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分析家认为日本官员近乎超人。今天，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执政者们相信经济可以由人来操纵。正是这种态度毁掉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中国也正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危机，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
在世界上大多数人眼中，中国是坚不可摧的。在其他国家都深陷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中国似乎丝毫不受干扰，甚至有愈战愈勇之势。一些商人和决策者深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事实上，当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被玷污，变成了更为彻底的权贵资本主义——笔者注）模式将是未来应对现代全球经济挑战的一大法宝。
对此我的看法是：请君三思。
“国家资本主义”致价格错位。经济学问题永远逃不出数学规律。而数字上的问题无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多大、发展速度多快以及国家地位如何强大。中国采取的是亚洲传统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源自日本，但东亚很多发展迅猛的国家都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这种模式。通常来讲，它是这样运行的：1.通过低工资加速资本积累，再以高投资推动工业化和高出口，获得经济快速增长；2.国家的手操控整个经济过程；3.产业政策和政府注资双管齐下，加速发展高精尖产业。这种模式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经济进步，但终有一天它会崩溃。日本经济在1990年初彻底垮台（至今仍未恢复）；韩国作为日本模式最忠实的复制者，也在1997—1998年间遭受了经济危机。
这种模式的发展是以牺牲价格为代价的。艾丽丝·阿姆斯丹在其对韩国经济的研究中将之定义为“价格错位”。为促进高投资、保证高增长，国家会对特定行业或部门直接投资或提供补助，从而增加其吸引力并减少其投资风险。银行并非商业导向，更多是作为政府发展部门调控政策的工具。以上这些行为都会聚敛公共和私人的资本，并将其注入工业化中，创造出一次又一次的亚洲经济奇迹。
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的错误下去。古典经济学家们一直致力于通过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向潜在投资者发出正确的信号，指引其资金的流向。一旦价格指标被扭曲，正确的投资方向将不复存在。操纵价格的亚洲模式必然会导致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
中国也正沉湎于日本和韩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接近50%，即便是以亚洲标准来衡量，这也太高了。在某些领域，如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这些企业挥霍着通常是从银行借来的钱，疯狂地建设了过多的工厂。此外，中国斥资建设了大量的高速铁路，而其高票价却让大多数国人无法负担得起。与此相比，中国的很多主要城市仍没有地铁。
大量错误投资的另一个去向就是房地产行业。理论上来说，房地产开发是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的必经之路，但这也要看中国开发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地产。在普通商品房依然紧缺的情况下，无度开发豪华住宅显然是过度开发。而就在我居住的北京的公寓两边，有三个大型商场，但每日进出的顾客却寥寥无几。（商业住宅过剩应该引起警惕，但对于豪宅我个人和作者有不同意见，且按下不表。——笔者注）
更糟的是，中国的大部分投资都依赖于负债。尽管这种状况尚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但很多分析者担心银行最终会面临不良贷款增加的问题。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一次危机已渐成雏形：过多的错误投资，包括由贷款和政府官员推动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
日本无法逃脱基本的数学规律。因此，无论决策者是何等有力，中国也不可能违背数学规律。
如果非要给这场危机预测一个时间的话，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历史。日本和韩国都是在启动亚洲发展模式的35个年头后遭遇的危机，日本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机大约在2014—2015年。
我无意于预测某个准确的日期。我想说的是，危机迫在眉睫，要解决经济弊病，中国须快马加鞭了。
很显然，在迈克尔·舒曼眼里，投资型政府才是经济危机的主因；而房地产价格的过度上涨乃至崩盘，只是经济崩盘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
今天的中国，投资型政府是产能过剩、传统实业价格恶性竞争、腐败和贫富两极分化、楼价物价畸高、环境破坏和污染的主因。社会的承受总有一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可能是环境与民众的承受力，也可能是被投资刺激强力扭曲的价格体系的自身崩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认为：现在的政府收入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企业经营流量的基础之上，政府在这种游戏中越来越无法自拔，结束游戏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危机；而金融部门也不敢中断这场游戏，因为企业资产的泡沫绝大部分是由金融杠杆搅拌而成的，资产估值的崩溃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崩溃。
