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这种推理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广泛的分散投资于这种‘债券’，已经导致了凄凉的结果。我们都可以理解，为什么米尔肯要这样做，以及为了维持一种持久的自我形象而相信不得不相信的东西。但我们怎么能理解，为什么其他人也相信，米尔肯收取了5%的佣金把‘债券’的买家置于拉斯·维加斯（LasVegas）的赌场之中？我们想是这个缘故：
许多愚忿的买家和他们的顾问曾受到那些将心爱的投资模型（有效市场理论和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推行得离谱的金融教授的训练，同时忽略了其他本可以发出危险警报的模型。这是一种常见的‘专家型’失误。”
可转换优先股：如果缺乏预见性，不妨选择可转换优先股
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预见性，他才投资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优先股而非普通股。
——巴菲特
可转换优先股是一种兼具普通股和债券特性的混合型证券。一般而言，可转换优先股可提供投资人较普通股高的当期收益。这种高收益保护了投资者免受股价下跌的危险。假设普通股股价下跌，那么优先股股价下跌的幅度则不会比普通股大。理论上，可转换优先股的价格可能跌至具有相同的短期收益水平、信用以及到期日的不可转换债券价格大致相同的水平上。
可转换优先股还让投资人享有从普通股潜在增值中获利的机会。因为它随时可换成普通股，当普通股价格上涨时，可转换优先股的价格也会上涨。然而，因为可转换优先股提供了较高的收益及资本利得的潜力，它的转换价格通常高于公司普通股当前价格，称为转换溢价。传统上，转换溢价可能是20％至30％。这意味着若要在转换过程中不遭受价值损失，转换后，普通股价格至少应上涨20％至30％。
当巴菲特开始投资可转换优先股的时候，有许多人感到困惑。巴菲特的行为究竟是发行可转换优先股的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还是对它们免于被控诉的奖励呢？因为在巴菲特的每一笔可转换优先股投资中，所投资的公司如所罗门、吉列、优胜国际和美国航空公司等都受到了敌意接管集团的挑战。所罗门公司面临被雷沃龙集团下的罗纳德·派瑞门接收的潜在危机，吉列公司则遭到柯尼斯顿公司的袭击，而美国航空公司则受到迈克·史坦哈的接管威胁，优胜国际公司虽没有面临迫切的危机，但是由该公司卖给伯克希尔3亿美元新的可转换优先股（相当于8％的公司股份），阻止了潜在的接管。巴菲特将这些公司从敌意并购者的侵犯行动中解救出来，因此被捧为“白衣骑士”。
所罗门股份有限公司
在1987年10月纽约股市暴跌前不久，伯克希尔宣布它以7亿美元购买所罗门公司（全球著名的投资银行和交易经纪商）新发行的9％可转换优先股。这笔可转换优先股三年后可以按每股38美元的价格转换为所罗门公司的普通股。如果伯克希尔没有兑换这些优先股，那么从1995年10月起的五年后，所罗门必须赎回该股份。当时，所罗门公司的普通股市价约为每股33美元。优先股是以高于票面面额15％发行。
换句话说，巴菲特的这笔投资要想不亏损，则可转换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后，所罗门公司普通股股价必须至少上涨15％。
1987年，罗纳德·派瑞门试图接掌所罗门公司。当时所罗门的总经理约翰·加特弗兰德认为，将公司出售给派瑞门并非良策。于是，加特弗兰德转而向巴菲特求援。巴菲特和加特弗兰德相识已久。从1976年加特弗兰德协助政府雇员保险公司从破产边缘恢复后，巴菲特多次注意到，加特弗兰德坚持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不惜舍弃那些对公司有利可图但有损客户利益的交易。巴菲特评论道，在华尔街这种行为相当不寻常。因此他非常信赖而且欣赏加特弗兰德。
在巴菲特眼中，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优先股是一种中期固定收益证券。众所周知，关于对银行业务的投资，巴菲特并没有很特别的洞察力。对预测投资银行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他也没有很大的信心。巴菲特解释说：“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预见性，他才投资所罗门公司的可转换优先股而非普通股。”然而巴菲特相信，“假以时日，所罗门公司领先而又高效率的融资技术和经营决策会使股东权益报酬率高于平均水准。”
如果他说对了，就可证实优先股的转换权是很有价值的。
1986年，所罗门公司的普通股市场价格曾高达59美元，比伯克希尔所购入的转换选择价高出55％。如果所罗门公司普通股价格在可转换优先股发行后的三年内能再次达到这一高值，那么转换后的股票加股利，使伯克希尔的总获利率可达88％，年收益率为29％；如果所罗门公司普通股股价五年后能达到59美元，那么伯克希尔的年获利会是17.6％。虽然17.6％比伯克希尔自己的有价证券获利还低，但明显高于大多数商业企业，并且几乎是长期债券收益的两倍。尽管有这种转换的潜力，但巴菲特解释，最令人难以抗拒的还是它具有收入固定的特性。
正是这个特性把巴菲特在所罗门公司可转换优先股上的投资从两个当时未觉察到的灾难中解救出来。
