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价值体系的第一次价值重建，我是指新文学史上称为“现代文学”的时期，即1917-1949年。这一时期又有几个不同阶段。
1917年到1927年，即史称的“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经历了两次内容和性质不同的关于文学“价值的重新估定”。第一次是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大致包括了新文学运动的前五年第二次是在“革命文学”口号提出后，大致包括了“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发生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这两次文学价值重估，对新文学后几个十年的价值观念发展态势和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兴奋，造成了新的革命的情势和氛围，也为文学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真正的契机，其深远广泛的影响在此后日益显现。稍前的1918年5月，鲁迅《狂人日记》等小说的发表与稍后郭沫若《女神》的出版等文学实绩，以及新文学阵营在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方面的创作，显示一个新的文学价值创造系统的逐步形成。1918年12月周作人《人的文学》发表①，之后沈雁冰等对于西方文学历程的系统探讨，对中国文学“从根本上错了路子”的反思，明确将人的文学与道德建设联系起来。表明新文学价值重建在观念上的进一步深入。而从《狂人日记》及》《呐喊《女神》《沉论》等引起重要反响，被评论界推崇和被读者认可来说，新的文学价值接受体系也在形成中。这样，在以西方文学为参照、以反传统为特点的五四时期文学中，由文学价值观念、文学价值创造、文学价值实现三个子系统构成的新文学价值体系的初步建立，内在地决定了新文学与旧文学质的不同。
五四文学革命！不同于以往历代文学改革（改良)，它所触及的文学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它所具有的气势和力度，以及它的影响的深刻与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次在初期规模并不大的“革命”，一开始就找到了最佳的突破口文学观念的突破，特别是文学价值观念的重构。文学革命一爆发就在高层次上展开了对旧文学的攻击。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显“笼统”，却蕴含着从根本上整体上进行“反叛”和“重建”文学系统的观念意识。也许在这时如胡适一样对具体问题的刍议反会少了气势和不能击中要害！而那种看似“笼统”、“偏激”、“绝对”的态度倒标示着意识上的某种深刻的自觉，它表明，中国终于已经有人能站在新的历史发展高度，面对自己民族古老的文学整体，并与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用新的尺度来衡量它，用新的价值观念来思考文学问题了。可以说，五四时期对文学进行“价值重估”，五四文学革命的核心问题，人们对文学价值观念的重视和新的价值尺度的把握，是一个新的文学“自觉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难一变而有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中经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到西谛《新文学观的建设》、沈雁冰的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的身份的误认等理论文章的发表，以及鲁迅创作所奉献的“实绩”，都在表明，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两个方面促使文学价值观念上的变革。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上极力与旧文学划出界线，在对旧文学进行反省并证明它“根本上错了路子”的同时，用新的标准来说明新文学在“根本上”不同于旧文学之处。显然这里反映了新文学革命者的一种意识追求，即强调新旧对立，以使新的文学系统不致与其他系统等同、重合或消失于其他系统之中而牢牢把握新的价值尺度则是一个关键。换个角度说，他们必然地要使新文学系统有相对的封闭性，只有相对的封闭才可以成其为一个独立系统，另一方面，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建立，又以相对的开放性为前提，汲取有用的营养以充实自身，而在五四时期，当在观念上极力证明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对立、区别之时，这种开放必然对“外”，并对外来思想观念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度和耐受力。
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旧文学是明明白白的，但反了之后，在建设新文学方面却没有一致的意见，然而这并不是说整个五四时期，没有近乎相同的思考文学问题的出发点和形成带有普遍意义的文学价值观。实际上，这一时期正是以“各执己见”带有片面性的方式，显示着新的文学价值观念“面”的宽阔，构成一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整体上与传统观念相对立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这个系统新的质的规定性在于，在重新理解人，重新确认人的价值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人对文学的需要，认识文学的价值属性和功用！重新认识和调整人与文学的关系。
这个系统的核心标志是广泛意义上的“人的文学”，即评价文学“新”与“旧”、“好”与“不好”、它的价值的大小的标准，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触及中国的现实人生问题、人的发展问题，以及以此为焦点而辐射到的其他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看文学在触及这些问题时所达到的强度力度，以及作家所表现出的情感态度和思想道德意识。同时，文体和语言形式上的大胆革新与尝试，也被视为文学家思想解放和观念变化的体现而受到肯定，并为人们所接受。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系统初步形成的标志，除过理论上的正面阐述外，还表现为这样一些现象。比如，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等这样一些或内容“怪异”又“忧愤深广”、或“格式特别”且无所顾忌的作品，不但能得到及时的肯定和理解，而且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强烈效果，这正反映了作者和读者开始以新的标准和框架来创造和衡量文学。对这类作品“发聋振聩”、惊世骇俗作用的敏感和肯定，对以反传统姿态出现的文学现象的宽容和理解，正是人的文学价值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明证。再如，人们对文学价值属性的认识、价值功能的理解、价值构成的看法有了更多的角度和层次，文学价值定向多种多样而不强求一律，这在整体上形成了新的格局，在客观上起着破除狭隘的文学价值观的作用。
五四时期，文学自身价值体系重建主要体现为：首先，在文学价值观上，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文学在社会价值中位置的重新确认。胡适认为，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他不把文学形式的看做单纯的形式嬗变，而是看成整个社会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鲁迅认为第一要着是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首推文艺，文学是引导国民精神的灯火。他将反对瞒和骗与提倡大胆地深入地真诚地写出人生的血与泪作为新的文学价值标准。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本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沈雁冰强调指出，文学不是消遣游戏的工具，而是一件于人生很切要的工作文学不是替帝王将相树碑立传、宣传古哲圣贤大道的工具，不是粉饰太平的奢侈品，作家不是帝王的“弄臣”。