换句话说，现在的投资型政府必须以资产泡沫的不断膨胀来支撑。但是，资产泡沫又反过来严重威胁百姓的生存质量。而且，因为投资刺激没有从根本上造福百姓，甚至造成了对环境的绝对剥夺、对普通百姓的相对剥夺，只要稍有风吹草动，比如美债危机欧债危机，那么大量过剩的竞争性企业将立即陷入困境，企业经营流量也由此中断。
2012年9月25日，国内某大型出版集团开了一个“中国改革下一步”的学术研讨会，华生、贾康、马光远、李曙光等学者到会参加讨论，大家都对中国的下一步非常不乐观，说中国可能走向南洋模式，像菲律宾和印尼。
印度尼西亚土地面积190万平方公里，2011年人口2.37亿。经济学者叶楚华说：每当用印尼的例子说明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早就是炒冷饭的时候，就有人说印尼是小国，中国很大，人口很多，不一样。各位，印尼将近两百万平方公里，人口两亿多。别拍脑袋就说印尼小。印尼在苏哈托政变成功之后，一直用强制的方法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且也在二十多年内保持了高速增长。政府没有清醒地看到，特权集团的勾结、严重的贫富不均和腐败，该国政府非常强势，牢牢控制着社会，集权体制下搞改革，经济高速增长二十多年（年均超过10%）后，到了1997年，一夜崩盘。中国特殊吗？不特殊。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也有一夜崩盘的危险。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取决于今天的我们作出怎样的选择。
彻底告别凯恩斯主义和“三驾马车”理论
凯恩斯主义是建立在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思想基础上的经济理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和大学讲坛上占有统治地位。
百度百科这样解释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以调节社会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出口）、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标，提出在萧条时期要减低税率、增加政府开支实行赤字预算、增发公债、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在高涨时期则提高税率、控制政府开支、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长、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资和消费。经过凯恩斯主义者的鼓吹和影响，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把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作为政策目标，推行上述凯恩斯主义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在战后50—60年代对刺激经济增长、缓和经济危机、减少失业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有增无已，而危机和失业并未消除，终于到70年代初出现了物价高涨和大量失业并存的“滞胀”。对此，凯恩斯主义者既无法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更提不出可行的对策，连他们自己也哀叹凯恩斯理论出现了危机，需要重新加以诠释和修补。《通论》所阐发的理论和政策的失灵，正是当前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加深的一个反映。
但实事求是地说，经济规律不管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管你是大国还是小国，不管你是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还是完全的计划经济，都一样要起作用。今天我们遭遇的经济困境，同样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破产的标志。
我们此前应对危机时所追捧的，都是凯恩斯主义所信奉的，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危机时要求靠政府直接扩大投资、扩大货币供给。所谓经济过热时又紧缩货币，就是老百姓说的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把经济当成了政府的提线木偶，把政府当成了万能的圣人一样的道德和智慧存在。殊不知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有着人的一切私利，也有人的一切缺点。甚至于，由于他们做这些事，都是花别人的钱做别人的事，甚至是花别人的钱做自己的事（政绩工程、灰色收入等），真正实施起凯恩斯主义路线和政策时，可能更加肆无忌惮，更加不顾后果。反正每个人的任期都是极其有限的。你看老百姓多聪明，一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把凯恩斯主义说透了。老百姓一点也不比政府笨，只不过他们没有决策权。
政府看见经济萧条，就想去救，有时老百姓也会希望政府去救，于是又是投资刺激又是增发货币。结果，有一批原本适应干旱的企业被淹死了！没过两年，政府看见物价上涨太快，老百姓抱怨很大，又来个通货紧缩，结果，又有一批刚刚适应内涝环境的企业被旱死了！如果政府的投资刺激和宽松货币真那么有效，为什么要等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才让政府出手？为什么不天天搞，月月搞啊，那样经济增长岂不是更快？你会说那是因为投资刺激导致了高通胀，为了打击高通胀所以必须收回货币，把货币老虎关进笼子。但事实上，发出去的货币就像泼出去的水，收是收不回来的。
