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刺激加上通货膨胀（它们经常互为表里），事实上是财富的再分配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它使社会财富大规模、成建制、系统性地转移到官僚阶层和官商阶层手里——优质低息信贷首先进入国有企业或被扶植企业，国有实为官有，升官无望的官员就到国企里当大官拿高薪，8%的垄断企业员工常年拿着全民工资总额的55%以上，民众在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可怜的低工资，相对财富却被剥夺或在通货膨胀中大幅缩水。民众获得了极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恩赐”，如医保，却在征地、拆迁、通胀、国进民退等过程中被以“市场”的名义剥夺了更多的财富和自由。同时，环境破坏与污染的巨额经济和健康成本却要由他们来负担！
产能过剩空前，环境污染空前，腐败和两极分化空前，地方债和基础设施建设债务空前——光铁路系统就欠债2.4万多亿，而且仍然是个无底洞，且全铁路系统已经全线亏损，公路等基础设施欠债2万多亿，地方债十数万亿。这些债最终都要由老百姓来还，可谓一任政绩，世代还债。4万亿投资刺激掩盖了问题、延缓了改革，并把矛盾和风险掩盖且拖延了显露的时间，却把更多的问题留给了后人。
市场经济和官僚政客掌握经济命脉之间存在着永远不可调和的矛盾，不管这种“掌握”是以政府的政策投资刺激方式、还是以政府亲力亲为招商引资的形式、还是国企的形式，都是如此。市场经济、资源有效配置的最基本要求是产权长期稳定和自由，而官员的任期却极其有限甚至在任命制下可能完全身不由己，这就导致官员短期政绩的要求与市场经济的要求水火不容。国有体制和投资刺激使包括人、资金、土地等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变成官员短期政绩和经济增长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包括人的价值和价格，资金、土地的价值和价格，统统都被强行扭曲的，主要表现如下：
银行沦为政策工具。银行的放款、利率的高低不是根据银行自己对于风险和收益的判断，而是根据政策的重点。每一轮投资刺激之后，就是大量的呆坏账。这两年已经有4成以上的地方债到期，但在政策要求下被迫展期。
土地沦为政策的工具。各地招商引资过程中，土地价格被严重低估，农民被征地后入不敷出毫无保障，大量用于招商引资补贴“实体经济”的土地成本被全部压到商品房（含住宅和商业用房）上，导致房价畸高，也导致“实体经济”全面过剩，环境和人的价值被严重压低。决策者却还不知道其中的逻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试图通过打压房价来保“实体经济”。结果正如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总裁孟晓苏所言：“调控虽抑制了经济增长，却没能抑制住房价上涨。”
人和环境沦为政策工具。前几天在澳大利亚，看着到处开卖写着“Made In China”的毛绒玩具，在我们这边出厂价最多三五元人民币，在那儿要卖十几二十几澳元（1澳元约等于6.65元人民币），而且相当多中国游客买。看了心里直滴血。我们牺牲了环境和人，利润却都归了别人！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以GDP为核心，产能过剩和环境破坏就是孪生兄弟。浙江绍兴一地一年染织的布匹，足够全世界人每人一套衣服；宁波的衬衫产能，足够13亿中国人一人一件……为了保增长，钢铁产能已严重过剩，发改委仍在大批特批，而且是超大产能的钢铁项目。
我们以投资和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诚如《第一财经日报》徐以升先生所言，实际上是以内部实体资产置换对外金融资产，中国这种“成本大于收益”的“以对外金融资产置换国内实体资产”的开放模式，已经到了尽头。
可以说，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不能换来真正的海外优质实物资产（矿山、优质企业、优质产品、服务和技术等），那它就什么也不是。
过去十年，政府一直在做投资刺激和紧缩两件事：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末了，大厨双手一摊，看着大量过剩的面糊糊，对一干人等说：“瞧，我留下了一个多大的产业！”这时，有个3岁的孩子探进头来说：“我饿了，什么时候才能吃饭啊？”窗外有个声音传来：“面还没和好，但我们都成了饺子馅。”
弗里德曼说过：经济学基本原理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在这些经济学基本原理中，重要的一条是经济繁荣与私有产权的关系。经济学中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规律就是，人们花自己的钱总比花别人的钱更谨慎。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私人企业比乡镇企业和国有企业更有效率。
政府亲力亲为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刺激，把人、资源和环境都当成了其短期政绩的工具，它的本质仍然是计划经济。在它的背后，如秋风所说的：计划体制隐含着一个政治上的主奴结构：计划者是人，被计划者则是物。庸众是没有意识的动物，必须由那些有能力操纵模型的“智者”来安排。
然而事实上，政府官员既非比普通百姓和企业家更具智慧的智者，也非比普通民众和企业家更有道德的道德家（尤其在任命制而非选举制度下，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劣胜优汰），他们同样有自己的私利和诉求，同样在乎短期的政绩。甚至，因为他们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和资源，他们更倾向于作恶，倾向于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正是由于政府过多过深地介入了微观经济活动，才导致今天中国相当普遍的“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局面，弄得人人没有安全感，千方百计求移民。
政府投资刺激经济是中华民族的一条不归路，是中国经济社会饮鸩止渴的一剂毒药，切不可中毒上瘾。未来中国，自由市场之路是唯一生路。尊重人性和市场规律，将发展的权利还给民众，将土地、金融等要素资源还给市场，是中华民族的生死突围之路。继续放投资刺激和政府招商引资的卫星，是对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犯罪。
哪些经济学家和学者反对经济刺激
吴敬琏：政府必须耐得住寂寞
经济学家吴敬琏2012年5月20日表示，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地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
当前经济增速出现下滑，部分人士希望政府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发展。吴敬琏认为这一做法非常危险。“现在国内正是尝到了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他表示，货币超发会引发资产价格上涨，但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滞后性。宏观调控应该着眼长期性，把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
陈志武：经济刺激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
2008年11月陈志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20世纪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周其仁：经济刺激代价巨大 中国要坚定地退出