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等社团对人生、个性、自我、情感、心灵的强调，都把在新的社会时代变迁中重建人的观念、重建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作为重要目标，也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观点对于反对“文以载道”传统文学观，建立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这说明新文学的价值取向在一开始就不是所谓纯文学，它奠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文学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文学的价值选择与历史发展一致。其次，在与外国文学的比照中，找到中国文学的差距，反思中国文学错了路子的原因。这不仅是东西方文学比较的问题，而且表明初步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具有建设新的文学价值体系的新的参照系。
第三，对于文学各具体体裁特点的重新思考和价值的重新理解也有重要收获。新诗、话剧、散文、小说等等在这一时期，都几乎经历了破旧立新的过程，许多有价值的理论探索，显示出对新的文学价值体系建构的具体努力。第四，是新的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初步建构。新文学在显示出初步实绩并产生社会影响的过程中，文学批评和理论上的引导起了重要作用。比如吴虞、张定璜、沈雁冰等对鲁迅作品的肯定和阐述，周作人等对郁达夫，沉沦的肯定等等。
在文学作品创作中，渗透“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和“人的发现”的探索精神。鲁迅小说，呐喊，彷徵和杂文对国民精神世界的深度剖析，对启蒙的效果的质疑，对社会变革中民众与知识分子精神问题的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现象的思考和表现，直接触及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伦理道德系统、信仰和知识系统、价值评价系统，郭沫若等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对主体精神的张扬，对个体力量和价值的充分肯定，将中国人的意志和情感的表达推向了空前的水平这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色彩和社会批判的使命，新文学作为新文化的构成介入对旧的价值体系的解构和新的价值体系的重建新文学的精神特质和内容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联系是自然的和有机的，文学在促进政治运动时保持自身的独立特性，是文学切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的主要角度。
文学价值体系的解构与重构，同社会的解构与重构密切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格外醒目的现象是，把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与反对旧道德与提倡新道德相提并论，作为两大旗帜。这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对此，蔡元培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说：“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扯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文学是文化的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学历来与道德难分难解，新文学将二者并列有其深层原因。而这也同时说明，中国新文学价值重建，在一开始就表现出特有的色彩，这就是将文学体系的重建与道德等文化价值的重建紧紧联系。文学以其特殊功能介入社会价值系统的重建，从而构成与人的新的价值关系。
五四既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反封建反传统的文化革命运动。而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不同层面的变革要求相结合，构成不同意义上的价值关系。因此，五四文学的价值谱系是很复杂的，价值取向是多样的。即使对新文学阵营，从文学价值重建的角度分析也会发现，在涉及文化传统和价值重建的问题时，也存在不同的立场和态度。新文学的先驱者相信启蒙的理性可以导致重大的社会变革，“立国”必先“立人”，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焦点，对传统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而文化保守主义则相信靠伦理道德的理论来凝聚中国人心，在文化建构中趋向稳健的文化抉择。比如学衡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否定突变形式。这种种冲突所具有的张力在客观上促使文学精神丰富和价值多样的积极意义是应该肯定的。
价值重建是需要思想和理论资源的，这涉及对东西方传统的吸收的态度问题。在反传统这一特定情势下，认为传统礼教“吃人”、传统文学“瞒和骗”，传统儒家的理论起码在表层不能直接提供多少“有用”的思想资料，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于文学价值观念选择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时期也不会直接用道家的思想资源来建构价值体系！因为道家排斥政治功利的思想，强调虚静、无为等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尤其是新文学建设初期）也是被非常排斥的。禅宗思维方式也受到批判，比如对名士风度、超然世外意识的批判。于是利用西方的思想资源和改造传统思想资源引起了一部分文学家的注意。然而，情况并不尽然。胡适主张“整理国故”，将传统文化中有用部分用作新文化的资源（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认为“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观念。”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着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批评，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
以这种分殊的意识，他认为“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需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周作人这种将主张与评价分开的观点，既是务实的，同时又是客观的、辩证的。郭沫若对传统文化的看法和茅盾对道庄哲学的分析批判，对当时所谓名士派的批评，都涉及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问题。1923年，郭沫若接到当时在德国留学的宗白华的来信，其中谈到成仿吾对东西方哲学的看法：“我觉得今后思想界的活动，当从吞吐西方学说，进而应用于我们古来的思想，求为更确的观察与更新的解释”。后来郭沫若发表了《论中德文化书一致宗白华兄》一文对此做了回答，他企图通过对固有文化精神的重新认识并与西方精神的结合，来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即“动的进取的”的精神。他认为中国文化在先秦自有优良的传统，足以代表这种精神的是儒、道两派的代表孔丘和老聃。茅盾在庄子（选注本)绪言中指出，“庄子的根本思想是怀疑到极端后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并分析了庄子思想产生的基础以及可取指出，同时指出，“但若我们不是取历史的研究态度，而思行庄子之道于今之世，那就犯了时代错误，的毛病了”，这些现象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在文学自身价值重建和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过程中，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我们重新考察和作出鲁迅和他所代表的新文学，对近代文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在于在继续正视历史所积累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或者说，把社会政治变革、民族的振兴与人的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所以，在五四新文学中我们更多的地听到的是“人”的声音，看到人对自身更多的观照，人的精神的复苏与文学精神性特质的契合，构成这一时期不同以往的新的人与文学的价值关系，这是五四新文学的价值意义和社会效用实际上大于它的先驱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