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盐、铁及其他矿物资源对国民经济巨大的影响作用，因此这些矿物资源很早就成了国家垄断的专卖品，这又构成了对山西商业，尤其是民间商业发展的重要制约。但是，一方面，政权不见得每时每刻都是那么有力量，一般来说，当大一统的中央政权统治时，对矿业资源的控制力强，而当社会大乱、地方政权统治时，对矿业资源的控制力就差。另外，政府官员的贪婪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被商人收买，从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有这些都为山西商人经营利润极高的专卖品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进步、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使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与其亲自经营，管理成本高昂，还不如外包出去，借助商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从唐代刘晏改革盐政、漕政开始，便开始改变过去的排斥、打击商人的政策，越来越重视利用商人逐利的天性来实现政府的目标。在商品经济货币化程度还不高的时候，政府能够给予而民间商人又愿意接受的等价交换物就是过去的专卖品—食盐、铁制品或茶，这意味着国家在垄断行业对民间经济的部分开放—销售权领域的开放；民间商人销售能力的增强，要求扩大生产能力，使得国家不能不进一步在专卖品的生产领域向民间资本开放，这就是手工劳动时代的官营企业民营化浪潮。而没有这样一个自然垄断行业的民营化浪潮，山西商人就不能合法地、大张旗鼓地进行食盐、铁、铜、矾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当然，这种官府掌握山川资源的所有权，而将经营权向民间开放的做法，也为官商的勾结、为官员的腐败创造了条件。
卷中语
河东盐的民营化历程
河东盐，又称潞盐（地处安邑县潞村，即今运城），产于安邑、解州间50里长的一个天然盐区。由于食盐产地有限，属生活日用品，是利润极高的重要战略资源，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潞盐生产和销售归官府经营，通过徭役制征集盐丁，在池内捞采自然结盐。明初实行开中制后，随着商人在盐池势力的增长，池盐生产不足的缺陷凸显，明武宗时允许解州盐商“自雇夫役捞办关支”。［14]至于产品分配比例，隆庆初“官得其十，民得其一”，［15]万历时“准半报以恤久困，每十车，五车工本，五车自报”，［16]天启时“劝民自备工本浇晒……每十车，准三车工本”。［17]这种产品分配比例，使商民比过去获利增加，刺激了商民的经营积极性。明人郜永春说：“盖盐丁视为官事，商民视为家事。”［18]盐池产量的增加为山西商人经营盐业“足迹遍天下”提供了物质条件。
到了清代，河东池盐继续发展。自清顺治六年（1649）起，一改明代强迫盐丁徭役劳动的官办生产办法，实行了“畦归商种”这一新的经营形式。所谓“畦归商种”，就是政府取消编籍盐丁，盐池畦地完全由商人雇用盐工经营，产品完全由商人作为商品按照一定的手续运销，政府则向商人征收盐税，这就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商办。它有利于盐池产量的增加，扩大了河东盐的内销外运，沟通了各地方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性商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山西今天的经济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矿业企业的民营化。因此，仅仅有丰富的资源对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不够的，还要看民营化的程度，这样才能出现类似明清那样的商帮。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和地区资源很丰富，可就是穷困，除了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之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没有给予民间自由创业的权利。而那些资源很匮乏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所以能够致富，根本原因就是给了民众自由创业的权利，从而大大调动了投资的积极性。他们运用自己在知识和资金方面的优势，借用别国的资源进行深加工，然后再转卖给别人，当今西方发达国家采取的不就是这一做法吗？
