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偌大的上海市要找到闸北八中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两个“闸北八中”，一老，一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刘京海位于闸北某幸福小区内的新八中校区的办公室。从多年的新闻报道工作中，能够耳闻目睹很多因为“成绩差”，不善学，而生活在教育底层的孩子们的故事。而这一切在上海闸北八中的“成功教育”实验中得到大大的改观。刘京海朴素的外表和略显颓废的发型，让人很难把这个人与名气不菲的“成功教育”创始人结合起来，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创造了闸北八中的教育奇迹。“成功教育”和刘京海的故事就在这所学校里慢慢的进行着！
（一）小学时的“板报干事”
研究“成功教育”的刘京海因为挽救了很多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差生”而闻名。香港曾经有位记者采访他后，以“‘差生’教差生效果惊人”为题作了关于“成功教育”实践的报道。尽管用以描述刘京海的“差生”二字加了引号，他还是很不高兴，专门找到该记者，说差生用的不对。他不承认有哪个学生是差生，也从来没承认自己曾经是差生。尽管他在上小学时，确实有一段表现“不佳”。
上小学的刘京海虽然聪明伶俐，但却总是调皮捣蛋。自己曾经捅过多少篓子，无从说起。然而，他却有幸遇到了两位让他至今难忘，感恩不尽的好老师。
上小学时候的刘京海总是一遍就能听懂老师的课，于是，当老师为其他的同学讲解第二遍的时候，他就开始捣蛋。成了影响老师课堂教学的标准“差生”。小学四年级，他遇到了值得自己感谢的第一位老师。
面对课堂上调皮捣蛋的刘京海，这位老师不但不责备他，而是每次都在讲完第一遍课后，就往小刘京海的桌上放一摞连环画。从那以后，老师的课堂安静了，刘京海也读了不少的书。直到今天，刘京海还认为只要教师的教育方法得当，就没有差生一说。
安静下来的刘京海并没有改掉自己身上的所有毛病。做事有头无尾，不专心的毛病越来越突出。早上兴致勃勃干的事，到了晚上又换成了另外一件。直到小学五年级遇到第二个能“修理”他的老师。
这位班主任老师给刘京海封了一个“官”——“板报干事”，画板报。他开玩笑说：“当年不封我做板报委员，做板报干事，主要是“委员”一般不干事，“干事”要干！”得了官衔的刘京海高兴不已，干劲十足。板报一周一期，基本以画人物为主。从刘胡兰、董存瑞，到黄继光、雷峰，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
“板报干事”刘京海虽然很努力，但是画起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每次画完板报，同学们总是你一言、我一语地给他挑毛病。
“刘胡兰的头发不是这样的！”
“董存瑞的鼻子不像！”
“雷峰的帽子歪了！”
一时，爱面子的刘京海不服气了。同学们指出哪一点问题，他就从哪儿改，而且每次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改。从鼻子到嘴巴，从耳朵到头发，都改像了，一个星期也过去了。擦掉，改画另一个。就这样不停的画，不停地改，刘京海也逐步养成了耐心做好每件事的习惯。
这两件小事一直让刘京海耿耿于怀。也为他后来研究“差生”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基础。孩子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他。
（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刘京海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一个著名教育理论的发掘者，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一位在教育界响当当的人物，说他没上过大学，在当今这个世道，一般人都不会相信。刘京海不但没上过正规大学，连一天的高中都没有上过，他的成长是在“插队落户”中实现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他的座右铭，也是他后来组织“成功教育”实践的法宝。
1966年初中毕业以后，刘京海插队到了某知青农场。直到今天他还偶尔自称农民。用他的说法，在农村劳动的时期，就是他行万里路的时期。那个时期学到的东西都是一生受用的。与他同辈的很多人行了万里路，却没能读万卷书。刘京海更幸运一些，也明智一些！他在“行万里路”的同时，还完成“读万卷书”。
当时的刘京海虽然没有再走进校园的机会，却始终摆脱不了对知识和书本的渴求。他开始在农场的搜集所有能够搜集到大书。不管是什么类型书，只要是能找到的，他一定认真研读。不管能找到多少，他都尽量一本都不放过。幸运的是，当时与他一同插队的一个中学恰好被分配到了农场的看守所。而当时农场里所有的“禁书”都收集存放在这个不大的看守所里。与这位同学一项关系密切的刘京海靠着老同学的关系经常出入看守所。别人没有办法看到的书，他却总是能找到机会经常翻阅一下。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人们对知识，对书籍，对学习的态度开始慢慢转变。而那时的刘京海干脆住到了看守所同学的宿舍里，专心研读起这些“禁书”，对于一些好的书，他一看就是好几遍。这样一读就是大半年。
与很多同辈人中的成功者一样，在那个知识和文化遭唾弃的年代，他却依然对各类书籍报以执著的热情。没有选择的阅读也使年轻的刘京海博古通今，后来成为颇有思想的人。
（三）人生的转折点
刘京海终于迎来自己人生的转折点。1972年，上海市开始到他所在的知青农场招聘赴沪任教的教师。回忆起这段人生经历，刘京海坦言，自己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自己却又应该感谢“文革”。“没有‘文革’，我就根本不可能当老师！”他一直有一个愿望，写一本书关于那个时期的书，书里就有关于他如何当上老师的故事。
