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凭今吊古，当然要从主观方面生出气和情来。所以他说：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
照这样说起来，岂不是天人——客观主观——之际，在历史研究上永远没有分离的希望了么？章氏却以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这个办法，我以为非常透辟，非常精到。他说：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这就是说：历史家发表出来的东西，应该而且不免“气昌而情挚”。不过我们所发的气，要能够“合于理”；我们所生的情，要能够“本于性”。那么“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着述者之心术矣”。
换句话说：就是气和情虽是纯属主观的东西；但是假使我们心中所发生的是合于理的气，和本于性的情，那就不至于以私害公，以个人的情感埋没史事的真相了。所以这种气和情，仍可以当作客观的东西看。这真是中外史学界中未曾有过的至理名言。就是现代西洋新史学家恐怕也不能说得这样透辟精到。如果我的解释不错，那么章氏这几句话，实在值得我们的服膺，值得我们的表彰。我现在再把他的话图示如下：
人=主观 客观=天
现在再讲一讲历史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第一点就是两者的目的不同。社会学的目的是在求人类活动的通则；而历史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活动的浑沦。第二点两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会学的方法，是在过去活动中求相同的地方；而历史则在过去人类的活动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亦气——合于理情——本于性完全两样：社会学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定律；历史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浑沦。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再重复一句：我们将历史和自然科学或社会学比较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明白历史里面决没有所谓“因果”这种东西，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类活动中特异的东西，既不是重复的事实，亦不是贯彻各种活动的定律。
照这样说起来，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我说历史还是不失其为一种科学。因为科学是有条理的知识，而历史原来也是有条理的知识；科学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历史的目的，也是要寻求真理，历史求真的态度，完全是科学的态度。所以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完备和饱满，我们仍旧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
以上所讲，是历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历史研究法与其他科学方法不同的地方。现在继续讨论历史研究法的步骤：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步骤：第一步是搜集材料。
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无论研究哪种科学都不能缺少的。
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质，加以种种解剖的功夫。这一步工作又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和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第三步是综合。将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全部综合起来。这一步工作也可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着三个阶段。经过了这三步工作以后所得的结果，便是历史的着作。所以就方法讲，搜集材料是起点，着作成书是终点，中间一定要经过许多分析和综合的功夫。现在图示如下：
搜集材料→辨伪→知人→明义→断事→编比→勒成专着
再就内容讲：史料是起点，事实的真相是终点，中间桥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给者。现在再图示如下：
史料→史料供给者→事实真相
我们因此应该明白所谓研究历史并不搜到材料，就立刻可以得到着作；亦并不是看见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实的真相。因为中间必须超过许多阶梯，排除许多障碍，方才可以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地——事实真相的叙述。历史研究法应该指导我们的，就是这许多阶梯怎样能够超过，这许多障碍怎样能够排除。
二 搜集材料
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种类，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去分别它们；根据形式的可分为二类：（一）遗物，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的东西，（二）传说，这一类又可分为三种：（甲）笔传，如刻文、书籍之类，（乙）口传，如歌谣之类，（丙）画传，如图画之类。根据内容的，也可分为二类：
（一）原始的，（二）孳生的。普通以为原始的史料，是亲闻亲见的作品，当然比孳生的史料为可靠；因为孳生的史料已经经过第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转辗介绍，所以容易失去本来的真相，这是很合理的话。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来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讲，优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帮助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因为这种优美的作品，一定能说明它的材料的来历，使后来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据这种书来做搜罗史料的指导。还有一点，优美的孳生材料，对于考订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这也可以省掉后人不少的光阴。譬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他并不是将所有材料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凑合弄来的。我们看他《考异》一书，就可以知道《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精审，非常谨慎。他能够将所有的材料，用种种严密的方法，断定它们的真假，并且在《考异》里详细说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现代西洋所谓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态度，原亦不过如此。所以假使我们要引用司马光这部书，就很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做过一番切实考证的功夫了。像这种孳生的材料，其有益于后世学者，并不在原始材料之下。这是应该知道的。
搜集材料，当然要从目录之学入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则，这就是“赅备无遗”四个字。
