学是开放的，实行的是“内外兼修”，根据经济规律和教育规律，学校在市场中找准位置，彰显特色。
3.“僵化被动”与“灵活主动”之别
管理学校，校长强调照章办事，习惯于贯彻、落实、执行，遇到困难找“市长”，寻求上级支持。这是被动的“等、靠、要”。经营学校，校长考虑的是服务、竞争和生存，遇到困难找市场，寻找市场商机。这是主动地谋发展。
4.“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之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