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官商勾结。其实，这正是那个时代的特点，当政府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在经营权上向民间开放时，凡是想做得大一点的商人，几乎没有不官商结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晋商、徽商能跟官府密切结合，而其他地域的商人如江浙商人却做不到呢？还有一种议论认为，山西人所以能够发迹，是因为地少人多的环境，使山西民人有动力外出谋生，从而形成了崇商的社会环境，为最终成为全国第一商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实，人口增长迅速，一地所产不敷一地人口所需，是当时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非山西独有，说明在封建的小农生产方式下已无法解决庞大的过剩人口的问题，非得冲破土地的限制、发展商品经济不可。而封建政府的各项改革，如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也都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趋势，为无地少地的农民摆脱乡土限制创造条件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人多地少的山西人发展起来了，而人多地少的矛盾比山西更突出的河南却没有发展起来呢？
我认为，只有从横向的商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角度，从纵向的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明清时期会出现商品经济大发展，乃至出现十大地域性商帮的现象，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晋商、徽商一枝独秀，而沿海商人受到压制的现象。也只有放在这一大框架下，人多地少环境的作用、商人特有的吃苦精神的作用，甚至官商的结合才能得到清楚的解释。
在关于晋商的衰败方面，有一种议论认为，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晋商的衰败。从现象上讲，这话不无道理。但如何看待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纷纷来中国这一现象呢？我认为这是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告诉我们：“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及殖民主义的兴起，客观上将以前处于相互隔绝的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联系了起来。无论它们是怀着光荣与梦想的天定论者，还是仍处于‘天朝上国’迷梦中的老大帝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这些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里单个的马铃薯装进了一个口袋。”在商品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你不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也一定要被动融入国际社会，而不管愿意不愿意。
还有一种议论认为，是晚清政府的封建统治造成了晋商的衰退，主要根据是封建政府对晋商收厘金税、让晋商捐纳，而当俄国商人对晋商恶意欠款时，封建统治者竟然无所作为，使晋商遭遇了不公平竞争。从现象上来看，这话也不无道理，但这正说明了晋商衰败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当西方用强力打开中国国门，产品源源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时，一定会造成中国相关产业的衰败，并引发中国社会的内乱—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这么爆发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自然要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军饷。鉴于农民支出的无弹性，而收入的有弹性，为了不激逼更多的农民造反，统治者采取了“与其病农，不如病商”的政策，这就是厘金税出台的背景。山西商人作为天下最富，税被征得多，捐纳也多，这加剧了它在资金方面的困难，使其在与西方商人的竞争中更加处于下风。不独如此，当一国政府力量弱小时，还容易遭到国际社会恶势力的欺负，俄国商人所以敢对晋商恶意欠款，俄国政府所以敢大幅度提高对晋商的税收，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一个政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时，怎么能奢望它保护自己的国民？为了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它必然想方设法筹措军饷和战争赔款，这自然要引起国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晚清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反抗-征税-再反抗-再征税的恶性循环中最终将自己埋葬，也最终拉上了号称“天下最富”的晋商作为陪葬。
大家可能会问，同样是清政府治下的商人，面对同样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江浙商人没有像晋商一样走向衰败，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呢？这是因为，第一，晋商由于在内地和边疆之间从事远距离贸易，市场遍及全国各地，受战乱的影响更大，受政府厘金税的影响也更大；而江浙商人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活动，这里是西方人重点经营的区域，也是洋务运动的发生地，庚子事变时还被列入“东南互保”的范围，因享受一系列的特殊政策，不惟清政府的苛捐杂税难以在这里扎根，就是战乱也很少发生，反而因战争的爆发，各地资本纷纷来到这里而呈现出极度繁荣的势头。第二，晋商是公认的天下最富，无论是捐纳还是交税方面，自然都远高于江浙商人，何况江浙商人还可以通过和外国商人的假合资等来规避各种税收。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江浙商人所在的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是工业革命后联系中国内地和国外的桥梁，市场巨大且呈上升势头，即使商人们由于战乱或其他原因偶受损失，也会由于市场的回升而再度崛起的；况且，作为西方商人进军内地的合作伙伴，江浙商人还借助西方商人在中国势力的扩展而不断向内地扩张。反观晋商，一是其着力经营的北部边疆市场因远离新经济革命中心而呈萎缩趋势，二是晋商和原来的合作伙伴—俄国商人变成竞争对手关系，丢失北部边疆市场是迟早的事，再加上晚清政府对它的多方榨取，晋商焉有不败之理。