这不但研究历史应该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学也应该如此。不过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当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备，实在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书籍很少有系统的目录，而各书本身更无内容的索引。
在现在中国这种状况之下，所有书籍既然没有索引，对于材料的搜集，当然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不备具一种耐劳耐苦的美德，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做这种功夫。
我们倘使要做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我们必须搜集到极其完备的材料，然后着手；否则宁愿搁笔；因为不是这样，就要有挂一漏万的危险。例如我们要做一篇文章，假定关于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种；但我只搜到了九种，还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种，没有找到，就贸然发表出来。可是另外一个人的作品却已搜到了那一种，那么我的作品价值，就因此大大减低，也许因为缺少了这一种材料的缘故，给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对于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赅备无遗”为目的。这非具有牺牲的精神和耐劳耐苦的美德不可。
三 辨明史料的真伪
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了许多材料，可是离开着作当然还是很远；因为隔在材料同着作中间的，还有材料的供给者，就是普通所谓撰人。从起点——搜集材料——到终点——着作——距离既远，而且中间又夹有撰人，作伪和错误的机会当然很多。我们要想走通这一条路，不能不用一点廓清的功夫。在史料里面，有许多书是后人伪造的，亦有因为辗转传抄，所以脱误极多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样去辨别？这一点在历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几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以为历史的材料，就是历史。普通历史的着作里面常有引用了一个古人的话，就下起笔来。究竟那件事情的真面同史料上所述的隔开多少，史料所述有无错误的地方，他们都不十分去注意。这种轻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现代归纳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危险。所以从事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无论什么人的话，都要抱怀疑的态度。决不能因为孔子或是司马迁如此说，我们就盲目地相信他们；对于他们的话都应该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刘知几、崔述以及清代所谓汉学家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好模范。
普通辨别手稿的真伪，比印本来得容易。手稿的辨伪法，第一要注意它的纸张。明代所造的纸和宋代的纸，敦煌石室中所发见的纸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纸，其不同都是显而易见的。倘使某书的纸张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伪书。第二要注意它的书法。各代的字体各不相同；现在的书法，不但和宋代、元代或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笔，亦大有区别；普通碑帖家、版本家、古董家，都能够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它的内容，书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了。所以我们要辨别手稿的真伪方法比较的简单。
至于要辨别印本的真假，就比较困难了。从前的木版书和现在书局所出的铅印书，装订同字体总是大致相同；各书形式上的特点都完全埋灭了。我们要辨别它们的真假，唯一的办法，就是察看它的内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与时代，是不是相合。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风格。清代人要伪造明代的书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觉地参入清代作家的韵味。又如清代以来新造的名词很多，如果以这些新名词去伪造古书，一定要闹成笑话。此外还要看着书人的见解同眼光，是不是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方法不过最粗浅的一部分，有许多地方，完全要靠着经验。我们要知道辨别古书的真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古书的真伪，到现在还是在争议之中，如“十三经”中的《周礼》、《左传》等书，便是一例。
我们研究古籍，一方面要辨明它的真伪，一方面还要订正它的错误。文字错误在古书或者现在出版的书籍里，都是不免的。错误可分两种：（一）有意的错误。这大概出于传抄者或校对者的自作聪明。他们对于原稿有不明白的地方，往往不去问——也许无法去问——着作人，就凭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凑合上去。这就是颜师古所说的“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意思。这一种错误，往往似是而非，极难辨别，甚至永远无法订正。
（二）无意的错误。有的是字体混乱；有的是前后颠倒；有的把两个字并成一个，或者一个字析作两个；这在古书里面都是常见的，在版本恶劣的书中，尤其如此。我们只要翻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就可见一斑。
四 知人论世
史料的供给者——普通所谓撰人，在历史研究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引导我们从起点到终点的媒介。我们有优美的媒介，就不至于被人家引入歧路中去。所以我们对于做媒介的撰人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问，这就是历史研究法中所谓“知人”。我们要“知人”，第一应该知道着作人的名氏，而且要断定他是否伪托。第二应该知道这人的性格；这一点又可细分为下列六项：
（一）天资如何？是否耳目聪明的人？（二）学识如何？
是否是博学多能之士？（三）地位如何？是否站在相宜的地方，可以目睹耳闻一切的经过？（四）成见如何？是否有好恶爱憎的偏见？（五）心术如何？是否心口如一？
（六）文才如何？是否能词达其意？
我们要知人，就要根据上面所提第二点里面六个问题细细去读他的着作，而求得满意的答案。中国人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对于供给历史材料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做书的时期和地点，也应该注意到；看撰人着书的工作是否进行于相当之时和适宜之地。
我以为历史材料的供给者和一般着作家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理想的条件：（一）耳目聪明；（二）意诚心正；（三）至公无私；（四）学问渊博；（五）识见卓越；（六）长于文才。（一）属生理，（二）、（三）属心术，（四）、（五）、（六）就是吾国所谓良史的“三长”。
假使我们自问没有具备这六个条件，我们就不配而且也不应该做着作家或史料的供给者。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着作家，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们中国从六朝以来笔记、文集之类虽然很多，但是内中材料可用的很少。可是现在中国不免有少数学者专从百家杂碎上去做功夫，反将正史置于度外。这真是可谓“舍正路而不由了”。我以为我们不去研究中国史，那就罢了；否则非从正史入手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