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的文学价值观念，即使与后来（20年代中期以后甚至到六七十年代）的文学价值观念相比，也有其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更侧重注意从文学的精神特质与人的精神性需求的联系中，看待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确立文学的价值目标和进行文学价值定向。这个时期尽管文学家并不乏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强烈愿望，也具有浓厚的历史参与意识，但这种愿望和意识是渗透于文学活动的过程中的，他们并不因此把文学混同于“实业”，追求具体的直接的现实功用目的。当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文学的社会效用和意义，但评价这种效用和意义的角度侧重于精神方面，看它对人的精神意识起何种作用（除鲁迅的创作和理论体现出这种特色外，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创作的前途》等一系列论文中，郑振铎在《新文学观的建设》等文中都反映出类似的特点，在当时诗歌探讨的理论文章中尤为明显）。
文学的价值评价标准因此和当时的思想启蒙、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时代价值标准相一致。正是基于对文学价值标准的这种自觉不自觉的把握，五四时期的作家才能在精神天地里自由翱翔，替人类、替民族、也替自己宣泄情感，申诉苦痛和期望。它因而也显示着一个刚刚从昏睡中惊醒的古老民族全新的感受和意识，体现着现代中国人对超脱现实生存环境向往自由理想境界的意志和情感。作家们对新的世界的向往憧憬近乎忘情，不管理想能否真正实现，不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有多大，不管两者有着什么样强烈的反差，他们都不气馁。“理想”烛照着他们更冷峻地凝视现实。于是，我们在《狂人日记》里听到了“救救孩子”的声音和对第三样世界的呼唤，在《女神》中听到对祖国“更生”期待的反复咏叹，甚至在《沉沦》中还听到那弱国子民蹈海前对民族富强的渴望。同样的原因，冰心女士借一个明知在现实中还不存在的“超人”的感受，去演绎她理想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淦女士以书信体形式如泣如诉讴歌体现于婚恋过程中的人性的复苏，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等在“灰色”的人生上点缀一两点“光明”，在精神世界里追求现实中所缺少的“爱”与“美”。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直面现实生活中的“血”与“泪”而又点缀一些理想中的“爱”与“美”，给阴冷的氛围“凭空”加上一点“亮色”，
这在五四前后这样一个新旧转折明暗交织的特定时期，或许正是作家深层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是所谓“超越意识”的一种体现，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它给人的是震惊，是宣泄，是“痛快的刺激”，是愤怒之情希望之光，或者是一种混合的情绪的感染。总之，它引人向前看，在反省历史、正视现实中进一步意识到新的人生目标，并使人对新的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的追求，逐渐转变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意识的某种稳定状态。这些，正是五四时代文学的主要价值所在，也是五四时期文学价值观念的时代特征的显现。在破除旧的文学价值观念中初步形成的五四时期新文学价值观念，在当时曾遇到了旧观念旧势力的反扑，但是，对它的真正的挑战并不在当时，而在此后。
以人的发现和文学革命为标志，五四时期建立起了相对于传统价值体系的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同时文学也介入社会价值体系的重建。当然，由于后来的革命战争和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五四建立的文学价值体系既被发展也在变异。
1922年，“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对此茅盾在后来曾做过这样的形容：“这几年的杂乱而且也好像有些浪费的团体活动和小型刊物的出版，就好比尼罗河的大泛滥，跟着来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那狂猛的文学大活动的洪水中已经练得一副好身手，他们的出现使得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顿然有声有色。”从五四高潮过后文坛“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到如河，茅中国新水泛滥似的文学活动的兴起，从侧重理论的探讨，转向创作的实践，这文学言系小说一清楚地显示出新文学的发展进程。
