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天佑山西：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明清以前的山西商人和别的地域商人相比，并无多少突出之处，仅仅是有长期为边关军人服务和与少数民族做边境生意的传统。进入明清之后，山西商人才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从而拉大了与别的地域商人（当时称“商帮”）的差距，开始鹤立鸡群、傲视群雄。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之后，晋商的竞争优势开始变弱；辛亥革命后更是一路滑坡，被迫将中国商业舞台主角的地位让予以江浙为代表的沿海商人。由此可见，明清两朝是晋商崛起和兴盛的关键时期。只有研究这个特定时段内，山西、全国乃至世界商业交换的特点，才能找出晋商崛起、兴盛的终极原因。
在探讨明清晋商崛起的原因时，必须注意两个因素的作用：一是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达的作用；二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这一地理格局的影响。前者构成了晋商发展的“天时”条件；后者构成了晋商发展的“地利”因素。
唐宋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商品经济民营化的趋势。所谓商品经济的民营化，既指政府对以前直接由国家经营的一些项目开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经营项目的自由化）；也指政府对以前不许民间涉足的某些地区开禁，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经营区域的自由化）。
这两个自由化对晋商的崛起意义重大。
假若没有经营区域的自由化，晋商便无法与边关军人进行粮布交易，无法进入辽阔的边疆地区，与广大的游牧民族交易，也无法在边境市场与俄罗斯人交易。而没有这些交易，便没有晋商的崛起和兴盛。
假若没有经营项目的自由化，经营盐、铁、茶这些昔日的国家专卖品的销售与生产权利，经营“天下之大宝”的货币的权利，晋商便无法得到“国家专卖品”，便没有产品拿来与市场交换，又如何能得到高额垄断利润？
当然，商品经济的民营化是有步骤、有条件的，不是一下子都开禁的。依笔者之见，条件有两个：一是该项目、该区域对政府重要性的高低；二是政府直接经营效率的高低。一般来说，对政府越重要的项目和地区，政府就越倾向于直接经营，这样可充分实施自己的意志，但若直接经营的管理成本高、效率低，政府又会利用成长起来的民间资本的力量，这时开禁的时机就成熟了。
在谈起明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时候，不能不谈起葡萄牙等西方商业殖民势力的影响。明中叶以后，随着葡萄牙等西方商业势力的东进，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全球贸易对接了起来。随着茶、丝绸、陶瓷等源源不断的出口，古老中国的生产力大大爆发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这是全球化的初期对正在成长中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便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掠。自唐中期以来，北方气候持续寒冷，游牧民族衣食无着，南下侵掠的压力增大。在游牧民族的压力下，中原民众被迫一轮接一轮地南下，结果反倒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开发了出来，到南宋末年，正式形成了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这一区域格局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是明清时期以晋商为代表的内地商人崛起，而江浙等沿海商人的发展受到抑制的重要前提条件。明初，为保卫边疆，明政府布重兵于长城沿线，这样为百万大军提供粮草、布匹就成为明王朝的当务之急。在官办效率太低的情况下，该项目、该区域开始走向民营化。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还不高，即商品经济货币化的水平不高，无法做到完全的货币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于是以出让某些专卖商品—盐或茶作为交换物，而晋商就凭其地利优势、经验优势介入边军贸易，介入食盐销售与生产市场。
要巩固边防，固然要加强军备，但也要让对方—北方游牧民族能够活得下去，否则为了生存，它会再次南下。在这种情况下，明政府又开设边镇马市。最初限制很严，尤其限制铁制品交易，以致民间交易发展不起来，规模很小，不能满足游牧民族的要求。于是游牧民族频频南下抢掠，并宣称，若满足其正常交易要求，就不侵掠。明政府无奈，只好答应其要求，对铁制品开禁。于是边疆民间贸易大大发展起来，边镇马市成为联系边疆游牧民族和内地工商业生产的桥梁。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随着新疆、蒙古、西藏的内附，中国的边疆一下子伸展到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这一过程不时伴随着战争，仅平定新疆噶尔丹叛乱，就断断续续打了近百年仗。这时，善于跟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被指派供应大军军需。于是，晋商一方面靠巨大的军需订单发大财，另一方面进入蒙古、新疆腹地，展现在晋商面前的是一个辽阔的、与中原农耕民族有着巨大交换需求的市场。边疆平定后，为开发边疆，彻底解决困扰中国两千多年的北方边患问题，清政府放宽内地民人进入边疆的限制，并大力招商。随着边疆的开发，晋商还与俄罗斯商人打起了交道，并受国家之托，在恰克图进行垄断性的边境贸易。
总之，晋商是在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发展起来的。没有商品经济的民营化，晋商发展不起来；而没有临近长城边关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政府又不会轻易进行民营化。正因为长城边关地区对于国家安全太重要，而国家的财政又承受不了，所以该区域才能进行民营化，并由此牵涉食盐、铁制品、茶叶的民营化。晋商也就由此崛起。
明清政府对北方区域进行民营化的同时，对沿海贸易却严格控制。在明清政府看来，相对于北方边患，东南沿海地区的危害并非腹心之患，因而倾全力于北方，而对南方采取守势。可一旦工业革命后西方人用武力成功叩关，沿海成为联系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桥梁之后，国家战略重点改变、大量资本流到沿海地区，不仅外国人大力投资，清政府也大力投资，于是沿海商人抓住了好机会，身价倍增；晋商则日益失去其辉煌地位，最终走向衰落。
在本篇写作的过程中，有关晋商的史料主要参考了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在此特别说明。】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发展的时期。
