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进一步抽象，对于宁夏价值观，一部分儒家传统文化和一部分少数民族特别是伊斯兰文化交融后的实利、持守、节俭和重视教育、个人修为可能是构成地区共性价值观的主要根源。但受流行文化影响而生的注重轻松、追求休闲，甚至躲避冒险、排斥他人的唯我主义、个人主义和注重保养、健身的身体主义也是城市个体，特别是城市有闲阶层的主导性价值追求。流动打工人口和厮守土地的老年农民、妇女儿童等，若以传统儒家"和合""固穷""安静"为参照，只能说他们身上的传统文化因素在逐渐淡化，成倍滋生的反而可能是焦虑、不安和无助感。也就是这一类个体一般摇摆在原先价值观的流失与新生价值观尚未成型的最艰难时期。与城市有闲阶层比，他们是物质生活的匮乏者，希望通过物质生活的进一步获得来缓释他们内心的不安；相对于流动的打工者——青壮年个体，他们却急需自觉成为稳定的大后方，传统品质又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这三种类型个体中，流行文化所给出的价值观，既是他们选择的现实，又是他们的想象性存在。在现实与想象之间，"民生工程"或者"富民工程"就是以经济的方式介入个体价值世界的有力手段。文化问题转化成经济问题虽不是价值观形成的必然归宿，但必须是一个前提性保障。问题是怎样使处在经济利润两端的人群达成基本的价值共识？仅有尊重个体选择是远远不够的。它最终需要法制的公民社会建设才能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包括"民生工程""富民工程"在内的经济思维如何调整的问题。传统儒家文化教导人在个人修为过程中需要有"长远眼光"，这在个体完善的角度是正确的。但当"长远眼光"转换成一种经济思维，它便导致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造成了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正常的经济行为变成了泡沫经济。这时候，经济问题便反过来反作用于文化问题了。就是说，传统儒家文化所要求于人的，肯定需要今天的经济社会转型才能生效，但生效以后的价值观要成为自觉意义上的文化因素，没有"现代性"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制衡，它迟早会导致经济行为的失衡，也就间接地造成了精神生活的迷失。这是贫富差距、医疗教育等尖锐的社会问题，不能仅看成是经济收入问题和社会学问题的所在。
所以，对于宁夏而言，能否及时地汲取东南沿海特别是上海房产入住率低的经验教训（一些外国学者，对亚洲国家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做过调研分析，结果显示，日本的东京的皇宫一个大院的价格比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房地产还贵；而中国的上海，1997年建成的大楼只有15%的入住率，1998年入住率更低）。作者从中国经济思维实则是文化思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建筑物仍在一幢幢往上盖，因为投资者觉得他们必须有长期观点，要勇敢大胆，先苦后甜。"这一现象在宁夏首府银川市已经出现，在一些重点学校附近，房价早已超出宁夏城市工薪阶层人均收入的2~3倍，租住上学的二手房租价也超过1500元／月。房价的暴涨与教育问题成为城市最尖锐的问题之一，经济问题已经转化成了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文化价值观问题［1］。于泡沫经济到来之前及时刹车，平衡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个体与个体之间人为造成的差距，无疑是实现地区性共性价值观与个体差异性价值观良好结合点的有效策略。
三、发展宁夏文化软实力之思考
"文化软实力"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得比较响亮的一个口号。与"软实力"相对的是经济指数、经济增长这个"硬实力"。当然，一"软"一"硬"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公式。既然都是"实力"，文化与经济之间就构成了一定的张力，即文化与经济之间经过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最终达到把现在需要改善的经济主义思维转换成我们所需要的符合人文精神的文化价值观。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力就在这里。
也许要具体而微地谈论宁夏文化对宁夏经济的作用力，还需要社会学的一系列调查数据支撑。但是，在没有确凿数据的情况下，我想宏观上的一些审视也同样必要。这里，一些概念问题就只能通过宏观眼光来判断。
删繁就简，择其要者而言之，核心问题是儒家文化传统问题。
近年，现任北京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的杜维明教授，可谓是频频面向西方世界发言的有代表性的中国学者之一了。"儒学人文精神"，"儒学"与东亚现代性等等是其近年来重要的文化思想。比如"儒学人文精神"就涉及市场经济、法律、家庭、文明社会、教育和个体修身等诸多方面，特别是法律、家庭和个体修身三个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法律方面，他的"有机的团结"只能是人们保持仁爱之心以礼相待的结果，单靠法律不可能产生羞恶之心以引导文明的行为，"礼节的行动能促使人们不辜负自己的愿望"。在家庭方面，他认为人类基本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差距之中，大概就包括年龄和性别，这二者在家庭中被纳入持续不断的亲切关怀之情的交流，"是使最核心的价值观得以传播的源泉"。至于个体修身，他的视点仍然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因此他的结论就依然把家庭作为了重点，"重视家庭作为学习做人的适当场所的价值，将文明作为人际交往的规范，重视教育以养成人格"［2］。
