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货币注水的GDP，对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人民的危害，现在仅仅体现在通货膨胀和物价、房价上涨等方面，对资源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对贪腐的纵容、对公平的践踏、对弱者的蔑视、对野蛮的赞美，最终将会导致这个庞然大物轰然倒地！而牺牲的不仅是我们这一代人，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大案要案告诉我们，权贵们转移到境外的资金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力，大官小官都在纷纷向境外转移资金转移财产，他们在拼命掏空中国的同时，却在残酷地掠夺苦待自己的人民。
不可否认三十年的经济增长，使少数人积累了惊人的财富。然而，这种以国家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各阶层甚至是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正成为一种趋势。无论是弱势群体还是城市的中产阶级，甚至是既得利益集团和富豪们对现有的发展模式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社会不公、分配不公、司法不公，是常见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乃至群体的上访和维权。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有信心的一个方式就是用脚投票——跑路和移民。
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府已背负着高达10.7万亿的地方债，今年是集中还款期，而地方政府承诺用土地出让收入作为还债来源的占了债务的37.9%，土地收入一旦枯竭，地方政府就得纷纷破产。由于统计数据混乱，外界很难了解真实的债务情况，中金、花旗等分析机构曾经分析，2011年底，仅地方债务就已超过12万亿元。如果再加上高悬的、没有进入统计数据的隐性债务，真实的负债水平已经占到GDP的70%—80%，即高达23万亿—27万亿元之间。
过去的十年，地方政府权力急剧膨胀，体制赋予的地方的权力原本就不小，而中央政府这十年对地方政府的监督约束基本处于失控无序状态，形形色色的权力外延和超越限定的权力侵占，促使各地出现了你追我赶比拼投资的高潮，不仅大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且用强拆暴力来大规模改造城市，大建开发区工业园科技园，让亢奋的GDP一再刷新纪录。为了GDP，官员们可以拆掉刚建的大楼，可以重复修建同一条马路，可以重复修建同一个广场……目的就是编项目编故事把财政的钱花出去，不管这钱值不值得花！于是，百年大计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笑话，如果一幢楼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座桥可以使用百年，如果一条路可以使用百年，一茬又一茬的官员拿什么去搏政绩？又编什么故事说给官员听？
在任官员在位时都热衷于建新区建新城，致使一个城市四分五裂，不同的书记不同的市长给城市留下不同的烂摊子，动辄投资数亿元的豪华楼宇比比皆是，后任者往往又要另起炉灶疯狂举债，压根儿就没想到如何偿还。为了集聚政绩，不惜一切手段搞什么大规划、大场面、大手笔、大形象、大举债，结果必然是大掠夺、大腐败、大破坏、大窟窿、大崩溃！
空头大师查诺斯警告，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将面临崩溃，而不是如林毅夫等经济学家预测的持续繁荣。查诺斯并不理会中国的GDP数字。他说：“经济活动不等于创造财富。你如果盖一座桥，然后这座桥每隔5年就要塌一次或拆一次，于是你每过五年就要盖同一座桥，这能转化成为很多GDP增长，但显然不会增加国民的福祉。”
同样的警告也来自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她坦承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GDP的高增长都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来推动的，这意味着，没有货币超发，中国经济数据不可能如此光鲜亮丽。中国对货币超发带来的繁荣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每次应对经济减速，央行祭出的法宝都是货币刺激，1992—1993年、1998—1999年、2002—2003年用的全是这招，时至今日用的还是这招！
白重恩：中国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弱
2012年9月17日，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的新结构经济学研讨会上称，过去，中国作为一个小型经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经验，对中国非常有参照意义。但是，现在中国再跟在别人后面看怎么走，其示范作用会变得更加有限。
他表示，中国是一个特别大的国家，中国做什么产品，其价格就会低到其他国家不能赚钱的程度，甚至是中国都不能忍受的程度。“比如光伏产品，中国去做，大家都不赚钱。因为中国大，只要全力以赴，这件事就一定无利可图。因为经济体量巨大，中国的后发优势比其他国家小得多。未来能不能实现这么快的增长，需要把体量考虑进去。”
