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从口号的提出经过论争，到这时形成了实际的运动，许多政治立场一致，阶级意识和人生观念相近但文学观念并不相同的文学家，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阵营；“左联”的成立则从组织形式上表明它的中坚力量的集聚，而作为一个在总体上有着相似和共同价值取向的文学系统，它还包括那些不在“左联”组织之内的大批文学家及其文学活动。这一系统以鲁迅为旗帜，而茅盾的文学主张和实践则最具代表性。这一系统可以称之为以参与现实为取向的文学价值系统。几乎同时，另一文学系统也逐步明朗化，即那些从不同角度出发寻求文学的独立性、纯粹性的作家，终于受时局的影响和他们的社会观、人生观及政治意识等的左右，在具有类似的文学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自然地形成可以称之为以“超脱政治”为取向的文学价值系统。在这里，说它们是两大系统而不以“左”与“右”、“革命”与“反动”、“主流”与“逆流”或“支流”来概括，是因为！第一，20年代末和30年代（大致包括新文学第二个十年)，中国文学的对峙局面，虽然带有政治的、阶级的色彩，但是这种对峙不仅仅是在这一个层面上，而是包括了人生态度、道德意识、行为准则、情感态度、审美方式等因素在内的多种层次上的对峙；在更深层次，还包括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态度，对外来文化思想的态度和对未来中国文化模式、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构想等方面的冲突；而且这种对峙，从纵向可以回溯到五四时期甚至更早，从横向，可以联系到国内国际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学艺术背景第二，两种文学世界，其内部有诸多不同的具体类型，呈现着复杂的面貌。总之，它们的冲突是系统的而不是局部的，是多层次的而非某个方面的。要把握这些文学系统各自的特点及其冲突的焦点，从文学价值观念的角度入手，或许更容易抓住关键。
以参与现实为取向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对文学的价值取向力求与中国现代具体的历史发展方向和实际进程相一致，以文学对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来估价文学价值。它具体表现为将文学问题与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联系起来，以群体的民众的“需要”作为“内在尺度”来确定文学价值目标。在30年代，它的主要特征是：以文学的特殊方式“说明”生活并对生活“下判断”，对现在“应该怎么办”做出或隐或现的回答。一较之第一个十年，不再满足于凭空表现理想，“预约黄金世界”，也不再满足于仅仅暴露黑暗、揭示现实，而是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环节一应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也许只有这样，文学与人才能建立起最具体现实的价值关系。
关于“现实”、“理想”与“应该”的关系，前苏联哲学家科诺瓦洛娃曾很有见地的指出：
应该的东西表现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是存在的东西和理想的东西之间的过渡阶段。
应该的东西不仅包含着关于现实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在将来是怎样的观念，而且包含着关于在今天即现在进行变革的要求的观念。……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的你应该”这一命令作为他的活动的推动力，乃是一种改造当今现实的实际力量。
“理想”与“现实”及其关系问题，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不断被提出、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由此派生和涉及的还有诸如歌颂与暴露、“光明”与“黑暗”、“反映”现实与“指导”现实等关系问题。其实纯粹的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是不存在的，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到30年代这样一个具体阶段，它更加明确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着更“有用”的东西，寻求更能使文学与具体的现实的人生实践过程形成切实的价值关系的角度。其结果，人们的视线逐渐集中于这样一个向度：经由文学这种特殊方式，以“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出的你应该，这一命令作为他的活动的推动力”，并把这视为“一种改造当今现实的实际力量”，以此使文学参与历史发展过程，介入到中国现代社会实践活动之中。这是中国新文学所追求的一种主要价值目标，也构成它从理论到创作中的“实践性”特征。这是新文学由第一个十年向第二个十年转变的一个实质性问题。
“应该”的意识追求，深刻地渗透于30年代文学创作实践和理论中。在创作上，以是否为人指出了“应该”的方向的价值尺度，有形无形地制约规范着创作过程，构成创作面貌与作品的一些鲜明特点。比如关于中国社会前途、革命道路、时代特征、阶级关系的探索，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农民等不同阶层的人们对“道路”的选择，成为最主要的文学主题（把作品是否指明或暗示出正确的人生方向作为创作的最终目的，甚至作为衡量作品价值大小、好与坏的主要依据。与此相关联，在创作过程中，强调社会科学原理的指导、推崇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反映生活的“全面”与人物形象转变“过程”，衍化出“从……到……”的构思模式。这些或许是造成中国现代文学更多认识价值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
