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他们在30年代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曾反复引起争论的问题或正待克服的问题（比如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30年代初左联对“左”倾的自我批判），可见，引起冲突的原因似不在“问题”本身。原因在哪里呢？当时的论辩者程度不同地点出了要害：苏汶认为当时的争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人说各人的话”、“两方面都同意的结论是决不会有的”。
易嘉（瞿秋白（指出，“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苏汶和易嘉分别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即“道不同”（应主要理解为出发点和角度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与特殊的时空环境，决定了这场论辩实际上超出问题本身的范围。显然，即使是同一问题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特性与价值，在20年代中后期与30年代提出，其针对性和实际效果是不一样的；由左翼内部的人们提出与“道不同”的人们提出，其性质与反响也是不同的。抛开“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政治意识及后来的变化不说，在30年代初他们文学理论主张及其与左翼的冲突，在客观上成为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寻求文学“独立”的文学系统的构成要素。在文学整体的价值取向上与他们近似而与另一系统相冲突。这样，1931到1932年“文艺自由论辩”，给后世以如此印象：“第三种人”“自由人”在文学观念上似乎比左翼更宽阔，如关于“武器的文学”的理解，关于文学创作的“自由”问题和文学价值问题等等。同时，似乎他们的某些理论主张不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确是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种印象不是没有根据的，但对后世的人们特别是研究者来说，一个应该把握的原则正在于要把他们理论观念本身意义的分析与这些理论在当时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区别开来。本书主要从后一角度把它看做是以“超越现实”为取向的文学价值系统的构成要素。
“道不同不相为谋”，这个道不仅是对文学自身特性的理解和对其功能的理解，主要还在于文学的价值取向问题。过去理论界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传统重视和推崇的圣人和理想人格是能将个人融入群体之中的人格榜样，也就是重视和谐的群体的价值，轻视个人的自由价值。所以，争取个性自由（个人人格独立就成为现代意识的重要表现。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历史事实。但是，这却同时掩盖了中国旧的价值体系中另外一种现象，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集中对个人人格价值的期许和个人价值需求的关注，并从这一基本价值判断出发，形成一个以个人自我道德完善和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目标，以个人心理自觉和个人忍让为基本的价值原则从而达到社会的理解与沟通，实现公天下的社会理想，以个人道德境界为价值评价标准和以个人向内的道德修养与个人向外的社会活动为实现机制的价值观念体系(简称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用传统儒家的名言来概括便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社会对于个人来说虽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它只是兼的对象，而从社会对个人的要求的层面来说，不是去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充分展示自己才能个性的公共社会原则；社会也不会去认真关注个人的权利；它只要求个人约束自己，从而对它所处的社区以及由之扩大的社会负责。从个人对社会的态度这一层面来说，它不是把社会作为实现自己价值的唯一地方，而仅仅是看做不得不与之相处的给予环境。如果社会环境不威胁他个人的生存，他是不怎么去关注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一“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念体系，就这样在经济，政治，文化的漫长交互过程中，逐渐退化为一种“内倾型”的，守旧的、缺乏远见的相对封闭的价值体系，成为阻碍人们发挥创造性，以持久的热情和极大的耐心致力于社会公共原则建设的心灵枷锁而现代中国社会价值系统的前进方向应该是向前的而不应是退后的。这涉及在中国现代需要改造怎样的“国民性”，尤其是知识分子的人格的问题。文学在以艺术形象介入社会价值重建中，在“理想人格”的“设计”上，提倡哪些取向反对哪些取向？是走传统知识分子的老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还是认识到人是历史的中间物，九死而不悔地奋斗？
不向恶妥协，为追求幸福自由而奋斗？这关系到对30年代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如何评价的价值态度重要问题。以周作人为典型代表的这种带有“自我中心主义”的文学倾向，正是在这一点上，重蹈覆辙。笔者认为，30年代中国文学价值冲突的关节点在于，第一，文学要不要自觉介入社会的历史变革过程，亦即如何重新确认文学在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位置和作用；第二，文学家在确认“需要”什么文学时，是以个体为主体归属意识还是以国家、民族、阶级为主体归属意识，这再一次涉及人对文学评价的“内在尺度”的问题；第三，文学在价值导向上，是引导人投入群体的社会革命，参与历史变革，还是“独善其身”。这几点应是我们今天评价他们的价值意义的重要因素。在创作主体归属意识与对文学的“需要”方面，左翼是以民族、阶级为主体归属意识，对文学的价值评价的尺度是以国家、民族的、阶级需要为尺度；自由主义是以自我为创作主体，以个体的需要为内在尺度。而正是在主体归属意识上，体现出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与具有传统士大夫气息的知识分子的原则区别。其核心正是个人中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区别，是面对现实着眼于民族、国家的振兴，以积极进取精神引导人民为自由解放而奋斗，还是站在个人立场上“明哲保身”，消极退隐。
30年代的文学价值系统，一由“参与”进而追求“应该”，一由“超越”而导致“超脱”，它们在社会大系统中的位置并不是平分秋色的。文学价值在深层的冲突是深刻的，它联系着人们的道德意识、人生态度、美学追求、价值观念等方面，因之，非有更加巨大的“外力”的作用，重新进行“整合”，文学系统特别是价值观念系统，是难以在短时期重现五四时期那样相互冲突又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局面的，即使某些个别文学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演变，也还不到在整体上归“二”为“一”的地步。社会价值重建与文学价值重建在这时候表现出来的不一致，是无法由文学自身克服的，而由社会历史动向决定文学价值重建的方向。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最重大事件之一。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对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嬗变所发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抗战使得人们普遍的价值标准再次“重估”，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政治上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不同阶级阶层的文学家在民族利益这一层次上，有了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和价值选择角度。