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缫丝，丝织绸，养蚕必须种桑。黄鉴辉教授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指出，山西种桑始于唐代。明立国之初，号召天下广种桑、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对于不执行政令者，规定了奖罚的政策。“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若“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农桑丝绢所起也”。[27]接着，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令天下百姓，“务要多栽桑、枣，每一里种二亩秧，每一百户内，共出人力挑运柴草烧地，耕过再烧，耕烧三遍下种，待秧高三尺，然后分栽。每五尺阔一垄。每一百户，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种数目造册回奏，违者，全家发云南金齿充军。”[28]
当时山西许多州县种桑、养蚕、缫丝、织绸，出产绫、绸、帕、绢等丝织品。“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俱出。绸，出潞安府，泽州间有之。帕，出平阳府、潞安府，泽州俱有，惟蒲州府及高平县米山出者尤佳。”[29]
尽管山西出产丝绸的州县很多，产量也多，但织工之精细，花色品种之繁多，首推潞泽的潞绸。明代文学作品中屡有描写潞绸之处，充分反映了潞绸之珍贵。如《醒世恒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称：“美娘见到刘四妈沉吟，只道他作难索谢，慌忙又取出四匹潞绸。”《金瓶梅》第37回，西门庆为王六儿之女爱姐“买了两匹红绿潞绸”。
至洪武末年，潞州6县种桑8万余株，弘治时达9万余株。农桑栽种，推动了养蚕和丝织业。潞州和泽州，织机最多时达1.3万余张，[30]成为一个丝织专业区。中国丝绸产区，一向以苏、杭为著。到了明代，潞州与苏、杭并列，是中国三大丝织专业区。
潞绸的生产，原是朱元璋第21个儿子沈王朱模就藩潞安府后，开始从外地征集数千机户所织之绸，故称潞绸。潞绸发展之后，不论产品的销售和原料的购进，都离不开商人，因而山西商人涉足各省，或开设店铺出售丝绸，或购进蚕丝供织绸之用。没有商人推销产品和购进原料，潞绸要得到发展是不可想像的。于是，一方面山西商人去通都大邑和边镇开设丝绸店铺销售省内产品，如张家口明代就开设有“潞州绸铺”、“泽州帕铺”或“乡人治丝，以贸易于中州”[31]；另一方面，又招来“海内殷富，贡篚互市外，舟车辐辏者，转输于直省，流衍于外夷”[32]。同时，由于当地蚕丝不敷织用，先是山西商人“远及川湖之地”[33]贩运原料。所谓“川湖”，川称“阆茧”，出自四川保宁府阆中县；湖指浙江湖州府蚕丝。再后来，“丝线（又）取给山东、河南、北直等处。”[34]
但是，万历年间，由于明朝官派的增加和因辽饷的“矿税四出”，潞绸机户“大都荡产破家”。至明末时，绸机只留下3000余张[35]，比兴盛时的1.3万余张减少77％。潞绸败破之时，又遇清初战争，因而日益衰落。由于潞绸上供官府之用，下资小民之生，清王朝通过减少官派数量和增加每匹潞绸的官银数等方法，调动了机户的生产积极性，使潞绸生产得以延续，但已无法与鼎盛时期相比，和苏、杭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三）棉布业
山西出产棉花和棉布，虽比不上潞绸著名，但对山西商人的崛起也曾起了重要作用。
棉花，古称木棉、吉贝，原出南番。所以，中国自古以为衣者，盖丝、麻、葛、褐四者而已。虽汉唐之世，远夷有木棉入贡者，中国未有其种，民亦未以其为服。北宋末年，江南开始种植。元代移种于陕、豫、晋、鲁、直等北方地区。至明代，棉花种植，“今则遍及江北及中州矣”[36]。或“其种乃遍布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臬（不结子之大麻），盖百倍焉”[37]。
棉花纺线织布，其防寒功能超过麻布，所以，它不仅为老百姓所爱用，也是明代北部边镇驻军的必需品。明代北部边镇驻军冬衣，需要大量的棉布和棉花。明王朝依据各地出产棉布和棉花的情况，分别制定出由各地供给的制度，于是，不种棉、不织布的农户要完纳田粮折征棉花、棉布的田赋，也就必须到市场上去购买棉花和棉布，这提高了棉花、棉布的商品化程度。