第一个十年后半期（1922年到1927年），新文学在继续巩固自己的阵地中酝酿着新的发展势头，文学整体面貌比前五年要复杂得多，在文学价值观念上更是如此。这个时期文学价值观念的演变在总体上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即不仅仅是在与封建传统旧观念的对垒中显示其“新”，而是深入到了对新文学本身价值的估价和思考。这需要比新文学初期更大的勇气、更多的“知识”和更强烈的现代意识，也需要人们多层次多角度地进一步思考、探讨以充实自身在宏观上形成较之前期相对稳定的更多意蕴的价值观念系统。平心而论，这五六年间由于新的大规模文学运动的兴起，文学价值观念内容的丰富多样也是前几年不能相比的。但同时，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的交错、摩擦乃至冲突也相继出现。这种冲突不仅发生在某些个人之间、群体（社团）之间，而且更多地表现为个人内心的冲突或对自我文学活动价值的重估、怀疑甚至“否定”。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以下文学现象，无不反映了文学价值观念演变的这种特点。
（一）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人生派”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艺术派”之间不但发生冲突，而且各自的创作面貌也在变化，对自己开始有新的价值评估。文学研究会方面五四初期追求人生观，的热烈气氛，一方面从感情的到理智的，从抽象的到具体的。于是向一定的药方，在潜行深入，另一方面则从感情到感觉的，从抽象的到物质的，于是苦闷彷徨与要求刺激成了循环”①。对此，沈雁冰在他的一系列理论评论文章中间接或直接提出了批评，呼吁创作真正与现实人生相关并能激励人心、促进现实人生发展的作品，文学的社会效果和价值的问题已成为评估文学的焦点。在创造社方面，率先公开进行否定之否定，宣称要“重造”新的文学活动。在文学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进行反省和提出新主张，反映出对新的文学价值的追求和价值观念的变化。
(二)这个时期，曾经在新文学运动中起了奠基作用并有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几乎都对文学的价值问题有了新的思虑、理解和追求。比如，鲁迅在进一步摆正文学与“大炮”的位置的同时，进一步呼吁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待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强烈反对那种在“爱国，的大帽子底下又闭上了眼睛”的虚假的对“铁和血的赞颂”。②此外，令人回味的还有他在“写新的不能，写旧的又不愿”的情势下，创作面貌的整体变化。周作人曾以“人的文学”的主张显示了新文学战士的姿态，而在这时，他在“为人生”或“为艺术”上已显得含糊，其中蕴含着更深刻更重大的转变的因素。而郭沫若对浪漫主义的否定和对现实主义的尊崇、茅盾在1922年下半年由提倡新浪漫主义向提倡“自然主义”的转变，主要也是价值观念重估的反映。如此等等不一而举。
（三）随着文学实践的进一步展开，对于文学自身特性、内部规律、艺术形式的探讨也在深入和扩展，这里也包含着对五四初期文学价值重估的因素。比如，周作人、穆木天、王独清等对新诗象征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文学表现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关系的探讨！闻一多关于诗的形式的探讨与新格律诗主张的提出和实践、沈雁冰对小说创作方法的具体探讨等待，都带有对五四文学创作某些倾向进行“反拨”和“矫正”的意义，其中更有价值观念的微妙变化。另外，象征诗派、新月诗派的兴起，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包含着特定的价值追求目标的新的文学艺术倾向的兴起。
（四）“革命文学”口号提出，新诗人首先受到“棒喝”，鲁迅等被作为“过去”时代的代表受到批判，文学的“实践”作用、“组织生活”的作用被强调……以上这些现象表明，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新文学阵营一方面在整体上实践着也发展着五四文学革命中初步形成的观念，封建旧文学势力未能直接与新的阵营在价值观上展开公开对垒，如“消遣游戏”的文学价值观再未能有大的市场。另一方面，五四初步形成的文学价值观也在变易，在被重估和反省。在价值观上，新文学遇到了真正的难题，它为文学价值观念系统新的组合、选择、分化准备着条件。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后半期文学价值观面貌的这种变化，有着社会的和文学自身的多种原因。
1.就文学价值观念本身来说，这种变化是必然的。因为一方面，随着新的文学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文学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要随之变化）另一方面，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学价值观念相对旧的封建文学价值观来说它是一个系统，但其内部结构并不“稳固”和“统一”。
后来演变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价值观念在这时已经露出端倪，文学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的文学价值尺度未能有理论上的真正探讨和肯定。这样，后半期作为对前半期的发展必然会增加些新的内容，同时也必然会摒弃和矫正某些内容，甚至是真正属于新因素的东西。但总体上，对新文学价值观念真正较自觉地建设和真正触及新文学本身价值的问题则是第一个十年后半期。