不仅如此，许多文学家对个体价值与群体利益关系的认识发生新的变易，民族意识、群体观念进一步强化，这直接影响到当时作家对文学活动价值乃至方式的重新理解、估价和选择；许多作家把自我的需要、感受、体验乃至艺术特长降低到十分次要的地位，以新的姿态投入文学活动，因此，抗战这一历史现象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方面对新文学的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其二，一切服从“抗日救亡”的时代呼声和普遍社会心理，使得许多本来就是“战士”的现代作家，不管以前如何认识文学的特性，在这时都自觉地把文学与战争结合起来去思考它的“定义”和价值。“抗战以来，文艺，的定义和观感都改变了，文艺再不是少数人和文化人自身的东西，而变成了组织和教育大众的工具。”（夏衍语）这样，文学在抗战中发挥它现实的直接的功用时，在客观上使得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观念得到了强化，文学的价值属性的认识和理解必然地局限于某些最“需要”的方面，而忽略或自觉舍弃某些方面。因此这种情况下极容易把“战争时代的文学”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使某些本来有片面性的文学价值观以完全正确的姿态出现并作为规律而得到肯定。
其三，在民族解放斗争成为时代中心、民族危亡迫在眉睫，而个人显得微不足道的特定条件下，最容易把民族解放和人的解放、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视为同一问题。作家在写“情绪崇高，心怀爽朗，把自己牺牲了，求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老舍筒这样内容的作品时，个体价值、个人发展无形中是会被具体到民族解放斗争这个历史事件和过程之中的。这在客观上又容易形成使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理解简单化的倾向，以及对个体价值、“自我”的理解片面的现象。这些作为一种不易觉察的意识渗透在抗战时期文学活动中。
其四，“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农村进一步的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时期，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这一文学接受主体的被突出，使得新文学必须进行价值定向的新调整、价值观念的新变更。它所提出的一些新课题，在多方面促使着新文学迫切解决一些最“现实”的问题，此无须赘言。
其五，抗日战争这场关系族类生死存亡的特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价值构成和作家的思想艺术发展方向，产生着互相矛盾着的两种作用。一方面，使得民族的安全需求和肉体生存需求更加突出，弘扬民族精神、激励民气的意识得到强化，这在客观上会削弱或淡化反省、改造民族精神和进行思想启蒙的文学主题。另一方面，严酷的战争，又是非常尖锐的对民族性格的考验和民族文化的检视，它在客观上又有利于作家对民族意识的反省和改造国民灵魂主题的深化。这两方面在不同作家甚至同一作家（如老舍）的创作中都留下了印迹，但两相比较，前者的影响作用更加直接和强烈。
抗曰战争时期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到这个环节，新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更加明显，或者说一些带有全局性、普遍性的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因为抗战这一特殊事件而到了见分晓的时候。发生在抗战时期的诸如文艺大众化问题、民族形式的利用问题，歌颂与暴露等问题的讨论及其逐步深入，表明了抗战文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将进行新的重组和整合，而抗战成了一种契机！抗战时期国内外的形势和新文艺的历史与现状，则是进行重组整合中面对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抗日战争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系统的影响，或许主要不在这个时代文学本身出现的新要素，而在于它给后来文艺方针、政策、方法的制定乃至方向的规定，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最大的参照系统。《讲话》是主要的直接的产物。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毛泽东《讲话》的发表，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意义重大的事件，《讲话》发表后的几十年里，关于对它本身的内容的归纳和对其理论的阐发，构成了现当代文艺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充满了分歧、曲折、反复，至今还在围绕对《讲话》的坚持和发展进行着时隐时现的争论。这些现象不时地提醒人们，处在不同历史时期，站在不同角度的人们，可能都有各自心目中的《讲话》，要想绝对客观地对《讲话》作出概括评价，似乎是困难的。只是我们不应放弃探求，不应把《讲话》当作神圣的“教条”而应把它当成科学的研究对象，以求从不同的视角逐渐深入其本质。因此，在这里，我们试图从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演变的角度，对它作出解释。
首先，《讲话》可以被看做一个文学价值观念系统的展开和具体化。人们对于《讲话》精神的阐述，往往把“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作为《讲话》精神的核心。诚然，这些问题是《讲话》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但是，比这些问题更高一层次，并且统辖着对这些问题的阐述的，是《讲话》所体现出的、自始至终都在运用的文学价值标准，它才是理解讲通精神，把握《讲话》内在结构和构成要素的关键。讲对文艺诸多具体问题的阐述，归根结底是为进一步调整文学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这一大系统中的位置，追求某种具体目的，重新建构文学与人的价值关系。《讲话》“引言”部分说得很清楚，“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在“结论”部分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其首要的政治标准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便都是坏的。”显然，《讲话》对其他具体问题的阐述，都是以是否能达到这种目的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的。而这些文学价值目标的确定、价值观念的形成，是以《讲话》所概括出的七个“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为基础的，也是新的文学“需要优势”所决定的。
指出《讲话》内在结构上的这一特征，旨在说明，《讲话》在当时的重要意义，集中体现于它提供了一种以具体的历史发展要求为准绳，以历史创造主体（工农兵）为价值实现对象的文学价值评价标准和观念体系，它的核心标志是“文艺服从于政治”。《讲话》具体阐述的一系列观点，则是要使文艺实践活动，形成一种以符合这些价值标准的，系统的自组织、自调节的机制和能力。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作家的思想改造，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等等，都是为达到这一目的提出的，也是当时的客观“实际”所要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