另一方面，山西的东南和中北部地区或者外省那些不产棉和布的地区，老百姓穿衣、絮棉的需求，又极大地提高着棉花和棉布的商品化程度。黄鉴辉教授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曾指出，就山西太原府和汾州府来说，直至万历年间汾州人还“不解种木棉法”，为此，知县刘衍畴擢牧汾州后，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购木棉籽种，散给民间，教之树织”[38]。而太原府则购买棉花，散给农妇，教纺线织布，这就是汾州、太原府学种棉花和纺线织布的由来。正是地方官吏的推动，太原、汾州府的一些县兴起棉织业，而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纺织最多。“榆人家事纺织成布，至多以供衣服、租税之用。而专其业者，贩之四方，号榆次大布，旁给西北诸州县。其布虽织作未极精好，而宽于边幅紧密，能久，故人咸视之。”[39]太谷“无问城市乡村，无不纺织之家”；徐沟县“在城在乡有人织纺”[40]。孝义县“男妇皆能纺织，所制棉布鬻于西北州县外，而棉花则出真定等处，经平遥东来，南行灵、。”[41]
如此一来，远途运销棉花、棉布的山西商人就发展了起来。平阳府棉花大量北运，平遥城最早成为晋中棉花、旱烟、麻油等商品的集散市场，这刺激了当地货栈业和花行等行业的发展。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平遥《清虚观碑记》记载有货栈旅店业13家、烟铺4家、油店7家和花行。平阳府棉花北运之外，还远销西宁。
平阳府经营棉布的商人最早去外省贩运的，当以翼城和太平县为著。太平县棉布商人去了陕西三原县；翼城县棉布商人则去了京城和通州，分别建了晋翼布商会馆。“翼距京师两千里，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役，顾独缺焉。”“岁壬子（雍正十年，1732年）冬，布行诸君子……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42]在通州的晋翼布商和染坊还于乾隆四年（1739年）建成晋翼会馆。
丝绸、棉布离不开染色，从而又带动了蓝靛的种植和颜料商人的发展。平阳府的临汾、襄陵、曲沃等县都种植蓝靛。曲沃县城关有17个市，其中就有1个“靛市”。用靛制作青色染料，叫做靛青。当地所产蓝靛，不敷制作靛青的需要，商人又去江西赣州贩运蓝靛，“种蓝作靛，西北大贾岁一至，泛舟而下，州人颇食其利。”[43]
山西的颜料商人发展之后，临汾、襄陵和平遥的颜料商人不仅在当地设店制造买卖颜料，而且向外地扩展，明代就去北京开设了颜料店铺，为京城官民服务。当三县商人聚集京城后，为了聚会和自律，各自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其中，临汾、襄陵两县的纸张、颜料、干果、粮油、烟行、杂货等行业的商人建立的会馆叫“临襄会馆”。[44]平遥县的颜料商人，明中叶即在京城前门外北芦草园创建会馆，原名“平遥会馆”，又名“集瀛会馆”，后改称“颜料会馆”。
据黄鉴辉教授的研究，山西颜料、纸张等商人之所以在明代去了京城，除民用外，宫廷内府及各部需要就是一个大市场。“内府各监局并各部、光禄寺颜料、纸等件，岁以万计，俱在宛平、大兴二县并通州各项铺户预先买纳，然后估价领钞。”[45]
（四）烟草业
中国自古无烟草。烟草原名淡巴菰，产自美洲，经吕宋（现菲律宾）传入中国。明代流入福建和广东，名“金丝烟”[46]。由闽粤移植北方，是通过商人和官兵两条途径，从明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的。山西曲沃种植烟草，是明季“乡民张土英自闽中携种植之”，农民“尽赖此，颇有起色”[47]。就全国来说，至明末，烟草种植“今已及江南北”，“北土亦多种之。一亩之收，可以敌田十亩，乃至无人不用”[48]，说明烟草消费已经相当普遍了。因烟草“性燥、有毒，能杀人”的危害，所以随着烟草种植和吸烟人群的增加，明政府欲加以禁止，“崇祯十六年（1643年），敕禁私贩至论死”，终因吸食者众，“而不能革也。”[49]
从曲沃开始种植烟草以来，在山西得到推广，蒲州、绛州、汾州、潞安、代州相继种植，就连晋西北保德州黄河沿岸，“凡河边淤土”，在乾隆年间，“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50]至宣统年间，全省种植烟草128790亩。[51]但通观明清两代，曲沃是全省种植烟草最主要的县份。清代中叶最多时种至17.3万亩，占全县耕地的30％以上，成为农业种植业的拳头产品，年产烟叶1400余万斤。
烟草种植推动了旱烟加工业的发展，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出现了第一家加工旱烟的作坊，名曰“郑世宽烟坊”。曲沃所设烟坊，兴盛时有大小烟坊百十家，可谓无镇不烟坊。最著名的烟坊有魁泰和、长盛源、福昌公、南谦亨、北谦亨、永兴和（即早期郑世宽烟坊）、日生昌、西谦亨、祥云集、永发和等十几家，每家雇用长年工人20~90人。另外，进入生产旺季，全体烟坊用工达两三千人。收购烟叶时，抽烟筋的临时女工、童工不下20万人次。雇工实行月薪制。临时女工、童工实行日工资制，按每日抽取的烟筋数量计付工钱。各烟坊年生产旱烟四千至五千吨，价值一千数百万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