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日，天气异常晴朗，穹空非常静谧，冬天的阳光平添了几分柔和于温暖，像一层金粉洒在山塬上，映亮了近处的的村庄和远处的河滩。河滩上的水结成坚硬的冰块，阳光在冰面上反射出七彩光芒。下午，太阳悬在空中的时候，越发显得明艳夺目，仿佛带着说不尽的慈祥。夜晚的天空湛蓝而深邃，嵌在天壁上的那枚淡黄色的月亮像一个小小的弯钗，仔细一看，它在云层里隐得很深。夜色浓酽而稠密，仿佛是一团墨，浓得化不开。夜色笼罩下的村庄十分宁静——听不到犬吠和牲畜的叫声，一时间，寂静成了一种沉重的无边无际的东西。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悄悄生长起来了。
在随后的几日里大地出现了异象：有人看到寂静的黄土崖上无端地掉土，一大块一大块的土掉下来发出空洞的回响，掀起很大的土雾，在宁静的山坡上，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间或有白光或红光出现。西北天空不时地有火球滚动，并且，在大地的深处传出一种轰然滚动的闷响。有鸟群从高空掠过发出凄厉的啼鸣。深夜，幽深的山谷里偶然会传出撕裂之声，凄厉而尖啸，却遽然消失。不久，山谷间又传来某种沉闷的空响。
窝里的鸡，圈里的羊，栏里的牛马相继变得不安起来，并发出惊慌的啼鸣。
山塬上不时地传来群狼的嗥叫声，阴森而恐怖，一些人的心底深处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痉挛。但是，谁会料到这是灾难的前奏呢？人毕竟是人，面对无法言说的东西，总是懵懂的。人总是对未来抱有幻想，单纯的估计了天意，而且乐于凭着想象去美化一切，所以，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留意这些，何况，他们沉浸在大年之前少有的喜悦之中早已忘记了一切。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灾难降临了。
我无法准确地描述那场灾难发生的过程和呈现出的惨状，只好借助于如下的记录，以使诸君窥一斑而见全貌：
《民国九年十二月甘肃地震报告》云：“地震发生在晚七时，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闪烁。一时刻，地如船摇，人不能立。震动方向似从西北方来，往东南方去，有声如雷。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山坡平地发生裂缝，长短不一，平地裂缝有绿水或黑水涌出。山崩壅塞河流，积水深十余丈，长五六里，宽十余丈，水倒流。南乡水井震后多干，县知事钟文海之女及警佐罗某，均因衙署受震后倾倒同时罹难。城中房屋全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产业无人继承，……震后粮仓多被覆压，一时不及刨除，灾民多取场内未碾谷麦，带壳充饥，住则因房窑均塌，皆搭盖草棚或钻入草堆。时正严寒，冻饿致死者甚众，海原县属东南乡多山，西北较平，各处除须弥山脉外，皆多黄土，多座土窑倒塌，居人最难幸免也。震中灾情东南较重，西北较轻。全县人口死亡七万三千六百零四口，计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五十九，其中尤以东南二乡为死人最多……大震之后，时有小震，或数日一震、一日数震，或先声旋震，或声震同时……”
另据海原县公署卷宗3099号载：“海原县半城塌陷，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见，耳不忍闻。苦人多倚火取暖，衣食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毙，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待饿殍，亦将僵毙，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
又据报道：“海原有一山，长一里有余，完全倒塌。李俊堡之东，两山土崩十余里，合为一山，将旧有之沟堵塞，其上流造为深数十丈之积水潭。
李俊堡蒿艾里发生规模罕见的大滑坡，滑坡体宽度800余米，自南山滑下，旋而复上，直逼河对岸北山坡中部，将下方的清水河堵塞，积水成湖，河水积淤数里，深及十余丈。”
《晨报》1921年6月23日报道：“……海原城池摇平，房屋倒后又遭火灾，嗣后又被抢掠，城内化为沙场。位于地震中心的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口极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皆平。城墙大半毁坏。
