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研讨晋商崛起、兴盛乃至衰败的小书。笔者认为，要了解晋商的崛起、兴盛乃至衰败，都必须要弄清明清时期中国和世界的特点。
明清时期，世界各主要文明地区都出现了商品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并从地区交换、国内交换发展到国际交换，这大大扩大了产品的交换范围，促进了专业化手工业市镇及农工商一体化的专业化生产区域的形成和发展，为晋商、徽商等十大商帮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一个利好信息。
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民族国家的力量，使它们有实力从事过去想做却没有能力做的事情。这一时期的明清政府专注于北部边疆之经营，到清康雍乾时期终于彻底解决了为患中国两千多年的北方游牧民族问题，并将新疆、西藏、蒙古、东北等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这一时期的欧洲鉴于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为阿拉伯商人所控制，陆上商路又为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所阻挡，开始探索通向东方的新商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欧洲滨海国家通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海上探险，于16世纪初在南中国海与明王朝相遇。俄罗斯作为欧陆国家，则积极向西伯利亚扩张，于16世纪下半叶起在地域上逐渐接近中国，其使者佩特林还于1618年到达北京。在19世纪初叶以前中西文明最初阶段的交锋中，中国以发达的经济、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强大的军力等，阻挡住了西方海上和陆上的进一步东进。这种长时期安定的社会环境对发展商品经济甚为有利，而政府对北部边疆的大力经营，亦为晋商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二个利好消息。
这一时期，在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上，无论东西方都采取了政府拥有重要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向民间开放经营权的体制，在西方这被称为“重商主义”。它是一种官商结合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是民间商人力量弱小，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法规法令、意识形态没有建立起来，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形成，乡土主义、地方排外势力还比较强大的产物。其最大的优点是借助王权规模经济的力量打击各地区的割据势力，为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全球化开辟道路。其最大的弱点是官商勾结，搞不平等交易。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民间商人力量的增强，他们越来越不能容忍专制王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阻碍，因而这种官商结合的垄断是一定要被打破，而向自由竞争的道路转变的。所幸的是，政府大力经营西北边疆的战略目标，使长期在边陲活动，习惯于与边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成为首选合作伙伴。试想，如果不是依靠政府的支持，晋商能够在乡土主义、地方排外势力还比较强大的时代创造出“足迹遍天下”、纵横数千里的奇迹吗？无疑，这是有利于晋商崛起、兴盛的第三个利好消息。
然而，商品经济全球化、建立统一世界市场的要求，意味着东进的欧洲商业殖民势力不可能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北部边疆这么长期对峙下去的。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上半叶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的生产能力大为提高，拓展商品市场的压力也随之增大。经济基础的变化一定要求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变革。随着欧洲商人力量的增长，他们要求摆脱传统的官商结合的体制对经济发展的羁绊，因而以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为武器，对内要求自由竞争，对外要求自由贸易。鸦片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可谓经济自由主义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以英国的胜利[1]、中国的失败而告终，从此中华大门彻底对西方开放。随着中国国内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中国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给晋商以很大压力；而沿海取代山西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的桥梁，又使得晋商所经营的北部边疆市场风光不再。在市场潜力下降和竞争优势下降这双重的打击下，晋商被迫退出历史的舞台。显然，全球化的进一步开展是促使晋商衰败的利坏消息。
由此看来，晋商的崛起、兴盛得益于三大要素：一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二是官商结合的垄断；三是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作用。显然，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政府看到了蕴藏在商人中的力量，开始改变以往的亲自经营，转而实行招商政策，利用商人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区域格局的形成使明清政府将重点放在北部边疆，这使得长期活动于北部边疆，习惯于跟边军、游牧民族打交道的晋商，自然而然地被选择为执行政府战略目标的最佳合作伙伴，晋商的发迹由此而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商品经济是天然的革命派，总是以不断地破坏旧制度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工业革命的爆发、商品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加速，一方面要求以沿海来联系内地，进而联系整个世界，这使得政治中心北方、经济重心南方的地理格局发生动摇；另一方面又要求打破官商结合的垄断，走向自由竞争。正是这两大要素的变化促使晋商走向衰败。
