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山西商业虽在明清崛起于全国，但那是山西商人长期努力的结果。提起山西商业的崛起，人们往往提到明初“开中令”的作用。不可否认，“开中令”为山西商人的崛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市场机会，其作用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但是，“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试想，山西商人如果没有历史上长期的积累，包括资金的积累、经验的积累、社会关系资源的积累以及商业网络的积累等，即使机会摆到了面前，就一定能抓住吗？为什么同样处于长城沿线，河北、甘肃、宁夏的商人却没有抓住这次机会，而惟独被山西商人抓住了呢？因此，要研究明清时期山西商人何以崛起，除研究明清时期的那些独特的、有利于山西商人崛起的因素外，不能不谈到山西的商业传统的作用。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一个地方的商人来说，能贩运货物到外省去，或把外省的货物贩运回来，都与本省的物质生产和消费有关。如果本地没有可资输出的商品，那么商人想冲出本地向省外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常说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大搞“两头在外”贸易，即利用社会的资源满足社会的要求，其实那是明中期以后，而且主要是清代的事情。晋商最初发展的“第一桶金”，仍是靠家乡的资源发展起来的。因此，要研究山西商人的崛起，除研究社会因素、商业传统外，还要研究山西独特的山川资源在晋商崛起中的作用。
一、山西的商业传统
商业是沟通产销，促进经济繁荣的社会经济部门。自古以来，山西商业与商人在中国古代商业史上占有显著地位，对沟通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始终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开发最为悠久的省区之一，早在距今约8000年前，在今山西怀仁县的鹅毛口便出现了农业氏族和农耕文化，这是我国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新石器早期农耕文化。农业的发展需要更锐利的工具，这要求手工业的发展。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畜牧业的分工，从事交换的原始商业开始产生。最初商业的萌芽形态是简单的以物易物，用来交换的物品可能是装饰品、石器、陶器以及猎获物和家畜。当时山西南部中条山麓（今山西运城）的池盐捞取即得，成为这一带的氏族用来交换其他氏族土特产品的天然物资。鉴于食盐在人类生活、生产中的巨大作用，而分布又极不均衡，中条山麓的池盐遂成为部落领袖尧、舜、禹掌控天下的重要战略物资，山西南部的蒲坂（今山西运城市永济县）也因之成为尧、舜、禹的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以蒲坂为中心的今山西南部、东南部的平阳、安邑，襄汾、陶寺和夏县、翼城、垣曲等地，成为当时市场交易最为活跃的地方。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随着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山西地区的生产力出现了质的突破，商品化程度愈益提高，货币经济发展迅速。同时，生产力的进步、先进的交通工具的出现，使黄河、汾河舟楫往来，水陆交通便利，南、北、西三方货物往来频繁，商业空前繁荣。此时，“工商食官”制度逐渐废弛，独立经营商业的自由商人随之大批出现，手工业者也兴起了自由竞争。这时，产品的销售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要求自由商人们往来于工农和城乡之间，在产、供、销全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商业和商品经济更为活跃。
在小农经济时代的中国，盐和铁是每一个家庭必备的物品，需求弹性极低，而山西物产资源丰富，史称有“盐铁之饶”，无疑这是山西商业发展的重要保证，食盐和铁制品的贩运，是商人们获利最为雄厚的商品。大凡经营盐铁的商人，都很快发迹，成了巨富大贾。例如，因经营畜牧业而致富的大商人猗顿，也曾经营河东[1]盐业，数年之间，便成了盐业巨贾。猗顿还是经营珠宝的商人。《淮南子》载：“玉工眩玉之似碧卢[2]者，唯猗顿不失其精”。因他能辨别璞玉的真伪，人们常把他与精于相马的伯乐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靠近游牧民族的地理位置还使山西商人很早就于游牧民族贸迁有无。如，今山西临汾和洪洞东南为当时河东最大的市邑，“因为邻接陕西，迫近匈奴，所以这里的商人，大都西贾秦、翟（指陕西和西北戎狄民族），北贾种、代（山西阳高和河北蔚县一带）。其在河南北部者为温、轵。温、轵在黄河以北，故‘西贾上党，北贾赵（赵国）、中山（中山国，在今河北平山东北）。”[3]这就是说，河东既是西通陕西和西北少数民族的商业纽带，又是北通阳高和蔚县一带商业的桥梁。至于上党等地，则与河内（黄河以北地区）贸易，是连接山西北部和河北西北部一带商业的桥梁。