幸运的是，明清时期的晋商恰恰碰上了这么一个民营化的时代，它一方面使晋商手中合法地拥有了昔日不可能拥有的专卖品—盐、铁、茶等，不仅可以销售，还可以生产；另一方面又使晋商拥有了原被政府垄断的巨大市场—为军队提供军需（明清两朝），允许进入游牧民族腹地经商（清朝），垄断对俄罗斯的恰克图贸易（清朝）。在上述有利条件的支持下，晋商就具有了压倒别的商帮的巨大的竞争优势，真是天佑山西啊！
（二）山西位居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汇地带，市场空间更大
依靠舟楫和车马等交通工具，山西的盐、铁等矿物资源得以与中原、山东、江南、西南等广大的农耕地区交换；而依靠驼马等交通工具，山西又得以与北部、东北、西北等边疆游牧民族交换。尤为难得的是，山西的周边地区，如陕西、河南等均为传统农业区，这弥补了山西本省产粮不多、尚须依靠外地购买的缺陷。山西商人往往拿着本省出产的或从外省购买的食盐、铁制品、粮食、棉布、丝绸等产品与边疆游牧民族交换，又拿着游牧民族地区出产的产品[19]与内地交换。在当时各个地区的商人中，在市场空间的广大方面惟一能跟山西商人比肩的只有东南沿海的商人，他们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跟南洋、欧洲的商人交换。但明清时期的沿海商人受到了政府海禁政策的限制，市场空间大为缩小；山西商人则受到政府，尤其是清政府扩大北部边疆贸易政策的鼓励，市场空间大为扩展。例如，清朝时期蒙古、新疆、西藏的内附，一下子使中国的边疆从万里长城沿线扩展到数千公里以外，从此山西失去了自然地理意义上边疆地区的地位，但山西商人在边疆地区带有相当垄断性的巨大商品交易活动，又使山西的经济边疆大大拓展。正是在边疆地区经商的过程中，山西商人与俄罗斯商人建立了商业联系，并开始承受国家使命，承担起与俄罗斯进行商品交易、稳定边疆安全的重任，从此山西商人与对俄贸易、对欧洲贸易挂上了钩，并在很长时间里垄断了这一利润极厚的贸易机会，市场空间急剧膨胀。
和游牧民族、俄罗斯商人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还有助于山西商人交换范围的扩大。尽管当时商品的货币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当时不像现在使用纸币，由于缺乏贵金属，许多贸易，尤其是和边疆地区、俄罗斯地区的贸易，还是采用以货易货的方式开展的。那些在内地不同地区间交换来的产品，一部分被用来在内地相互消化、交换，一部分则被用来和边疆少数民族进行交换。那些从少数民族、俄罗斯地区采用以货易货形式交换回来的产品，则需要寻找国内的买主，这样就促使山西商人沿着传统的与内地贸易的路线继续前进，不断扩大商品交换的范围，为后来的两头在外、大出大进的外向型交换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比如，山西自古以来并不产茶，但游牧民族需要茶，山西商人在用盐、铁跟内地交换茶，并用车、船、驼等运输工具开展长途贩运。游牧民族地区缺乏金银，但盛产毛皮、马、牛、羊等，山西商人就用茶来交换游牧民族的毛皮、牛、马、羊等物品，然后再将之带进内地寻找合适的买主，这有助于促进山西商人经营区域的扩大。
综上所述，山西商人是靠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临近边关创造出来的巨大的国内外市场，以及政府的民营化政策带来的机遇，乘势崛起的。丰富的矿产资源、巨大的国内外市场是由山西特定的地理环境、自然风貌决定的，是山西崛起的内在因素，而商品经济的民营化趋势、政府的民营化政策则是山西经济崛起的外部因素。正是这内外部环境在合适时间、合适地点的有机结合，才创造了晋商的崛起。
二、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晋商崛起中的作用
如前所述，山西尽管处于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但地下矿产资源特别丰富，尤其盛产盐、铁、煤、铜等。盐很早就是生活的必需品。进入春秋战国之后，铁制农具、兵器盛行，铁又成为社会生活、物质生产的必需品。煤作为能源，很早就被用于铁的锻造过程，到了明清时期更被当成供暖燃料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至于铜，作为生产货币的原料，很早就被采挖冶炼。山西不仅地下矿产资源丰富，地上资源，如经济作物的生产（蚕丝、棉花等）也很发达，这是人们日用的生活必需品。明清时期，工商业的繁荣兴起了许多城镇，产生了大量的非农人口，对丝、绵的需求量非常大。