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增多，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出现了大发展的趋势。到宋朝时，由于人口增加、消费市场扩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开拓，已经出现显著的城市化现象，全国性的市场圈亦逐渐形成。[1]大规模商业活动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设施，如联号组织、柜坊、钱铺、兑房、簿记、商用数字、珠算等，都在这时候一一出现，与同时代的欧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这意味着，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方式母腹内已很难容纳得下进一步发展的生产力，必然要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这样就出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成长的现象。此时，不独对奢侈品的需求有了比较大的增加，对民众日用品的需求提高也很快，这为商业的繁荣，尤其是以长途贩运为特征的商业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明代中叶之后，中国的商业发展大大地超越了以前的历史水平。除了社会生产力的自行累积之外，还有两个主要的促进因素：一是永乐九年（1411年）重开已经打通了的南北大运河，于是“自杭走汴，水陆二千里，如游乡井，如入堂奥，如息卧内。”二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活动，已经进入世界市场。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布匹等物品，远销西欧、美国、拉丁美洲、印度、南洋及日本等地，大大刺激了古老中国的商品生产和贸易发展，因此，在探讨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时，不能不谈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俄国等西方商业殖民势力的作用。
14、15世纪，欧洲南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最终导致了剧烈的争夺海外市场的竞争。明朝中期，随着葡萄牙势力的东进，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下子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全球贸易对接了起来。作为商品的提供方，中国的茶、丝绸、瓷器、糖等源源不断地到达海外，海外的白银也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它为中国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海外市场，有力地冲击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刺激了古老中国生产力的进步。入清以后，英国、俄国等新的西方商业殖民势力的东进，更给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巨大的刺激，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走向中华商业舞台的。
讲起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一定要涉及到明清时期的农业。正是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了工商业的繁荣，才有了商品经济的民营化及商品经济的货币化，才有了晋商兴盛500年现象的出现。正像讲当前中国的经济，必定要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一样。没有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剩余的增多，哪会有乡镇企业的发展？而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又怎么会有国有企业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教育卫生制度的改革等一连串事情的发生！
一、明清时期的农业
首先，明代农业生产工具已臻完备，并有所改进。如广东之木牛，屈大均称为“耕具之最善者”；[3]还出现了新式浇灌工具—“虹吸”和“鹤饮”，“视他水器则犹力省而功倍焉”。[4]
其次，在农业生产技术上，能因地制宜，“使田无不可耕者”。[5]比如，自从推广轮作复种、间作套种的办法后，江淮、两广、福建做到了一年二种二收，个别地区可三种三收。
再次，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上，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如甘薯，又名白蓣、红薯、番薯、红蓣、紫蓣等，原产地在美洲，约明朝隆庆、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它“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岗皆可以长”。[6]再如玉米，又称玉蜀黍、御麦，原产地在南美洲，约明中叶传入中国，玉米耐旱、产量高，对于明代粮食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不仅扩大了土地的利用率，解决了部分民食问题，还促使我国农作物结构发生变化，腾出更多的水稻田来，扩大如棉花、甘蔗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从而推动了明清农业生产的分工以及经济作物专业种植区域的形成。
总之，明代的粮食作物由于上述因素的影响，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如某些地区岁收“亩人十石为上功，七石为中功，五石为下功”。[7]在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粮食总产量的提高，反映了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说明能有较多的剩余用来交换，这是明清两朝商品经济大发展最重要的原因。生产力的进步、社会剩余的增多，使人们提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这就为工商业的繁荣，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粮食产量的提高，还为养育更多的人口创造了条件，从而造成一段时间内人口的急剧增长。中国历史上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就是明清两朝，而以清朝尤著；政府有计划的全国大移民也主要在明清两朝，只是由于所辖区域的限制，明朝主要在中原地区内移民，清朝主要往边疆移民，这反映了经济快速的发展对人口增长和流动的影响。事实上，这一时期全球主要的文明地区都出现了人口增长和流动的高潮。比如，西欧这一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很快，它带动了需求的的增长，一方面是需求的质的增长，刺激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另一方面是需求的量的增长，带动了向海外，如澳洲、美洲等的移民，出现了不少的殖民地。
明清时期人口的增多，还使得传统的农业发达地区得以分离出大量过剩人口，这为农作物在更广阔地区的推广打下了基础。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关于人和老虎发生冲突的描写，这正是人口增多后，向未开发过的山区、边疆地区移居的反映。可以说，如果没有农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分离出大量的过剩人口。而没有大量的过剩人口，清康熙以后的大规模开发边疆就不可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屡屡侵扰中原的问题更不可能最终解决。须知，仅有清一代，内地民人向边疆移民就多达1000万人。[8]这对巩固边疆、防止西方殖民势力侵略非常有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