基于同样的思维推理，杜维明在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上，认为""儒学"东亚——日本，"四小龙"，中国大陆，越南，可能还有朝鲜"，谓之为"亚洲价值观"的东西，例如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等，与西方现代性产物，例如工具主义理性、自由、权利意识、重视法制、保护隐私、发挥个人作用等等，是属性不同但可互相平等对话的文明资源。由此可知，他的亚洲价值观与儒学人文精神是一种同源论述，都是为了与西方对话而抽象出来的内容。这里不是为了全面批判杜维明的观点，因为单就儒学或者亚洲价值观来说，杜维明的分析完全正确。他的观点也基本代表了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向西方输出"中国经验"时在文化上的主要内容。问题在于，我们看自己的价值观，或者优点时，我认为之所以有必要把西方学者对儒学传统的观点纳入进来，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指儒学）思维转换成经济行为时"任人唯亲"的交往规则、办事方式，是曾担任西方跨国公司顾问的西方学者的实践经验。当他们对杜维明所说的一套表示质疑时，也就并不是单纯站在西方学术话语的立场，很大程度是基于中西方经济交往的实地经历来说话。那么，从中西方经济交往行为的立场来看，儒学人文精神、亚洲价值观，其实也只是就文化而谈文化的结论，这种结论一旦放到经济实践中，即把持此价值观的中国个体置于全球化的经济潮流中考量，以家庭为主要场所的个人修身也罢，以儒学人文精神为尺度的经济思维也罢，肯定要经历一次实践的冲突，并且只有通过实践冲突进行再一次建构，然后建立的东西在消费时代才更具有说服力。换言之，市场经济时代的家庭本位、个人本位，其实必然要经历交往社会的冲击，调整之后的同情心、分配上的公正、义务感、礼仪、公心、群体取向等等，也许核心内容不会变化太大，但它的形式肯定要进行相应的整合。无论对西方现代性也好，还是对亚洲现代性也好，只要维持平等对话，现代公民社会的标准势必要纳入基本的价值体系来考量；否则，内陆开放型城市的宁夏还是同中国大陆的大多数地区一样，只能靠自己的内在性来繁荣经济。可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的繁荣并不是靠封闭的、内在的、自主的发展模式，而是适时地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果。这一点，正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与文化期许脱节的地方。
理论上讲，对于宁夏而言，"向西开放"之后，也许还要向别的方向开放，真正实现在综合文化网络中整合、积淀，然后生成自觉的、共识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内的，同时也是当前和以后相当长时期内，能反作用于不平衡经济思维的真正的文化软实力。
同理，文化对宁夏经济行为的作用力，也只有从这个平台来思考才是更有价值的。宁夏通过"中阿"平台与阿拉伯国家进行伊斯兰特色经济的合作，对于宁夏以往的传统型经济行为来说，无疑是一种向域外的打开；银川、西安、鄂尔多斯、榆林、咸阳和延安6个城市以帝王陵为纽带，结盟组合，分别推出多种产品和线路组合，联手打造我国西部帝王陵精品旅游线路，这是在中国内地进行扇面扩展的旅游经济尝试。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西部其他城市，尤其是相对于宁夏，其实都在文化价值观的共性因素上取得了经济合作的前提。前者扭结于伊斯兰文化，后者同源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深根。这一点说，宁夏显得保守了一些。因为这两者无非都动用的是自然资源，按照有关学者的观察，自然资源经济其实是一种"停滞文化"（相对的是"进步文化"）。在时间取向上，"进步文化"强调未来，"停滞文化"强调现在或过去；在工作态度上，它在"进步文化"中是美好生活的关键，在"停滞文化"中却是一种负担。在家庭或社群关系上，"进步文化"人们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任半径超出家庭范围而达到广大社会，"停滞文化"则使家族局限着社群，认同和信任半径狭小的社会较易出现腐败、偷税漏税和任人唯亲，较难推广慈善活动。在道德生活中，"进步文化"使人们普遍期待得到正义和公平待遇，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停滞文化"中，公正待遇跟地位上升一样，往往取决于你认识什么人和付得起多少钱。在权力层面，"进步文化"中权力趋向平行和分散，"停滞文化"中则趋向垂直和集中［3］。
由此可推知，宁夏目前的一些重要经济决策，比如以上所说措施，虽然注意到打破以往文化模式对于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但总的说，半径还远未超出既有文化价值观的循环圈。文化格局使然，经济的发展肯定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这是就目前状况来说，但放大了看，其他国家、中国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是否能与宁夏取得经济上合作的共识呢？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到底是什么呢？这已经是另一个话题了。
参考文献
［1］（美）卢西恩·伊派."亚洲价值观"：从狄纳莫到多米诺//（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11.
［2］杜维明.多种现代性：东亚现代性涵义初步探讨//（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20.
［3］（美）劳伦斯·哈里森.促进社会进步的文化变革//（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60.儒家为人之道与人生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