在理论上，“应该”意识的强化，是与以下现象紧密相关的。对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评介和研究，主要着眼于它在批判现实中是否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并以此作为“批判”的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主要分界线；在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上，认识论、实践论和反映论被直接用来说明文学创作诸关系及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等；在对外国文艺思想的态度上，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文学不仅要说明生活、而且要对生活下判断、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等观点，对别林斯基关于文学是真理（思想）的形象化的观点，予以充分的重视和运用发挥，对苏联的文艺政策甚至“拉普”的文艺观点极易接受等等。总之，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环节“应该”这一意识，对文学价值属性的理解、价值构成、价值定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内在地影响着30年代文学的整体面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使在30年代，当进步文学家把向社会成员指出“你应该”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的时候，他们并不是从同一视角同一思想层次用同样的方式对此作出“解答”的。
虽然我们不可能忽视，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主要从政治、阶级斗争的角度向社会成员提出“你应该”的作品已格外引人注目，如蒋光慈、胡也频甚至茅盾的一些小说，如郭沫若、殷夫等的诗作；从同一角度在理论上对文学提出要求的观点也十分盛行。然而，更多的更主要的作品是不避开政治，但却不仅仅着眼于政治一个角度，而是关注着广泛意义上的生活现实问题。
同时，那些发生重要影响的大部分作品，并不是直接创造可供人们仿效的楷模，从正面树立“你应该”的榜样，而是从不同的方面甚至“否定”的方面提出问题，在大胆地深沉的否定“不应该”中对“你应该”作出回答。所以从文学创作的总体面貌看，对“应该”的追求确是一种渗透在文学活动过程中的“意识”，它的影响是广泛而强烈的，又是多种多样的，不但在如叶绍钧的倪焕之（中，在茅盾的虹（子夜）和“农村三部曲”中，而且在鲁迅的杂文和故事新编编（中，在巴金、老舍、丁玲的小说中，在曹禺的戏剧中，在沈从文对“城市文明”与湘西人性美的对比中，在萧红对呼兰河畔僵死生活的描绘中，都响彻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向社会成员发出的“你应该”的呼唤。尽管这种呼唤有时可能无补于事，甚至与眼前的目标有相悖之处，但作者的呼唤是真诚的，有的还是和着血与泪的。也许，我们的视野从这一点扩展开去，才会破除先入为主的思维框架，发现新文学在30年代确实形成了一个以参与现实为特征的价值系统，一个真正发展了的“人的文学”的系统，它既不是政治内容简单的“形象化”，也不能仅仅以狭义的“革命文学”所包容。没有任何理由把那些众多的并不以政治斗争题材为主的作家作品排斥在前进的文学之处也没有理由以现实主义的具体创作手法问题来衡量艺术的成就和价值。或许可以这样说，衡量30年代甚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意义和价值的一个主要标准，正在于看一个文学家是否面对国家的民族的和个体发展的历史课题，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思考过“你应该”的问题，并且同样真诚、深入大胆地“写出”。他的历史和民族使命感他的社会责任心他的道德意识和情感态度，他的“革命”觉悟及程度，集中表现在他要指人“应该”向何处去一是引人睁了眼看，还是闭上眼睛万事大吉，是引人深刻地反省历史和正视现实，还是逃避现实求得所谓的心理平衡！是激人斗志引人奋发向上，还是使人安于现状……或许，在别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这些并不是衡量文学价值的主要标准，但对中国30年代文学却应该这样去看。
从同一角度以同样的标准一人与文学建构怎样的价值关系去分析30年代另外一些文学现象，会看到不同文学价值系统的重要区别。以“超脱政治”为取向的文学系统，包括了许多具体情况很不相同的文学家、文学派别，比如林语堂、梁实秋朱光潜等人，新月诗派象征诗派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等派别。把这样一些面貌各异的人和派别及他们的文学活动视为一个整体现象，看做一个文学系统，主要并不是单从阶级意识、政治立场的角度去“归类”，而是鉴于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他们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即与具体现实的“人的发展”的实践保持着距离，使文学沿着主要为满足主观精神世界的向度演变。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他们和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价值系统形成深刻的对比。在个体价值与群体利益及其关系的认识态度上，他们往往离开群体而追求个人出路和个体价值；在人的肉体生存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关系上，往往不能正视民族存亡和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不能真正满足的事实，也回避改造民族（包括他们自身）灵魂和精神过程中的真正的难题，把文学的超越意识变成了“超脱”现实而“徜徉于精神世界”，从根本上偏离了人的现实发展要求。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价值定向中又表现出极端利己主义和实际上的极端功利主义色彩。这些共同的特点，在不同的人和派别之间又有具体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差别。