2.对文学价值问题的普遍关注、思虑乃至“重估”，是与五四后文学发展的势态紧密相关的。五四之后仍然黑暗的社会现实，使得曾经亢载茅盾报报杂感，莪《辰报》1923奋浪漫的社会心理，变得急遽冷峻凝重，“兴奋过后之疲倦的颓丧的一年月23日。
杀那，正在继续着，虚空的苦闷，攫住了人心。”，这种社会背景和普遍心理，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创造了特殊的氛围。这时，新出现的大批的文学社团如鲁迅对弥洒社和浅草社的评价一样，“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灵的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颂给寂寞的人们”。但他们的心情热烈却又悲凉，更多地“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咀嚼着身边小小的悲欢，“低唱着中国新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①即使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作家也小说二不复有当初那种昂扬的基调和热烈的情绪。“爱”与“美”的追求变而为客观冷静地写实。显然，“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作为一种普遍心理在文学中得到敏锐而多样的反映。表现这种精神现象，借文学宣泄这种苦闷，“解脱”这种痛苦，不但无可厚非，而且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要”的体现和表露，从一个方面说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文学中更多对人的切身体验、感受的表现，更多对内心世界的揭示和精神现象的关注，其中某些杰出之作如：彷徵（野草）等，更有着丰富的蕴含和长久的价值。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彷徨”、“苦闷”、“矛盾”等现象，以及追求个人体验的表现和审美方式上的“个体”意识等，不能一概视为思想意识上的“退隐”，这一时期文学也不能简单视为一个“过渡”或“低谷”，它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文学与人生的进一步密切和文学深入发展的表现。然而，这样的文学现象和发展势态，究竟与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发展、与历史进程构成怎样的价值关系呢？它与中国现代历史所要求的总的价值取向是否一致呢？这是当时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不同的人们依自己当时所能拥有的知识和达到的认识理解水平，以自己所形成的社会观、道德观和文学观去理解、选择，形成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并付诸一定的行为方式中。因此，当沈雁冰在呼吁“大转变时期”到来之时，正是各种新的不同文学价值观念的分野日趋明显的前夜。
3.文学价值观的演变受到“外因”的强有力的推动。这一时期，正是社会思潮、价值观念深刻变动的过程。思想启蒙、个性解放、民族民主革命之间，逐渐有了缓急和主次之别，政治斗争成为越来越突出的时代中心，人们在现实面前的选择、行为准则和态度等，直接影响到对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的理解。以上诸种因素都从不同方面表明，文学整体面貌的改观和文学价值系统的转换”已不可免，“大转变”成为必然趋势。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文学“大转变”时期的真正到来。新文学在这时发生重要转折，显然有着政治斗争、阶级关系变动、社会普遍心理和价值观念诸种因素构成的背景，也有着人们在个体与群体关系、精神需要与肉体生存需要方面认识上的变化的基础，还有着国际文艺思潮及文化的影响等原因。人对文学的“需要”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对文学的特性、价值功用的评估和对文学价值的取向有了新的角度、途径和方式。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文学“大转变”，不是朝着一个向度而是不同向度转变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化不是文学变化的全部，却是新文学变化的新方向，文学价值重建不再单是自身的变革，也不是文化意义的变革，而是与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变革的构成部分。从五四文学主要与文化变革密切联系，到文学与政治变革密切联系，最充分地体现了文学价值重建与社会价值体系重建关系的嬗变，文学价值重建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特点得到进一步突现和强化。这在一个民族危亡和人民被专制统治的时代，在一个只有政治才能最终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是有必要性和必然性的。但是，它却给文学价值重建出了难题。这导致了革命文学内部（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茅盾等）的冲突，革命文学倡导者与其他作家的冲突，出现了后来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的两大派别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