当时招聘老师不要求考试，却要面试。来主持面试工作的是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正在埋头苦读的刘京海并没有意识自己的人生将从此转变。而他的一位阿姨早已暗地里为他做好了铺垫。
阿姨托自己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同学王老师想办法。王老师找到了即将到知青农场面试老师的同事，希望这位同事能将她同学的侄子带回上海任教。
虽然打过招呼，在面试时，刘京海还是险些砸了锅。不是因为没水平，却是因为水平太高，太有思想。面试之前，刘京海为自己报了个政治教师的职务。到了面试当天，跟面试老师聊着聊着，就说到了历史。很快二人又谈到了当时正在被批判的柬埔寨“让步政策”。
饱读史书的刘京海坚持自己的观点，批判“让步政策”是不对的。“任何一个王朝的建立都是需要这些让步政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不但如此，还列举了某朝某代如何“让步”等实例加以论证。虽然证据充分，自己也一直认为面试老师心里绝对是认同自己观点的，但刘京海还是与面试老师形成了激烈的争辩。因为在当时的舆论环境里，刘京海的这番言论已经不能仅仅用“不合时宜”来形容，早已经晋升到了”反动言论”的级别。
面试老师深知像刘京海这样思想活跃的青年，是绝对不能当政治老师的，面试失败，政治老师的职务就此与刘京海无缘。但是鉴于这样有学识的年轻人不多，加上已经有了“后门”的关照，面试老师最后还是带上了刘京海，并且把他变成了语文教师的候选人。这一人生的转折成就了刘京海的现在，也成就了“成功教育”，也让他至今感激不尽。
（四）让“差生”重获希望
1974年，在上海师范大学经过一年半的短期培训以后，刘京海正式走上了讲台。他被分配到“粹文中学”当语文教师，先后任教于“粹文中学”和“闸北八中”。由于工作认真扎实，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很快就走上了领导岗位。等到恢复高考时，他已经与大学无缘。虽然后来他自修了两个本科学位，但他还是成了当今中国教育界知名人士中少有的，没有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一个。
1980年，年仅30岁的刘京海调到闸北八中，一个当时人们公认的“垃圾学校”任副校长。他的“差生”情结也缔结于此。闸北八中由于地处上海有名的“棚户区”，90%的学生都来自“棚户区”，学习积极性非常低。在当时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全校有37.7%的学生曾在小学留过级；新生入学考试成绩在全区35所学校中排名第33位。面对这样一所学校，做事认真、上进的刘京海傻眼了。这么多的“差生”，这样一所学校，自己该如何看待？工作该如何开展？
回忆起当年，刘京海脸上的愁容更重了，他又想起了那件让他记忆忧心，逢记者就讲的故事，一个曾经震撼过自己的故事。刘京海亲身经历了失去一个学生的痛苦。一位刚刚从闸北八中毕业的学生，在其他同学的带动下打群架，在群欧中不慎将一名少年刺死，他毁灭了一个生命，也因此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面对两条生命的陨灭，面对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刘京海陷入了沉思。中国的教育怎么了？十多年的教育难道换回的只是这些？在他的心里，中国的教育在经受着拷问，“差生”的未来在被质疑。
往事再次浮现在眼前，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自己没有走上绝路？为什么自己有了发展的希望和动力？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差生”重获希望？1983年，刘京海带着这些问题走进了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管理系。他也为此付出了十几年的光阴，直到今天无法停止。
（五）为“成功教育”狂
1985年，刘京海被借调到闸北区教育局中教科，次年就开始担任区教学研究室副主任，正式开始教育科学研究。当时，闸北区政府出台了一些旨在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提出了“‘差生’是我们的子弟兵”的口号。而这一切恰恰与刘京海的“差生”情结不谋而合。关于“差生”教育问题的课题很快确立了下来，刘京海也带着一帮人再次回到了闸北八中。选择闸北八中做实验，主要是因为这所学校确有“差生”集中营之实，在研究“学困生”方面很具代表性。“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让闸北八中都有了改观，那么‘差生’就有了解决的可能！”刘京海看中的就是闸北八中的“差”。
回到闸北八中任校长的刘京海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学校教学环境进行整改。将闸北区12所薄弱学校结成联盟，集中整治。四处找钱，为这些学校构件实验室，改善教学条件。管理和教学理念上也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尝试。这12所学校的成绩都提高了，刘京海却犯难了。
面对大家有目共睹的成绩，刘京海却没有办法给大家解释。“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最终取得了一系列的效果。很难将某一个措施和效果统一起来。究竟联系何在？”刘京海冥思苦想不得要领。
沉重的思考压力让刘京海整个人都变了，他整天沉浸在思考之中，对生活，对家庭，对妻儿从此不闻不问。妻子再三劝戒，没有任何效果，气愤之极开始考虑跟他离婚。此时，妻子的弟弟忍无可忍来找刘京海，一口气给他列举了“八大罪状”。而刘京海却只回答：“你所说的，我都承认，但是我不会改！”万分无奈的弟弟只能丢下句“太不讲理！”愤然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