自古以来，山西就是靠以上矿产资源和经济作物资源进行商品交换的。在山西南部，主要是和临近省份进行交换；在山西中部和北部，主要是和游牧民族进行交换。以山西南部来讲，由于开发历史早，加之战略地位重要，不论京城建在长安，还是开封、北京，都是连接京城和中原各地的门户，因之人口众多，造成了赖以为生的粮食资源的不足，因而在饥荒年份，山西商人经常拿上述物品通过黄河与临近的农业大省（陕西和河南）进行交换。尽管陕西、河南的官员出于避免辖区粮食外出，引起物价提升，影响社会安定的考虑，屡屡禁止粮食外出，但山西商人总是能够想出办法，利用水陆交通的便利高价从邻省购粮。例如，山西蒲州与陕西同州一河之隔，山西商人为使彼处禁粮运出，“遂串通邰阳、韩城等处奸徒，指称县民籴买口粮，舳舻相接，扬帆直下，一过河东，即达山西地界。”[20]
以山西中部、北部来言，这里位居蒙古草原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的中间地带。古代中原汉民族生产和生活需要的耕牛、皮毛，特别是战争中使用的军马，相当部分取之于游牧民族；而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衣、食、日用品，则主要取之于内地汉民族的农业和手工业。由于“路当孔道”，这里的人很早就有跟游牧民族从事商品交换的传统，尽管中原汉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南北之间的物资交流，即使战争时期也从未间断过。由此看来，山西人的商业意识确实很早就强于他省人民，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一定会脱颖而出的。
明清时期，山西除了盐铁外，还有哪些可用于交换的物质资源呢？
（一）煤炭业
山西是我国煤炭资源最丰富和最早发现并利用煤炭的一个地区。入明以后，明政府对煤炭的开采管制较金属矿松弛，一般只抽税，甚至有免税的时候。如《明英宗实录》卷一五八正统十二年载，“大同山西数处有碳……军民自取碳，免纳课钞。”加上明代煤炭科学技术提高，对煤种和煤质地理分布规律有了一定认识，因而明代山西煤炭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快发展，并且是明代全国产煤最多的—个省。
据《明一统志》载：山西的阳曲、太原、榆次、寿阳、清源、交城、静乐、霍州、吉州、临汾、洪洞、浮山、赵城、汾西、岳阳、翼城、河津、灵石、辽州、泽州、阳城等地都产煤。[21]但这个记载并不完全，如山西大同，在正统年间（1436~1449年）就开采煤炭供军民使用。山西高平“独煤甲于天下”。随着煤炭生产的发展，煤炭的商品流通也随之发展，省内地区间的煤炭贩卖，自不待言，甚至出现了由山西贩运煤到北京发卖的商人。[22]
清代自康熙以后，矿禁政策逐渐松弛。乾隆五年（1740）又允准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招商采煤”，使山西民营煤窑在山西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一部分商人及地主或投资办窑，或租赁山场开窑，已具备了一定的雇工生产规模，既推动了山西煤炭的商品性生产，又促进了山西煤炭在陕西、河南、内蒙地区的贩运活动。当时的煤炭市场商业形式有二：一种是在城镇开办煤店，将从煤窑批发来的煤炭零售给用户：另一种是赶驮到煤窑，或运煤到城镇转售谋生，或贩至省外各地取利。乾隆《乡宁县志》卷一二载：清代，县东南产煤及铁，贫无田者，以煽炉、挖煤、贩铁为业，近煤场者，则以人畜负贩，日有取资。大同县“其西乡一带农人，冬日多贩煤”；[23]阳曲县“东西北傍山各村，地土瘠薄，居民农事之暇，多策蹇贩炭以生”。[24]
就晋煤的外销来看，光绪《平遥县志》载：康熙时“晋之炭、铁、枣、酒及诸土产之物，车推舟载，日贩于秦”；雍正《泽州府志》载：泽州“其输市中州者，惟铁与煤，日不绝于途。”此外，资力较雄厚的商人则贩运至外省销售，当地人往往“或受值代人赶骡、马、骆驼，负载远省”。[25]乾隆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喀尔吉善奏：“虽归化城现在议开煤窑，一时尚未流通，若先将内地煤炭禁止出口，则该卫所居民无以购买，不免悬斧以待，民情惶急。”从“车推舟载”、“日不绝于途”、“悬斧以待”来看，晋煤外销数最在当时已是很可观了。
国内各省，如河南、河北、陕西、山东以及湖南、江西、安徽、浙江、云南等省的部分地区亦生产煤炭，但山西以其蕴藏丰富、开采量大、煤质优良而位居第一。用焦炭炼钢的技术也较他省先进。晋煤不仅用做冶炼，在铸钱、烧石灰、烧砖、陶瓷、酿酒、制药等手工业制造方面，都广泛地用做燃料，并从煤炭中提取矾及硫磺等副产品。可见当时山西“以炭代薪”后，不仅晋民“日用称便”，更重要的是促进并带动了其他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二）潞绸
山西蚕丝和棉花的生产，特别是蚕丝生产，虽然年代久远，[26]但在经济生活中重要性的显示，则是从明代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