在巴菲特购入所罗门优先股后一个月，即1987年10月，便发生了纽约股市暴跌事件。所罗门的股价跌落到每股16美元。如果巴菲特投资的是该公司普通股，就会损失一半的投资。到1987年年底，所罗门股票挣扎到每股19美元。但巴菲特要想实现正常转换，所罗门公司的股价还需上涨一倍。到1988年，该公司股票上涨23％，该年度结束时，每股24美元。在1989年l0月13日再次发生市场衰退前缓慢上升到29美元，直到10月13日股票跌价时又滑落到每股23美元。所罗门公司的股票价格再次超过可转换优先股转换价格（每股33美元）时，已是1991年。在该公司1991年8月违反美国财政法之前，每股已达37美元。这之后发生的事更多地展示了巴菲特的管理才能，而不是他对所罗门公司的投资。
巴菲特回忆说：“1991年8月16日早晨6：45，我接到所罗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打来的电话，说他们要递出辞呈了。”早在一星期前，所罗门公司公开承认，它在五月份两年期国债发行招标中，控制了总规模95％，违反了国债拍卖规则。法规中明文规定公司在拍卖中不能够购买超过35％的总出售物。所罗门公司不仅大大超出了这一限额，而且还隐瞒有关单位好几个月。加特弗兰德在事件公告后才得知公司的违规行为。他与公司其他高级经理们一样，因未及时告知当局而受到指责。严厉的指责使得加特弗兰德除了辞职之外，别无他途。
“这只是小问题”，巴菲特开玩笑地承认道，因为所罗门公司的负债规模仅次于花旗银行集团，比其他任何美国一家公司都多。而且有一半的负债再过几个礼拜就到期了。如果所罗门失败了，对美国金融的冲击将与对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的影响一样巨大。为了向政府、政客、股东和顾客担保所罗门公司是值得支持的企业，直到危机解决时，巴菲特一直担任过渡期的董事长。不夸张地说，正是巴菲特在所罗门公司接受调查期间表现出的独具风采的领导能力防止了所罗门公司的崩溃。
之后的十个月，巴菲特指定戴瑞克·毛根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所罗门兄弟公司是所罗门公司下属的投资银行部。毛根之前被派驻东京，负责东亚的业务，且绩效甚好。接着，巴菲特又任命门格·托勒斯-奥尔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小罗伯特·邓汉姆为所罗门公司的首席律师。邓汉姆及巴菲特邀集相关的联邦官员针对所罗门违反命令一案进行谈判，并赔偿2.9亿美元和解了事。最后，巴菲特重组了所罗门公司的管理、奖励和业绩评估系统。当1992年7月，巴菲特辞去过渡期董事长一职后，他提名小罗伯特·邓汉姆担任所罗门公司董事长。
所罗门公司违法操作事件披露后，公司股票价格跌至16美元，与1987年l0月股市大崩盘时的股价相当。从1991年9月巴菲特管理所罗门公司开始，所罗门公司股票价格稳定上升。到1993年12月，也就是丑闻发生后的28个月，股价上涨了193％，达到47美元。尽管这一复苏令人吃惊，但所罗门公司可转换优先股的表现相对令人失望。自1987年以后，普通股的价格不但不能超越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而且也落后于其他经纪公司。巴菲特在所罗门公司投资的可转换优先股，包括转换前的分红和转换收益在内，在过去6年中的平均收益率只有13％，这项回收显然低于一般企业的平均报酬率，但是也明显地超过其他的中期固定收益证券。
很明星，所罗门公司的业绩之所以低于平均水平，很大程度上是管理行为方面的原因。这是第一宗由于高级主管的违法行为，而损害到伯克希尔的投资个案。如果说巴菲特在评价企业时犯过错误的话，他自认为是由于他对所投资的公司未来经济状况理解错误的结果，而不是违反经营道德。巴菲特表示：“评估一个人时，你必须看准他的三个特质：
正直、智力和活力。然而如果缺乏第一项，另外两项也会害死你。”从财务方面的分析很难预测到所罗门公司的管理问题。巴菲特认为，所罗门公司必须由一位优先考虑保护股东权益的非行政管理人员担任董事长，这样有助于公司以后能够非常迅速且开诚布公地处理问题。
1994年2月3日至1994年3月4日，巴菲特购入了所罗门公司5519800股的普通股。加上1993年11月买入的495200股，伯克希尔总共有6001600股普通股和700.000股优先股。因为巴菲特成为所罗门公司普通股股东后，对该公司的信心明显增强。然而，所罗门公司仍是一家交易经纪公司，它的盈余自然相当不稳定。但是，就巴菲特的观察，喜诗糖果公司的盈余也相当不稳定，生意在圣诞节期间极好，而在七月份则少得可怜。因此巴菲特指出，“条条大路通罗马”。
很明显，巴菲特对所罗门公司信心的增长来自于他安置在那里的新的管理班子和控制机制。戴瑞克·毛根的薪水紧系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股东权益报酬率上。如果公司经营得好，股东确实满意，那么毛根的薪水也会跟着增加。如果股东不满意，毛根就准备看紧荷包了。巴菲特对所罗门公司董事长小罗伯特·邓汉姆也很满意。巴菲特说：“它并不像吉列（刮胡刀）或可口可乐般那样容易预测，但是我们有一些人才在经营所罗门。”
美国航空集团
1989年8月7日，巴菲特投资3.58亿美元，购买了美国航空公司红利收益率为9.25％的可转换优先股。该优先股可转换成每股60美元的普通股。如果伯克希尔十年后没兑换，那么美国航空公司必须买回这些股票。当时，美国航空公司普通股市价为50美元。巴菲特承认，“这项买卖，时机非常巧合。问题就发生在我插手这项交易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