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皆平。连一米多高的土墙都未能留下，麦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蹦起一人多高，有的竟将牛砸死。
紧靠西安州的干盐池老城裂开一条宽缝，自城墙东隅斜穿全城，至西北城隅，断而复向西北延伸，穿过干盐池湖底……”
《大陆报》这样写道：“先有剧烈震动，隆隆之声大作，若雷轰然，继则霹雳一声，城垣倾陷一大部，压倒房屋，而全城房屋迭经撼震，相继倒塌，计九个小时内地震不下二十五次。”
这次地震不仅为我国，也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地震之一，据古登保计算，震级达8.5级，宏观震中位于干盐池附近，极震区东走固原，西上景泰，面积达二万余平方公里，宏观烈度过12度。
据统计，此次地震释放的能量特别大，强烈震动持续了十几分钟，世界上有就是九十六个地震台都记录了这次地震。日本东京地震仪记录了这次地震绕地球两圈的面波。
地震波及范围之大，有史罕见。据有关资料记载：地震时北京“电灯摇动，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悬灯摇晃”；广州墙壁“掉灰泥片”；汕头“客轮动荡”；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到地震”。其中有感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甚至，在越南海防附近的观察台上有“时钟停摆”的现象。
据当代科学家计算，此次大地震所发出的地震波能量为3.55×14尔格，相当于11个唐山7.8级地震。如果换成电能相当于刘家峡水电站122.5万千瓦工作八至九年发出的电量总和。
有意思的是，在震后的一片瓦砾中，海原城仅剩下一座钟楼，一间小拱窑。那口吊在钟楼上的钟一片哑然，它默默地面对着一片废墟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警示呢？这是多少年来我常想的一个问题。现在，那座钟楼早被一家喧闹的影剧院所取代，除了现代音乐高强度的震响之外，再也听不到那口钟敲响的声音了。时间过去了八十年，然而那些死去的冥魂并没有完全消失。偶然间，我们会在某一座山中听到被覆压的人的呻吟之声、牲畜的叫声和锣鼓敲打的声音。有时，我们会在某一处山坡上挖出被埋的尸骨，或者某一眼坍塌的窑壁上发现被人刨抓过的手指印痕。
死去的已死去了，而活着的人却经历了比死者更多的悲苦。我的眼前总是浮现出那些衣衫褴褛、瑟瑟哀鸣的人群。“鹄面鸠形”——可以想见，他们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接近死亡的凄苦之色。
这也许是一幅触目惊心的地狱受难图。——“打开地狱，里面全是受难的群佛……”这是谁说的？
任何想象都是不全面的，甚至无法接近真实的万一。然而，在大地震之后的几年里，海原境内并非出现某种“太平盛世”，随之而来的却是连绵不断的匪患、干旱、冰雹和瘟疫。
据《海原县志》记载：
1924年，春夏连旱，全县饥馑严重。
1925年，海原外匪内乱不断，地方治安混乱。是年，全县发生牛瘟，十栏九空。
1927年夏，大旱加冰雹，夏苗枯死，秋禾歉收，逃荒者络绎不绝。
1928年，自春至秋，滴雨不见，全县旱匪交迫。
1929年，又遭特大旱，赤地千里，灾区树皮、草根被挖充饥，典田当地无主承受，卖儿卖女无人过问。大批灾民逃离家园，求乞为生。
1930年，海原城天花大流行，旱情继续扩展。整户、整族、整村死绝者比比皆是，惨不忍睹。民谣：“人吃人，狗吃狗，鸦儿老鸹啃石头。”正是这一情景的写照。
1931年，海原县兴隆乡发生肺鼠疫。
——以上记载仅仅是大震之后的一些年馑的简单概述，其实在这之前，各种灾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随着植被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近年来连续的干旱、风沙以及瘟疫更为肆虐。《海原县志》记载：1955年2—4月，流行性感冒、麻疹、百日咳等传染病大流行，波及九个乡。
1982年5月1日，县境内刮起10级大风，最大风速27米每秒，持续时间32个小时，城附近电线断、树枝折、墙倒瓦飞。9日，沙暴侵袭20多分钟，白昼天昏地暗，春作物受损严重。
1983年4月27日，县境内发生持续沙暴，地面最大风力达12级，沙尘弥漫，天昏地暗，连续三天低温，最低气温降至零下五度。
对于灾难我已经引用得太多了。的确，纵观海原的历史，似乎就是一部灾难史，以上提到的仅限于自然灾害，并不包括历次政治变革时发生的战争。
我突然想到《圣经》新约的一段话：