凯恩斯主义长期暗合了中国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老百姓喜欢，希望一个强大的替自己做主的政府；政府也喜欢，可以不断扩张权力而且收获短时期的群众拥戴。但它却是不可持续的。它最致命的缺陷一是导致腐败、通胀和两极分化，如张维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讲特权》中写道：“一位退休下来的计委官员说，现在的政府投资，100个亿里面只有30个亿最后做项目，另外70亿都被中间拿走了。所以修高速公路，修任何东西，都比别人成本高，为什么？腐败。”二是为增长而增长，把消费作为增长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所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典观点是拉动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可以看出消费是作为工具被使用的。加入WTO以后，消费被扔到了一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再次想到了消费这个工具。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是生产本位，而不是消费本位。“正是因为把消费当作偶尔使用的工具，才造成了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0年的65.1%下降到2010年的36.8%。”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了信力建先生所说的中国投资领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不论是数量上还是投资率，中国都存在投资过剩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在投资质量和有效投资率上，我们又看到，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缺，产品结构升级、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升级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投资缺口。”
原因很简单，政府主导的投资比民间自发的投资更低效而且充满腐败，而行政垄断又使聪明的民间投资无力可使。这在经济学上称之为“挤出效应”，或者干脆更直接具体地说是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社会财富的总量是一定的，政府这边占用的资金过多，会使私人部门可占用的资金减少。这个简单的道理，经济学家都明白，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有权力决策的，通常不会听从研究规律的“书呆子”，尤其是当这种现实规律无助于决策集团的利益，或者短期内不见得能够见效以满足其短期政绩的需要时。“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几乎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这种情形，断然不合乎经济自身的逻辑，但却非常符合决策集团的逻辑，从上到下都符合。上，则如国家审计署前总审计长李金华说的“跑部钱进”，只要“跑部钱进”工夫深，不信铁杵磨不成针；下，更是全面符合地方官员红道白道黑道灰道全方位的短期利益。
凯恩斯主义最致命的理论缺陷，是把经济增长当成了目的，把投资、消费、出口，把人、资源、环境等最宝贵的财富都当成了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工具。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因为人、资源、环境本身都是不可再生的财富，经济增长的原有目的，是为了财富增长，而不是相反——通过牺牲财富来获得经济增长的数字。有时我们走得太远太远，竟然忘记了出发的目的。
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抛弃凯恩斯主义，彻底抛弃“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理论，重新确立一切经济增长都是为了环境更美好、都是为了人更自由幸福的目标。
对外告别经济民族主义
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矛盾关头，旧模式已经山穷水尽，新模式还未建立起来，甚至还没有对新的发展模式和方向达成共识。上下左右，都处在一片焦虑当中。
这样的时代关头，迫切需要对外和平对内稳定的发展环境，迫切需要清醒、理性、冷静的态度和方法，否则，一不小心，国际或国内矛盾激化，就有可能随时葬送200年来好不容易才有的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点成果。
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导火索就有可能导致剧烈的情绪激发，并引发严重的后果。所谓太平洋上一只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就会在遥远的彼岸掀起飓风。2012年9月15日，中国抗日浪潮中就出现了不和谐非理性的一页，西安、青岛、长沙等地游行抗议过程中出现了“仇者快，亲者痛”的打砸抢烧行为，其中，青岛的丰田4S店被焚毁，损失极为惨重。局面至此，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文革’”。一些主流媒体长时间背离客观全面报道的操守，煽风点火，挑动民意和仇恨，直接导致广场效应下人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准急剧下降。理性表达爱国情绪应当支持，但类似向“敌人泻火”、让自己同胞遭殃的悲剧闹剧，除了徒留笑柄、让外资望而生畏之外，不能对中国的繁荣富强、对国土的完整有一丝一毫的构建作用。经过这一次的惨剧悲剧闹剧，所有的中国人将会发现，钓鱼岛依然故我，而我们自己又一次遍体鳞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