白重恩认为，虽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巨大的投资增长空间，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投资能继续加快。投资必须与现期的全要素生产力相符。而全要素生产力是缓慢增长的。“我们的全要素生产力每年涨4%就不错了。如果投资增速超越了全要素增长速度，过快的投资会导致投资成本更高。比如全国各地都修地铁，就会造成设备、材料的供不应求，成本上升。高铁、核电都有这个问题。”他强调，投资必须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速一致，与经济增速相吻合。
根据白重恩的研究，改革前28年，投资基本与经济增速一致，单位GDP的资本存量基本很稳。但在2005年以后，单位GDP的资本存量快速增加，GDP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单位GDP的资本存量，而不是来自于改革。效率远远慢于前面20年。他称：“‘中国人均资本占有量离美国还差很远，所以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这个话是对的，但是听的人如果没有理解背后的含义，就可能造成投资过度，或者投资增速过快。”
刘胜军：中国未来高增长唯有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2012年9月25日，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与林毅夫商榷：中国未来高增长靠什么？》，文章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快速推出4万亿元财政刺激计划，实现了经济触底后的迅速回升。但是这一计划也产生了明显的“副作用”：信贷投放失控，通胀迅速抬头；地方政府债务逼近危险水平；在流动性的推动下，房价再度猛升。面对这些问题，中央被迫再度急刹车：银监会开始对地方债平台进行整顿；央行连续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终引爆温州和鄂尔多斯等地的高利贷；政府不惜以包括限购令在内的行政措施打压房地产。结果，由于几个主要的投资引擎同时熄火，经济增长势头难以维系，从2011年第四季度起GDP增速一路下行至今，甚至引发硬着陆的担忧。
过去30年，“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投资”的模式，为中国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但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是目前社会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迅速拉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威胁到了社会稳定。温家宝在演讲中曾引用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一段话：“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
过去30年的中国奇迹，固然离不开强势政府所创造的稳定环境，但其真正的、根本的动力还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是民营企业追逐利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将政府主导投资理解为中国经济奇迹的主因，无疑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和误导。
因此，要延续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唯有依靠改革进一步解除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释放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有可能从制造走向创造，建设创新型社会才有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惊险一跳”才有可能实现。
以后谁还敢当县长？
网友“寒夜流年”2012年8月9日写了一个帖子《不仅是震惊：与一个县长的聊天》，文章说：
在安徽一个县城，一望无际的住宅让我感叹，接待我的县长告诉我，现在的县长真的不能做了，一开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债务。最近三年来，该县与全国其他2200个县级建制行政区一样，不顾一切保增长，到目前为止，累计债务170亿元人民币，而本县财政名义上去年突破10亿元，这是领导要求这样上报的，实际上只有6.5亿，另外3.8亿是去江苏一个县买的税收。买税，就是税收造假，充当增长指标。从这里可看出，所谓财政收入增长32%完全是一个泡沫。6.5亿财政收入还170亿贷款的利息都不够，2009年当年有50亿贷款到期，现在一分钱也还不了。更可怕的是，前两年都是用新增贷款还利息，今年因为没有新增贷款，现在连利息也支付不了。
这个县长帮我算了一笔账，问我的博客里提到的地方政府债务12万亿元数据从哪里来的，我回答是央行公布的。县长说，远远不止。道理是，从这个县债务水平是中间值来算，2200个县总债务已经高达37.4万亿。600个三四线城市基本中间值为1000亿元，这里就是60万亿。像昆明、南昌、合肥、武汉、长沙等等这样的城市有70个，以昆明总负债2000亿为中间值，也有14万亿。实际地方政府总负债已经突破111万亿元。
