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沃县志》之“旱烟产品销售地区表”载，有35家烟坊创品牌66个，多者4个品牌，少者1个品牌。其中，17家的品牌，主要销往张家口、归化、内外蒙古和俄国，所以有人称，曲沃旱烟，“全恃北口、外蒙古等处为大宗销路。”“向以阴历九月后，二月前，为烟商发运之时期。其自三月后至八月间，烟商恐雨水阻滞，致烟霉坏，多不发运。”[52]因为烟坊既生产旱烟又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平遥等地又是旱烟的转销市场，因而出现这样的民谣：“车过韩信岭，旱烟喷鼻香”，“拉不完的曲沃，填不满的平遥”。
各烟坊开创的品牌，因质量和品味的差异，各有各的销售地区。久而久之，各地区的吸食者又形成专吸食某品牌旱烟的习惯，非它不用。比如，东谦亨生产的“东生烟”，在外蒙古和俄国最为驰名。[5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沃烟坊也公私合营，东谦亨烟坊不复存在，但苏联和蒙古国人吸食“东生烟”的习惯依旧，于是公私合营的曲沃制烟厂，仍沿用东生烟品牌继续生产和组织出口。当时出口东生烟1吨，可换回钢材19.6吨或化肥20吨，说明品牌的重要及其影响的深远。
旱烟的生产与销售，还带动了诸多行业的发展。据记载，一般年份，烟坊约需要食油500吨、芦席25万张、麻绳50）吨、麻纸10万区（每区192张）。[54]所有这些无疑对当地和周边各县的榨油业、编席业、织绳业和造纸业的发展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烟坊成为曲沃的经济命脉，各行各业都围着烟坊转。山西票号于同治年间在曲沃设庄，至民国二年（1913年）九月，天成亨、蔚泰厚、宝丰隆、协同庆四家票号，放出工商放款尚有367123两。[55]
曲沃旱烟明末清初已经销往京城，因而有山西绛州等地人在京开设烟铺。随着铺数的增多、议事和祭神的需要，清雍正五年（1727年）在京彰仪门大街购宅基建立河东烟商会馆，为“烟行崇祀火祖、关圣、财神三圣处也”[56]。在京河东烟商，既销曲沃旱烟，又销其他地方烟丝，故有“五路烟包进京”之说。而且在京的烟商，还做顺天府东之直隶遵化州和西之直隶易州以及口北的生意，与三地烟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重修河东会馆时，遵化州11家字号，易州6家字号、口外5家字号皆捐银相助。
（五）麻纸、瓷器、皮毛业
麻纸。山西种麻历史悠久。麻皮除织麻布、纺麻绳之外，利用麻皮和旧麻绳头等造纸历时亦久。造纸业以临汾、襄陵之汾河以东地区为著名。造纸以家庭手工业为主，在一些村庄几乎家家都把造纸作为副业来经营。麻纸有大小不同的规格，用途十分广泛。一方面，不论城乡，每个家庭糊窗户、学生习字、文人作文赋诗以及官府用纸都需要它；另一方面，某些商品的包装和广大工商业的账簿、信稿用纸更离不了它。麻纸产量没有统计，仅曲沃旱烟包装用纸年需10万区，山西每年上解户部毛头纸100万张和呈文纸4万张。咸丰初年发行宝钞，不知该用何项纸张为好，又用山西产的“双抄毛头纸”印钞。正由于麻纸产量多而且在临汾县经济收入中占居重要地位，所以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麻纸居于临汾物产的第一位，然后才是棉花及其他。麻纸手工业的发展，无疑推动着临汾县商人出外贩卖纸张，所以明代就在京城建立了临汾乡祠，又称“临汾东馆”，像北洪顺、南洪顺、西洪顺、东兴瑞、南兴瑞、西兴瑞、洪泰、洪吉、源吉、星记、敬记等纸号遍及京城各城区。纸号把它们经营的麻纸称为“西纸”，以区别于全国其他地方出产的纸张。
瓷器。山西地处黄土高原，有各种适宜于烧制瓷器的资源，因而琉璃瓦、大小水缸、面盆、砂锅和各种瓷器的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以长治、介休和太原等地所产最为著名，其中，太原南郊古马庄村即以烧造琉璃瓦闻名。介休洪山、磨沟、师屯早在唐代就出产陶器，有著名的唐白釉、宋黑白釉及青釉印花、青釉黑釉刻花等，至今仍是山西省瓷器的产地。
皮毛织品。山西山多地少，适宜饲养羊只。羊只的饲养，既可为农田积肥，又产羊毛和羊皮。羊毛可纺线织毯或者做毡（俗称毡子），羊皮可加工各种裘皮。因而，在山西大同、交城、绛州等许多地方出产毡子和裘皮。加工毡子和裘皮的，有家庭手工业，也有工场手工业作坊，最著者非交城县的羊羔皮和绛州的珍珠毛皮莫属。所有毛毡和裘皮既供应省内，又销售省外，蒙古族的蒙古包所用毛毡多由内地各产毛毡地区供应。山西出产的著名毛皮还为封建王朝所喜用，成为贡品，每年需向皇帝呈进珍珠毛皮1000张、羊羔皮1000张及黑白朔州鼠皮1000张。
（六）其他手工业
《明一统志》载：山西代州、保德、曲沃、翼城、闻喜、垣曲产铜；交城、平陆产锡；临县产铅。“矾产山西太行山一带”。矾有白矾、黄矾、绿矾等多种，明人宋应星说，最盛者山西晋州（临汾）[57]；李时珍也说：“今白矾（明矾）出晋（临汾）、慈（吉县）。”[58]。陶瓷器、琉璃器、砂器也是山西的特产，以质量高闻名。
此外，山西的酒也很著名，如襄陵酒，明人顾清赞称：“襄陵为最……据所见当为第一。”[59]葡萄酒早在唐代就名扬全国，太原葡萄酒为明初上贡之物。明人叶子奇说，山西葡萄酒“久藏者，中有一块，虽极寒，其余皆冰，独此不冰，乃酒之精液也，饮之令人透腋而死。”[60]
从以上几项主要的手工业生产情况来看，受明清民营化政策的影响，山西手工业产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对山西境内及境外的商品流通均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以矿产区为中心，形成若干商品集散地，商人往来贩运，沟通有无，不仅在省内形成了按商品流向构成的大小市场，而且向四邻省区延伸扩展，构成四通八达的商品运销网络，特别是在北方各省占据了相当的优势，这为山西商人后来“足迹遍天下”奠定了坚实的产品基础。
