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你不论身处中国的哪个地区,都不会对巨大的地区差异视而不见,毕竟这一差距太大太明显了。如果你身处沿海发达地区,你可能会庆幸自己的好运气,能及早地享受到优越的现代文明,对于收入分配,你可能会偏向于强调“效率”的一面——不要打击大家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而如果你身处中西部落后地区,你恐怕就难免悲叹自己的不幸,为什么偏偏落脚在这个地方吃苦?对于收入分配,你则很可能要强调其“公平”的一面——我们的差距是禀赋不同造成的,我们的起点就不同!
诚然,双方都有道理。然而几十年来走南闯北,经历颇为不凡的厉以宁教授对此更有发言权,他不会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那样会有失偏颇;厉以宁教授是站在双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然后从更高的高度阐发观点——缩小地区间的差距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某些地区先富起来不是什么坏事,关键是我们要想办法走向共同富裕。如果你是个有心人,就不妨关注一下眼下如火如荼的西部大开发,结合厉以宁教授的思想给出你的对策,然后再看看有哪些真的被实践了。
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
如今经济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绝对热点问题,金融、财政、企业改革、经济立法……无一不牵动着人们的注意力。然而,久被人们所忽略的环境问题也在悄然走入人们的视线。毕竟,一些因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灾难已经让人触目惊心。厉以宁教授以其敏锐的目光和忧国忧民之心,及早地注意到了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生活质量的息息相关,提醒我们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做出了有利于社会长远发展的对策分析。
20世纪世界各国的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经验教训——第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环境问题,否则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生活质量,而不能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否则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一根本任务就无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也就成为可望不可及的目标。这两个经验教训是带有普遍性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提供了这样两个经验教训。
厉以宁教授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注意环境保护与生活质量问题。不注意环境保护,听任环境状况在经济发展中不断恶化,不仅难以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且生活质量也必定日益下降。那么,怎样才能在经济发展中使环境不仅不再继续恶化,而且使环境状况得到改善呢?
曾经有一种“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已经遭到了各界的批评,因为有些损失是难以弥补和挽回的。如森林被滥伐,矿产资源被过度开采而枯竭,居民丧失生命或丧失劳动能力等等。因此,“先发展,后治理”是一种代价沉重的发展模式。相对来说,“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则优于“先发展,后治理”,它使环境状况不至于有过分严重的破坏。但这种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如果边发展,边治理,那就会分散资金的使用,使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从而延误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外,“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还涉及投资主体的积极性或投资动力等问题。如果全部投资是由国家承担的,不以利润为动力或目标,那么客观上也许可以做到“边发展,边治理”;然而随着经济体制的转换,企业将成为投资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必须考虑投资回报率的多少。“边发展,边治理”的模式即使在理论上有较大的可行性,在实践中也未必如此。在价格比例尚未理顺的条件下,某些对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的产品如果治理成本太大,企业出于盈利的目的就有可能不愿进行投资,于是经济发展难免受到影响。
为此,厉以宁教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发展道路——它既可以避免“先发展,后治理”模式的弊端,又可以避免“边发展,边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要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必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即依靠农业系统内部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增产的一种农业,它的优点在于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社会既能持续取得丰富的农产品,又能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生态农业的产品有广阔的市场,农业成本也较低,这对于作为农业投资主体的农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应当成为今后农业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方向。
在工业发展方面我们又该如何做呢?这是一个难题,厉以宁教授引导我们从目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虑。工业的发展对中国来说绝非从零开始。比如辽宁、山西、上海、天津等省市,工业发展已有较好的基础,而这些省市以往较长时期内对环境是不重视的,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这些省市不得不实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否则就只好一直污染下去。当然,这些省市要建立新的工业企业,那就必须把环境污染的防治问题提到首位,不能再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
为了在工业发展方面兼顾生态平衡,一种可行的做法就是加速建立环保产业,并使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环保产业即产品和劳务用于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产业部门,其中包括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的制造业。环保产业是创造产值的,环保机械和环保用品有日益扩大的市场,因此盈利有保证。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增大,环保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
在此,厉以宁教授强调了经济体制的转轨对于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关系的意义。厉以宁教授认为,在深层次起作用的是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运行机制,而不是政策。以广大较贫困的地区为例,这些地区一方面经济发展缓慢,另一方面环境破坏严重,从而形成了“低收入——生态破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为了促使这些地区早日摆脱贫困,政府给予财政补助、信贷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是必要的,但优惠政策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经济体制没有转轨,经济运行机制依然如故,那么贫困地区就无法摆脱上述恶性循环;相反地,如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使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那么贫困地区就会有较多的内部投入和再投入,贫困地区的投资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也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趋利避害,把政府的调节措施(包括对破坏环境的处罚)认真看待,从而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