上述乃是晋商崛起、兴盛乃至衰败的历史大背景。
那么，在晋商最兴盛的明清两朝，中国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其综合国力与人均GDP的状况又如何呢？这对晋商的崛起、兴盛乃至衰败构成了什么影响呢？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发达、更先进。”[2]按照安格斯·麦迪森的计算，在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公元1500年中国超过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公元1820年，中国GDP占到了世界总量的32.9％，远高于欧洲国家的总和。[3]
瓦特蒸汽机的发明，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整个工业生产约增长5.8倍，工人的日生产率约提高20倍。棉织品产量从1785年的4000万码（1码=0.9144米。）增至1850年的20亿码；煤产量1800年约为1000万吨，1850年达到4900万吨；生铁产量1800年为25万吨，1850年达到225万吨。”[4]“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的40％～45％、欧洲潜力的55％～60％的现代工业能力。”[5]
但即使如此，当时的英国与当时的清朝相比，在很长时期中，清朝还是占有较大优势的。保罗·肯尼迪认为，1750年时，英国的工业生产只占世界工业产量中的1.9%，而此时的中国生产世界产品中的32%；1800年时，英国产量占世界的4.3%，中国占33%。一直到1860年时，英国占19.9%多，中国占19.7%，英国才第一次超过中国。亨廷顿也认为，1750年时，整个西方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中只占18.2%，1800年时占23.3%，1830年时也只占31.1%，而清朝时的中国同一时期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依次为32.8%、33.3%、29.8%，1860年时还占19.7%。[6]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时的世界GDP总量，按1990年时的国际美元来计算，中国为2286亿美元，为世界第一，英国为362.32亿美元，位居世界第四，印度为1114.17亿美元，法国为384.34亿美元，中国占当时世界GDP总量的32.9%，英国是5.2%，印度是16%，法国是5.5%，中国比三国总和还多。[7]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则强调指出，1500~1800年，“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8]
虽然学者们在具体的统计数字上还有微小的分歧，但都认为至少在1820年以前，中国是世界制造大国，是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正因如此，中国才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竞争优势，抵御来自西方商业势力从海上、陆上的进攻，从而保持了长时间安定的社会环境。显然，这对以晋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的形成很有促进作用。
当然，长期的领先地位也让统治者滋生出骄狂自大情绪，认为“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自闭于世界之外，这使得中国在科学技术、军事实力等方面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内，中国多次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和破坏，终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明清时期中国的GDP尽管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就人均GDP来看，则远不如西方国家。例如，1500年英国的人均GDP为714美元，1600年为974美元，1700年为1250美元，1820年为1707美元；同一时期法国的人均GDP依次为727美元、841美元、986美元、1230美元；中国的则为500美元、520美元、570美元、669美元。不能说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均GDP没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速度远不如英法等西方国家快。人均GDP偏低以及长期的缓慢增长，说明国内消费能力不高，这是不利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的，是号称世界制造大国的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清王朝后来被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所打败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随着大清王朝彻底向西方开放，随着晋商赖以成功的官商结合的垄断被打破，晋商衰败的命运由此开始。
由此结论出发，就会发现当前关于晋商的议论很有商榷的余地。
如，在关于晋商何以辉煌500年的原因解释方面，一种议论认为，晋商所以做大，是因为有进取精神，不怕吃苦，能经受浩瀚大漠艰苦环境的考验。其实，当时的商人，无论中外没有不是过艰苦生活的。如云南马帮，他们天天爬几千米高、特别陡峭且空气稀薄的高山，不仅要跟恶劣的天气、地形做斗争，跟毒蛇猛兽做斗争，还要跟强盗、山贼做斗争。许多人由于不断地上山下山，以致到了平地都不会走路了。再如海上商人，据史料记载，15、16世纪的葡萄牙商人来远东贸易，一船人中能够活着回去的十不一二。正是因为商路艰险，从事贩运的人少，才有高额垄断利润的产生呀！因此，单从富有冒险吃苦精神，是解释不清晋商发迹的秘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