秦汉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达，山西境内城市商业荟萃，百贾居肆，继续发挥着沟通东西南北的商业中心的作用，而太原作为天下交通要冲，四方商货集散，商业非常繁华。这一时期，山西商人贩运的商品多是盐和铁。尽管贩运“雕文刻镂，锦绣纂组”这些极为高档的珍异之物能够暴发致富，但贩运人民赖以生存的食盐和必需的铁制品，才是山西商人取之不尽的获利源泉。
西汉初年至武帝元狩四年，盐政实行征税制，“任民制盐，自由贩运”。尽管当时“盐税之重不减于秦”，但由于食盐的需求弹性低，“商人得转嫁于民，乘时射利”，因而“盐商且富累钜。”元狩以后，政府虽收归官办专卖，“产运销三项，均完全国营”，但还是不能完全排除盐商涉足谋利。[4]由于盐铁的特殊性，使得汉政府所设盐铁官吏往往就是盐铁商人。
铁制产品的贩运也是这样。在汉政府未设铁官之前，铁质产品是商人颇为活跃的贩运领域，设置铁官之后，商人也千方百计地插足进来获取巨利。
发达的城市固然是商人逐利之场所，就是兵马相寻的边陲地区，山西商人也敢于去冒风险。秦代筑长城时，商人们曾与匈奴展开了繁盛的贸易。进入汉代后，他们也经常用丝绸织品和其他手工业产品与匈奴交换牲畜和皮毛制品，至于出塞与匈奴进行走私贸易者更不乏人在。例如，大商人班壹和聂翁壹“以财雄边”，他们除经营大牧群之外，也与匈奴进行走私贸易。利用靠近边境地区的地利优势，同沿边少数民族进行贸易，是山西商业的一个特色，规模一直不小，且已形成传统，不论在政局统一时期还是在战乱时期，山西商人都始终不渝地扩大这一地带的贸易。
随着和游牧民族战争的增多，从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就不断在边境驻军，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叫“军市”的市易，也成为商人的逐利之地。到了西汉时期，政府在与匈奴交界地带派有大量驻军，凡有驻军和军屯的地方，都有小型市聚。史书记载，“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勾注。”[5]勾注即雁门山，在代县西北，为北地之险。这里设有军市，通过商人贩运货物，补充军队日用必需之品。由于靠近边境地区，与当地驻军做生意，也成为山西商业的一个特色。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晋商所以能快速崛起，为当地驻军提供军需是一个重要的契机，而与边疆游牧民族乃至欧洲的俄罗斯人做生意，则是其商业日见繁荣的擎天柱。
自西晋至北魏统一北方前，游牧民族相继入侵。他们肆意劫掠，冲击农耕，使工业凋敝，商业瘫痪，社会经济衰落，直到北魏统一北方迁都平城（今大同）以后，北方形势才有所好转。平城、晋阳、平阳这三大城市，因先后曾是山西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商业恢复更快。
山西商人素有与游牧民族贸易的悠久传统，虽在乱世，也多有商人活跃于胡人部落酋长居住的地方。至于那些善于在塞内外经营贩运性商业的大商人，更是乘时逐利，大显其能。如雁门繁峙人莫含，“家世货殖，赀累巨万”，[6]往来于境内和塞外，不仅聚财如流，而且受到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的赏识和鲜卑拓跋部大酋长猗卢的信任，并当了猗卢的军政顾问。除跟边疆游牧民族做生意外，山西商人还乘乱世，利用境内“富盐铁之饶”的优势，大做盐铁生意，获得高额利润。史称，“永嘉以后，北方大乱，盐成为五胡贵族及地方豪强的争夺对象，盐制也屡次变更，始则征税，继而专卖，直到北朝，终无定制。”[7]
隋唐以后，随着均田制的推广，个体小农的积极性大大发挥出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社会剩余产品的增多，带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并使其向纵深方向发展，而唐代国势强盛，疆域扩大，也有利于商业的繁荣。票券和纸币的发行，反映了全国性商业市场不仅已经形成，而且贸易十分活跃。以山西境内的商业而论，太原这座古城，由于居于商业之要津，吸引了许多波斯商人等参与商品交流，成为当时对外贸易的一座商业名城。[8]