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这样一些中国现代的“大”知识分子，这样一些有自己明确的文学观念的文学家，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学价值取向上与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系统的对峙，是在“高”层次上的，触及中国现代文学（甚至整个文化方面）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根本问题，而不仅仅是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样一些较具体的问题，在这背后还有东西方文化冲撞交汇的影子。就他们遇到的、或者说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文学(文化）课题来说，甚至与鲁迅遇到和意识的有某些相似性，如关于中国的民族性问题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问题。在周作人、林语堂的文学活动中，曾经留下了他们企图在中西文化的结合中，以西方文化思想改造中国文化甚至重造民族灵魂的轨迹，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他们作为中国现代大知识分子的一些特点。但是，恰恰是他们，尤其是周作人，在30年代初就已经回归到传统中，在他的意识中深深地渗透着封建士大夫的气息，而其文学价值指向也与他们最初的企图相背离。他们虽在维护文学的“纯粹”性和独立价值，但同时却把文学贬为只供自己消遣解闷的玩意。文学在这时已不再是促使人的精神更趋完善、从而促使人的全面发展的独特方式，而成了逃脱现实的渊薮。这种现象，正反映出中国现代一些知识分子在现实中，认识方式与行为方式上的矛盾性。即在认识层次上，他们往往较一般民众更多更深地看到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但在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中却往往是调和、中庸、退让、“节制”，是极“传统”的意识的反映。而文学的价值取向说到底是文学家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具体体现，一种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20年代末30年代初，当周作人与鲁迅分道扬镳之时，在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学系统的对峙。
20年代中后期发展起来到30年代逐渐分化的象征诗派和新月诗派等，在文学价值观念上要复杂些。这种复杂性主要还不是指这些流派内部作家之间情况的差别，而是指他们基本相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是由多种因素所构成的。从他们的人生观念和对现实的态度看（这是文学价值观的重要基础，他们并不一般的“逃避现实”也不泯灭“理想”，同时他们也不都有条件“超然”，相反，他们有对现实的不满和愤懑，更有着离开时代中心所感到的深刻矛盾和苦恼。因此他们的作品与周作人等追求的“闲适”、“性灵”、“平和”、“冲淡”是有所区别的，有些创作表现出不求苟安、打破“和谐”、富于反抗精神的意向（如象征诗派），有些较深刻地表现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焦虑、孤独甚至绝望的心情。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们作品的价值所在。但是在总的价值取向上，他们把文学价值追求主要局限于发泄个人苦闷、寻求精神解脱方面，如茅盾所批评的，“想在他们所谓唯美主义的文学里求得些精神上的快慰，或求得灵魂的归宿。这样的身处污泥而闭目空想”有时已近似阿Q那种“精神上的胜利”了。！显然，他们的创作与30年代左翼文学家形成对立，在价值观上互相冲突，并不在于他们的表现内容和方式上（如重自我内心等），而在于对文学与生活、与人生的认识上，在于创作的意向与价值取向上。从对文学自身价值属性的认识与追求来说，他们既有因在现实中无法排遣的矛盾和痛苦而钻进“艺术殿堂”的情况，也确有对文学的独特认识和追求其“独立”价值的真诚，对艺术规律的某些探讨（如新格律诗的主张与实践）体现着他们对艺术的执着和自觉。
30年代，真正在文学理论上，特别在文学价值观上与“左翼”展开正面冲突的，是“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自由人”胡秋原和“第三种人”苏汶，与左翼在文艺理论上的论辩，较之周作人等主要在思想意识方面、较之新月社等主要在创作方面与左翼的对峙，有着更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其主要是：1.胡秋原在“文艺自由”问题上的发难，不仅有着对“普罗文学”的责难，更有着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直接抨击，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着眼点确在文艺方面而不在立场方面；2.胡秋原及后来参与论辩的苏汶，不仅标榜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文艺问题，而且确实也触及当时左翼、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一些根本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阶级性、文艺的价值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