有人从晋商票号改组银行受阻中得出结论说，晋商是因为保守、不思进取而走向末路的，而江浙商人是因为富有创新精神而后来居上的。我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其实，这不是因为江浙商人和晋商谁更有创新精神的问题，而是因为江浙商人原有的经营模式正适合时代的需要，而晋商原有的经营模式则被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所淘汰。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经历比较长时间的挫折、失败后，人们才能逐渐认识到大自然的规律，从这个立场出发，那种希望晋商在危机面前迅速转型成功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速胜论”。须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物理学的惯性理论也告诉我们，物体的重量越重，在某种状态下持续的时间越久，其惯性越大，在制度经济学上这被称为“路径依赖”。而商品经济竞争性强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会给予企业太长的准备时间，幸运只属于少数最适合它的人，仅此一点就注定了近代晋商的衰败及江浙商人的成功。
由此可见，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国内地域经济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晋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命运。应该说，没有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和国内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晋商是不会崛起的，但商品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开展，又要求以沿海为中心建立起海外和国内各地的联系，这打破了传统的地理格局，造成了晋商传统市场的萎缩，加速了晋商的衰败。当然，商品经济全球化的再进一步发展，又要求以沿海经济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国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这又给新晋商的再次崛起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只是，新晋商只有继承了老晋商的艰苦努力、讲求“义信利”的传统，抛弃其不合时宜的某些传统，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迎来第二次的更加壮丽的辉煌，这又是对新晋商的挑战。
晋商崛起、兴盛乃至衰败的经验和教训还告诉我们，天下万事万物，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成功和失败都是阶段性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人们顺利时应抱有一定的畏惧感，所谓“物壮而老”是也；失利时要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所谓“柔弱胜刚强”是也。
最后，特别要注明的是，本书在关于晋商自身的史料上没有创新，完全借鉴了前辈的研究成果，只是从商品经济的全球化、国内区域经济的变迁，以及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和企业经营模式的变化这一新的视角，重新诠释晋商的兴衰这一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目的是为今天的企业经营、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假若说我能有一点贡献，主要是在晋商以外的资料的研究上，将对晋商的思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全球化的范围思考而已。读者只要看看我后面列的参考书，就能看出我的思路，看出我的工作重点，确实是按世界范围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商的兴盛与衰败这么一个认识思路来思考问题的。关于晋商崛起、发展、兴盛乃至衰败的史料搜集、整理的工作，主要是由山西的学者，包括山西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地的学者完成的。在我看过的目前为数众多的研究晋商的学术著作中，没有比山西学者的研究成果更好的了。对前人优秀的科研成果，为什么不拿来借鉴呢？
在有关晋商的史料方面，我参考的工具书主要是穆雯英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赵荣达编著的《晋商故事》，还有姚贤镐编著的《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第二册），以及关于晋商巨族和重要票号的作品，如郝汝春写作的《乔家经商之道》，程素仁、程雪云写作的《太谷曹氏家族》，耿彦波主编的《榆次车辋常氏家族》，王克强写作的《山西旅游风景名胜丛书：百川通》，王夷典写作的《山西旅游风景名胜丛书：日升昌》、《日升昌票号》、《百年沧桑日升昌》、《协同庆》等著作。
在学术著作方面，我借鉴的主要是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山西商人研究》、《晋商经营之道》、《山西票号史》，董继斌、景占魁教授主编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明清晋商及民风》，孔祥毅教授的《金融贸易史论》、《山西票号研究》，葛贤慧教授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以及阎书福教授的《试论大德通票号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方法》等。
在此特别向上述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另外，在每一篇的引言部分，还特别点出参考、转引的晋商史料主要来自哪些著者的著作，以供读者参考或做进一步的研究，同时也特别表示对上述前辈学术研究的尊重。
注释
[1]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西方国家的国力，使其无论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树立了对中国的绝对竞争优势，这为最终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创造了条件。
[2]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98年，第7页。
[3]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4]李植木丹主编：《宏观世界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6页。
[5]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北京：求实出版社，1998年，第185页。
[6]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9～31页。
[7]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9～261页。
[8]贡德·弗兰克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第27、166、167、169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