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验与当代宁夏
王岩森王岩森，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一
文化兴，则民族兴、国家兴。这是中华五千年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经验。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王纲解钮，诸侯林立。王侯们汲汲于政治的纷争，无暇他顾，文化的发展却因此获得了宝贵的空间，一时间，儒、道、墨、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纷起，各立门户，或推崇仁爱中恕，或崇尚自然无为，或标举和平兼爱，或倡言集权专制，你走你的道，我行我的路，有争鸣而无对立，有辩难而无对抗，各逞其能，各扬其善，乃成一时之盛，形成思想、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得以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黄金时代"［1］。
秦灭六国，天下一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崇尚暴力的秦始皇以苛刑峻法维系统治，一方面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另一方面大兴"焚书坑儒"之举。在貌似强大的政治背后，是文化的急剧衰落。而文化的衰落，使得秦始皇传天下于万世的愿望终成黄粱一梦。
西汉初年，由于历经战乱而民生凋敝、财源枯竭，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遂成为统治者没有选择的选择，由于不胡作为、乱作为，却也成就了一段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即后世所谓"文景之治"。直到汉武时期，儒家学说方被推至独大的地位。儒道之间，可谓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是文化维系了汉武时代的辉煌。
南北朝开始，佛家学说自西而至。外来的佛学与本土的儒道相安无事，和平相处，三分天下各有其一。虽则战乱频仍，但因为有着文化上的血脉联系，天下并未因战乱而分崩离析。
有唐一代，特别是开元时期，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民富国强，上到朝廷，下至百姓，信心满满，乃有文化心态上的雍容大度，兼容并包，儒道释各显风流，气象万千。文化的恢弘大度，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乃有大唐帝国之伟业。
至赵宋一朝，尽管军事上积贫积弱，却并未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进入又一黄金时期，教育发达（既有官学的国子学、太学，又有民间的书院、私塾）、文学繁荣（既有时代文学的宋词，又有苏轼这样诗词文赋兼擅的文豪）、学术发展（即以儒学为例，既有程朱理学，又有所谓新儒学）、发明不断（火药、罗盘）、物质丰裕（瓷器、刺绣）……不一而足，成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2］。
明中叶以后，西方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科学与技术（如枪炮制造技术等），中华文化这棵千年老树上，开出了西方文明的新花。
康乾时代，由于康熙、乾隆这两位最高统治者对汉文化的激赏，加之对西洋文化（主要是来自西洋器物、技能）的雅好，中华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文学、艺术和学术）的香火不仅没有因为落后生产力的侵袭而衰落，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840年以后，古老中华的大门被迫打开，一部分觉醒的文化人开始"开眼看世界"，在经历了短暂的惶恐、疑惑之后，开始主动拥抱西方文明，由器物而制度而文化，渐次展开。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国文化开始了融入世界文化的进程。
历史进入到20世纪初，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在扬弃（不是简单地打倒）自身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更为开放的姿态迎接外来文化（主要是欧美文化、俄苏文化，还包括正在崛起的日本文化，东欧弱小民族的文化乃至印度文化。特别注意的是，即使面对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也是有选择地"拿来"，而并非所谓"全盘西化"），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主要相对西方文化而言）和时代特征（主要相对古老传统而言）的"新文化"。自此，中国文化真正开始了融入世界文化的进程。
纵观五千年的中国，经历了由中国之中国，再到亚洲之中国，再到世界之中国的嬗变。（梁启超，《中国史叙论》，1901）而五千年之中国文化，同样如此，亦经历了由中国之中国文化，再到亚洲之中国文化，再到世界之中国文化的变化。正是因为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化（与中国文化大体同时兴起的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文化都已先后湮灭），中国才能历五千年而不倒（与中国大体同时兴起的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都已先后灭亡）；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历五千年而不绝，是因为建立在高度自觉与自信基础上的对自身传统和外来文化的承续、吸纳与转化。
回眸宁夏历史、文化的发展，其轨迹、特征亦大抵如是。早在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在宁夏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由于历史的、地理的因素，宁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一是民族交融。由于地处多民族活动区域的交界、边缘，加之自然环境宜耕、宜林、宜牧，多民族在这里交往、流动并居住，形成多民族居住区域。二是多元开放。各民族交流频繁，杂居从而形成相对开放的多元文化。尤其表现为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中原文化与边塞文化、汉族文化与回族文化、西北文化与江南文化在这里的碰撞与交流，互相吸收和发展。
二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一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自于文化。只有文化的薪火相传、发展进步，才能真正促成和保障民族的和谐、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民生的幸福，才能使一个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有着切实而特殊的意义。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大致都经历了三个阶段：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或曰人的现代化）。尽管1840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大致如是，但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被迫性。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自觉的、自发的行为，而是带有强烈的民族自救的悲壮色彩，是一种所谓"命定的现代化"［（墨西哥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Oc－tavioPaz）说，墨西哥是"命定地现代化"的："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简体版自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无可选择的选择。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震醒了中国人的天朝之梦，一部分中国人大梦方醒，意识到了中国在船坚炮利方面的落后，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开始了艰难的器物现代化的进程。但这一进程很快便被接踵而至的中日甲午海战打断，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仅有船坚炮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失败主要败在制度上，于是又开始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改良。但这场改良却以"皇族内阁"的建立使人倍感失望，只是推翻了帝制，中国依然陷于落后、混乱的状态不能自拔。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只有实现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才能真正拯救中国。正因为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种"命定的"被迫性的特点，使得自现代化建设起步的那天起，我们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不归之路。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未完成性。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由于外敌的入侵和内部的动乱，格外的坎坷、艰辛，无论是器物的现代化、制度的现代化，还是思想的现代化，其进程都一次次被打乱，上一个层次的现代化尚在进行之中，就被迫进入下一个层次的现代化进程，循环往复，因而使得每一个层次的现代化都完成得极不充分，这种不充分又往往影响到下一个层次的现代化的充分展开。这种被迫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必然决定了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找到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路径，这就是将西方现代化的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分层次分阶段的渐次发展，并作一步来走，特别是要高度重视思想文化的建设，通过打造自身的思想文化软实力，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竞争，从而在现有的世界格局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对于精神（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于中国的现代化的意义，陈寅恪有着深刻的认识："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3］物质的现代化（所谓"功利机械之事"）固然重要，精神的现代化（所谓"精神之救药"）更为重要。我们在注意物质现代化的同时，尤其应该注意思想、文化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