这些钱他们县和其他县根本就没法还，其他县也差不多。但是，明年就是偿债的高峰，他已经不想当县长了，有个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就足矣。其他县长与他的想法一致，都不知如何处理这么巨大的债务，也就没人敢当县长了。今年搞了一个项目，向社会上发标，但是，付款方式没有一家公司接受，原因是“433”式的付款方式谁也不放心（所谓433，就是地方政府请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完成后第一年付款40%，第二年付款30%，第三年付清30%），这个项目就流产了。原先卖地还可以收点现金，今年到现在一块地都没有拍出。
这位县长还说，“城市化”害死人，他们县城现在已经盖好的房子，把全县农民全部迁到县城住，都起码还有一半空房子，养猪都嫌多。后面两届政府，以后什么也不要做，每年只要想办法偿还利息就够了，该修的路已经全部修通，该盖的大楼这三年也全部盖起来了，什么文化公园、体育馆也全部落成。就是说，不管哪一级政府，以后什么事也不要做，只要做一件事——还债。
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最高额的地方债数字，可以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当然，实际不可能有这么高。因为政府的地方债主要来自银行，以土地做抵押。根据中国银监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11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113.3万亿元，负债总额106.1万亿元，所有者权益7.2万亿元。如果地方债一项都达到111亿元了，那已经接近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那么其他企业比如国企央企，以及个人住房按揭等等都别想向银行借钱了。
当然，地方政府借钱的方式也不一定只向银行借，可能还有一部分通过地方融资平台，还有一部分通过工程欠款等方式存在。2012年9月19日《新京报》还曝光了另一种几乎完全无法监管的地方政府借贷方式，就是企业家俞铁成在微博中说的：“最近了解到好多地方政府平台公司已经向银行借不到钱，于是发明一个新融资方法，即以政府担保，让当地民营企业向银行贷款，贷款中一大半借给政府用。一些民营企业本来也难以贷款，因为有政府平台担保可以贷到款，虽然只能实际使用一部分，但也比贷不到强，于是配合。”这些方面的地方债务，并不在央行的监管视线和范围之内。但这已经可以肯定，地方债可能远远比央行统计的高。而且随着投资型政府的继续，只要GDP一天不退出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范畴，这个债务就还会像滚雪球一样地迅速滚大。到那时，虽然政府投资伴随着非常巨大的灰色收入等诱惑，但更巨额的债务积累的确让后来者望而生畏，用不了多久，终有一天，再也没有人敢去当县长了。
文章提到的这位县长，说城市化害死人，其实他没有点中要害，不是城市化害死人，而是投资型政府害死人，或者说投资型政府导致的城市化大跃进、基础设施建设大跃进以及招商引资大跃进害死人。
我们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各级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相当于当地最大的公司。但是地方政府既不能印钞票，也不能发债，也没有定税的权力，土地就几乎成为它唯一的工具。竞相压低土地成本进行招商引资，最后势必要将土地成本都集中到房地产上来。政府亲历亲为的投资活动，导致财富大量向少数人群集中的同时，高房价却要由中低收入的人群来承担。这就是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基本逻辑和秘密。乃至于到了后来，由于实体经济大量过剩，一些被招商引资的对象到处投资，根本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通过以工业用地的方式低价拿地，然后附加建设职工住宅等条件，并要求职工住宅可以按保障房甚至商品房的名目出售！如果地方政府不就范，他们就不投资。而一旦房子卖出去，他们就会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将企业项目转让出去。
而地方主政官员由于任期有限，多数不会考虑地方的长远利益，而是着重于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尽一切可能把项目做快做大，至于债务、环境破坏、官民矛盾等，都是由后任和当地百姓来背。这一点，和国企的做法几乎一模一样。
这样的投资模式，衰退甚至猝死都是有可能的，只是时间问题。
房价上涨VS投资刺激：谁是经济崩溃的元凶？
现在，一个非常棘手的两难选择摆在中国面前：要保地方债乃至金融安全，房地产必须持续稳定上涨，房价地价也必须持续稳定上涨。而这样一来，又有人担心会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一样发生楼价崩盘，进而导致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日本式衰退”、“失去的十年”。可是如果继续打压楼市，继续走政府投资刺激以稳增长的道路，前面的荆棘可能更多。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下一步向何处去，取决于我们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到底是投资刺激更容易导致经济衰退甚至全线崩溃，还是楼价上涨才是经济衰退甚至崩溃的主因？
传统的观点几乎都认为，是楼市崩盘导致了日本长达十年的“衰退”。但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显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日本“衰退的十年”的根源是国家操纵经济。他在2012年3月2日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中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