本章注释
[1]指以运城为中心的山西南部地区，因位处山陕黄河南北流向之东边，故称河东。
[2]一种美玉的名称。
[3]翦伯赞：《秦汉史》。
[4]以上引文均见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又见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
[5]吕思勉：《秦汉史》。
[6]《北史·莫含传》。
[7]《山西地方史研究》第二辑：《河东池盐史略》。
[8]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9]《新五代史》卷七○《刘承钧传》。
[10]《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山西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11]《宋史·食货下八》。
[12]《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
[13]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
[14]《明武宗实录》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
[15，18]《河东盐法备览》卷一一，郜永春《募民捞采疏》。
[16，1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西》。
[19]前期主要是皮货、马匹、牛羊、人参等，清朝开发边疆后，又增加了农产品、特色果品等。
[20]《清高宗实录》，卷六四，乾隆三年三月乙卯。
[21]《明一统志》卷十九、二○、二一。
[22]杜纲：《娱目醒心编》卷三第二回。
[23]道光《大同县志》卷三
[24]道光《阳曲县志》卷二
[25]乾隆《孝义县志》卷四，《物产风俗》。
[26]（宋）李日方等：《太平御览》，卷八二五，中华书局，1960。
[27]《明史》，卷七八，中华点校本，1894页。
[28]霍韬：《霍文敏公文集》，卷二，见《明经世文编》（三），1900～1901页，中华书局，1962。
[29]（明）顾炎武：《肇城志》。
[30]乾隆年间，《潞安府志》，卷八。
[31]乾隆年间，《阳城县志》，卷四。
[32，33]顺治年间，《潞安府志·物产》，卷一。
[34]雍正年间，《山西通志·田赋》，卷四四。
[35]王鼐：《顺治十七年江西道御史疏》，见乾隆年间《长治县志》，卷七。
[36]徐光启：《农政全书校注》，9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37]丘浚：《大学衍义补》，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4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
[38]咸丰年间，《汾阳县志·名宦》，卷四。
[39]同治年间，《榆次县志·物产》，卷一五。
[40]光绪年间，《太谷县志·风俗》，卷三。
[41]乾隆年间，《孝义县志·物产民俗》。
[42，44]李华编：《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
[43]天启年间，《赣州府志·舆地志土产》，卷三。
[45]《明宪宗实录》，卷一五一，成化十二年三月甲寅。
[46，49]谈迁：《枣林杂俎》，中集，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6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47]嘉庆年间，《续修曲沃县志·舆地志》，卷一。
[48]杨士聪：《玉堂荟记》，卷四，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6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0]陈：《昭代丛书本》，卷46，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84页，三联书店，1957。
[51]《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2，11295页，台北新兴书局，1965。
[52]清度支部档，窦清翰编：《各厘卡说明书·关税厘金类》，卷六三。
[53]段士朴：《曲沃旱烟业简述》，见《山西商人生财之道》，12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54]《曲沃县志》，134页，北京，海潮出版社，1991。
[55]《山西票号史料》，49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6]《建立罩棚碑序》，见《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50页，文物出版社，1980。
[57]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五金》第八。
[58]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一。
[59]顾清：《傍秋亭杂记》卷下。
[60]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