——“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地的根基上震动了，地全然破坏，大大的震动了，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又要摇来摇去，好像吊床。罪过在其上沉重，必然塌陷不能复起。”
然而，我不理解——我们犯下的“罪过”到底在哪里？我们犯下什么样的罪过以致灾难如此频繁的降临。面对灾难我们总是习惯于这样去诘问，而同时忘了去想这灾难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样的“劫数”呢？
如果翻翻史书，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在明代、清代之前海原历来都是“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强，出产良马”（《续资治通鉴长编》）。
《后汉书西羌传》曾称：“北地、安定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
海原的天都山一带历来都是水草肥美的军马牧场。
明代成化年间，驻守天都山地区的士兵为防鞑靼、瓦剌，曾高筑堡寨、边墙，并将墙外“林木焚毁”，“能通视野”。这样的境况一直延续到清代，人烟稀少，大片土地开始荒芜。清政府便“广招流民开荒，屯田”。植被遂遭到严重破坏。
现在，我伫立在光秃秃的山塬上，极目四顾，只见沟壑纵横、黄土丘陵连绵起伏，大片阡陌尽成枯焦之色，河床干涸，山坡赤裸。我突然想起边塞诗人王昌龄的诗句：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
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
在今日西海固的土地上已很难体会到王昌龄诗中的意境了。回顾历史不免使人沉重，那么以后呢？
（文章来源于兰州《都市生活》2001年第8期）
由汶川所想到的
张怀武
（2008年）5月19日14时28分，在凄厉的汽笛声中，我为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悲痛之余，油然追溯到88年前的海原大地震。
1920年12月16日20时5分33秒，海原发生了8.5级地震，在大地十几分钟疯狂地颤抖中，东起固原，经西吉、海原、静宁，西迄景泰约2万余平方公里的极震区内，山崩地裂、劫尘弥天。震感范围遍及北京、上海、广州及越南的海防。震中烈度12度，海原、固原、静宁和西吉四县城全部被毁。建筑物和崖窑、拱窑尽数倒塌，居民被压于瓦砾、土块之下，“死伤十之八九”，多有全家遇难及几乎全村被埋所剩无几者。震后，固原电报局房屋倒塌，三名工作人员搭起门板，发出灾情电报：“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待饿殍，亦将僵毙。大批遇难者的尸首遍布四野，伏尸累累而无力掩埋，数十里内人烟断绝，鸡犬灭迹。”
震后第25天，甘肃省长、督军张广建和议长王世相通电全国呼吁中央政府和社会各界紧急援助，甘肃成立筹赈公所，专事集募。可执政的北洋军阀忙于内战，面对大难浩劫竟然态度冷漠，无动于衷。仅以总统徐世昌之名捐大洋l万元了事。因无及时有力的救灾措施，灾民呼天不应，呼地不灵，冻馁、疫病、火灾继至，灾情进一步加大，死亡近23.4万余人。其中海原县死亡730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59％，固原县死亡36000多人，占人口总数的45％，隆德死亡21000多人，占总人口的36％。哲合忍耶第七代教主马元章也在这次地震中遇难。据外籍调查人员估算，因为只统计了甘肃11县，死亡人数实际上已达30万人。空前的灾情令世界怵目惊心，海原大地震成为世界著名的环球大震。
震后第70天，甘肃旅京人员和学生在《中国民报》上发表文章要求政府救济，并抨击当时的中央政府：“甘肃为国家征出租税之地方，甘肃人民即为国家负担义务之分子，今遭此亘古以来之浩劫，竟不能邀并顾兼，筹之余惠。既拂舆情，亦非人道。”“甘肃此次劫灾，因地方邮电交通不便，平日在外游客经商之罕稀，遂使弥天劫尘不成空气，而责任当局，亦不关心，莽莽七十余州县，统一地图上无颜色，蚩蚩九百万人民，于共和国之内，为孤孽饮痛而无泪可挥……”旅京甘肃同乡会组织了甘肃赈灾救济会，向社会各界求告，包括向军政要人黎元洪、曹锟、张作霖等84人呼吁概施捐助。1921年，整整一年时间，发往全国各地募捐函件390件、电报210件。但反馈信仅100件、电报仅20余件，收到16个省150余县、军队和500余人的捐款大洋仅30932元，国库券15元，有利国库券22元，京钱168串。募得日本山口高等商业专科学校捐助日币8元53钱（合大洋6元5角5分），美围纽约学生中国救济甘肃震灾会捐募大洋328.11元。如此结果，令人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