2010年2月3日，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搜狐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说：“在中国的经济刺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
“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说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速度就会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也就是说，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
胡释之：政府滥用货币政策把企业折腾成“猪”
2012年5月，新锐经济学家胡释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货币宽松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最后证明都会带来悲剧性后果，这种教训我们已经很多。回过头看，金融危机以后，2008年年底、2009年全年不停的投放货币。现在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那时候来的。一个是通胀非常厉害，另外一个是错误的投资非常多，所以现在很多半拉子工程、烂尾楼都出现了。这就是因为之前的投资都是货币刺激下的错误投资，是本来不划算的投资，是因为有了货币刺激才投下来的，现在证明这都不是市场所欢迎的，所以现在都要全部清算。”
同年，胡释之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再次指出：“咱们知道货币政策是最全局性的一个东西，你老这么折腾。一会降息，大家觉得炼钢是最赚钱的，一会加息，像武钢，就觉得养猪开始最赚钱了。一年炼钢，一年养猪，最后企业变成啥？自己变成猪了。所以没病都折腾出病来，不是熨平经济周期，而是制造经济周期。”
张维迎：大规模刺激投资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灾难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夏季高峰论坛”上表示：“2008年、2009年强烈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通货膨胀，随后又紧跟通缩的经济政策。如今又一个月内两次降息，想办法刺激，如果我们现在又开始新一轮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对未来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如果2008年、2009年不要这么强烈的刺激，中国的投资不这么快，今天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只有经历一段低速增长，才能转型，未来才更有希望。“但是我们的政府舍不得休息，一定要跑，可能结果会跑死掉。”
2012年8月，张维迎在接受搜狐财经第一访谈时说：4万亿计划加剧了2012的经济危机。运用凯恩斯的刺激方式，刺激越强，最后的问题越严重。现在很多地方投资都超GDP了，怎么办？结构扭曲了，还不断盖工厂，挖矿，最后经济是要崩溃的。我们现在出现的问题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错误的经济政策造成的。
许小年：政府刺激经济是抽鸦片
2011年11月，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中国与世界》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政府已经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全球经济还是无法挽回地下滑。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觉得是还没有从一次探底中走出来，实际上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地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再一次下滑。从2009年开始我们执行了极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万亿到今天仍然是黑箱。4万亿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看到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宽松，发货币都发疯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肯定有通货膨胀。”
有网友批评我对林毅夫之流的投资刺激论太尖刻，我说他们祸国殃民太久还想一条道走到黑。2012年9月26日看到许小年的评价，比我更尖锐：“经济下行比预想的还快，降价潮正从钢铁、水泥等资本品蔓延到消费品。企业为求生存，不得不削减成本，大批裁员。产能过剩的环境中，货币政策失灵，企业不想借，银行也不敢贷。政府用1万亿投资应对，只是打个水漂听个响而已。与其扔钱为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陪葬，不如发给抬棺材的，留作失业救济、维稳更有效。”作为自由经济的信奉者，许小年先生始终坚持世上没有救世主，坚持为投资刺激型经济送葬。
成思危：过度经济刺激政策负面效应明显
2012年9月18日上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上称，据其测算如果没有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2009年经济的增长只有2.4%，结果增长了9.2%。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效应也很明显。成思危列举了过度经济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过量投资引发产能过剩。目前24个部门21个过剩。钢铁6亿吨产量过剩2亿吨，如果按照每吨产能投资5000元计算就是一万亿资金投资。“投入的时候拉动了GDP，但是再也不能继续拉动了”。
2.库存积压。由于外需减少，加上产能过剩内需积压。
3.投资效益下降。一段时期投资的弹性系数，即投资增长1%GDP增长多少？最少应该是0.5。但是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增长9.2%，系数只有0.3。
4.环境成本大量增加。2005年环境成本由于能源效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占GDP 13.5%，当年GDP增长10.4%，把对环境的债务留给了子孙后代。
此外，大量货币投放的结果之一是造成了通货膨胀。之二是地方债务迅速增加，其中三分之一地方政府没有偿债能力。成思危援引地方政府官员的说法称：“2009年，地方政府逼企业向银行贷款，于是企业就大幅举债，有钱不借是傻子，借少了也是傻子，借了还想着还的更是傻子。”
如是情况下要实现经济增长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思危提出了三个“外转内”的观点：外需引导转为内需引导、外延增长转为内涵增长、外力驱动转为内力驱动。
学者蔡慎坤：中国用投资支撑的经济将面临崩溃
林毅夫先生极力推崇的大规模政府投资计划，固然可以保持中国GDP持续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神话的延续，但是，林毅夫先生显然忽视了中国乃至世界为此付出的代价。为了推动GDP增长，中国只能疯狂地增发货币，中国的货币总量已接近GDP的2倍，而负债累累的美国，货币总量也只占GDP的70%。1990年中国货币总量只有1.5万亿，到2012年年底可能逾100万亿。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现在，中国的M2增长了60倍，而美国同期只增长1.99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