五代十国时期，太原成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的国都。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统治者认识到，与其直接派人向农民、市民等各社会阶层征税，既耗时又耗力，还要遇到农民、市民各种形式的反抗而效果甚微，还不如利用商人牟利的动机为国家效劳。在这种情况下，各军事集团纷纷利用山西商人的财力兴兵割据，山西商人也利用其政权职能运转资本，为己牟利。如十国中的北汉国刘因“国用日削”，曾依靠五台山僧继的财力佐北汉国财政。继“为人多智，善商财利”，并在“柏谷（今长治北）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烹银以输。”[9]
宋代经济发达，全国性市场扩大，商业空前繁荣。以商业名城太原而论，其时商货南北集散，交流频繁。“所产铜镜、剪刀远销各地”，商税额达“三万多贯”。而曾经“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的平阳，商税额比太原还多，达“三万三千贯”。[10]宋神宗时，山西商人积极参与中外互市商船的进出口交易，境内的矿产品也随之源源流向中外互市商船。元佑时，广东、福建、淮、浙一带的商人，甚至航运贩物至河东等路，与山西商人进行更为直接的贸易。山西北部的商旅还利用地利之便在代州雁门关与塞外商旅进行贸易，“私市硫黄、焰硝以及卢甘石入他界”。[11]
金时，因辽的灭亡和宋金战争的影响，黄河以南整个地区的商业，比北宋时期萧条，而黄河以北地区的商业，因处在游牧民族政权的统一管理下，则比较活跃。如洪洞，“适当大路津要”，“骅骖之所奔驰，商旅之所往来，轮蹄之声昼夜不绝”，[12]显示出一派商业繁华的景象。由于与蒙古地区频繁贸易，致使铁币源源流入蒙区，贸易额之大，竟致蒙人可以利用流入的铁钱铸造武器。
元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对工商业实行高度国家专营政策，这是对唐宋以来商品经济发展、民众自由度提高的一种摧折，因而造成农业生产恢复缓慢、商品经济发展倒退的局面，元王朝也因所作所为违背社会发展趋势，不到百年即被人民推翻。但元朝时非实物赋税制发展成为赋税的主体，人民迫于交纳赋税，必须把生产品变成货币，这就促使自然经济不得不极力扩大商品性生产的范围，因而商品流通量显著增加，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同时，蒙古族贵族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还造成这一时期奢侈品贸易发达、国际贸易发达的局面，使一些国际型城市，如太原、平阳等出现畸形繁荣。《马可·波罗游记》中常常述及他所目睹的各地商业情况，“太原府工商业颇盛，产葡萄酒及丝”，而且有人远涉它国，“至印度通商谋利”，“平阳府居住商人不少”。[13]太原、平阳之外，泽、潞的商业也相当繁荣。
综观本时期内的山西商业和山西商人，一方面是中小商人往来于境内城乡，奔走于塞外，通有无，调余缺，成为沟通城乡、联系生产与消费以及进行民族经济交流的桥梁；另一方面，富商大贾则谋利于江淮湖广和对外贸易。二者虽有区别，但都为山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是明清时期山西商人崛起的前驱。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山西商人在明清的崛起、兴盛不是偶然的。
（一）大自然的造化使得山西自然资源丰富
既有古代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共同需要的大宗产品—盐、铁，还有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用于能源和原材料的煤、铜、矾等，这是山西商人对外交换的基础和保证。如，史载山西铁矿资源丰富。“产铁之地十之八九，其不产地十之一二。”这种描述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产铁悠久，鼓铁胥资，久负盛名。要做大买卖，第一得有广大的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第二，这个产品本身要有相当的垄断性。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尤其是铁和盐就属于这种既有广阔的需求，又具相当垄断性的产品。从消费者的角度讲，盐和铁是生活的日用品，需求弹性很低；从竞争的角度讲，由于大自然造化的原因，只有少数地方有盐和铁的储存，有大量储存且开发成本低的地方更少。生活中很少有这样既能让消费者有长期、大量的需求，又有相当垄断性的产品，山西自古以来商业发达，靠的就是以这两种产品为代表的丰富的自然资源。
山西“富盐铁之饶”，这是上苍对山西的垂青，直到今天，山西仍然在吃丰富的自然资源饭。须知，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的扩大，一定会提出对能源和原材料的巨大的需求。山西有丰富的煤、铁及其他有色金属资源，发展重化工业，山西正逢其时，这是进入近代以后，历史给山西提供的一次难得的机遇，山西能不顺势而起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