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与庙号不同，这似乎是不待考证的问题。但是《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死谥。”孔颖达为之疏说：“殷以上有生号，仍为死后之称，周则死后立谥。”我们前面说过：殷商的庙号是殷商后人在宗庙里为纪祀其祖先而用天干为名，故称庙号，当然也是死后所称，而周人称之为谥号。孔颖达又说：“周则死后立谥”，那么只是名称的不同，而都是死后所称，却是相同的。然而后来的经学家、史学家对于庙号也有生称之说，如商汤征伐夏桀时，许多周围的戎狄都很拥护汤的行动，称汤为“武王”，这明明是生前所称，因此与庙号相同，认为庙号也是生称，而非死后所称。这样的争论实际是毫无意义的。
第一，周族的起源问题。《史记·周本纪》在叙述后稷的母亲姜嫄履大人足迹而生后稷的故事之后说：姜嫄为帝喾元妃生后稷后“初欲弃之，因名曰弃”。这就是说，帝喾就是后稷的父亲，但是我们知道帝喾是殷商的始祖，怎么在《周本纪》里认为帝喾是周的始祖呢？在《史记·殷本纪》里却同样说，契的母亲是简狄，姜嫄是帝喾元妃，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不就殷商与周成为父子兄弟关系了吗？
据1949年后考古学者在陕西东北、武功、长武、彬县周原等地发掘，确知殷周为两个民族，族原不同，姓氏文化自然不同。远在两千年前就有“疑古”的谯周（三国时蜀人）提出疑问了。他说：“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着名。其母有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喾誉次妃明也”又《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姞氏，生不窋”，而谯周按《国语》云：“世后稷，以服事虞夏，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谯周的意思是帝喾不可能是与简狄同时代的人。后稷是古代管理农业的职官，不可能由尧至周一个人担任，否则他的年龄可能活至千年以上。这当然是很可疑的。故此他又说：“若以不密亲弃之子，至文王千有余岁，惟十四代，实亦不合情事。”
第二，庙号与谧号是两种不同的挂名制度。《周本纪》文王前的世系记载是：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一作公非辟方）—高困（一作高圉侯侔）—亚圉（一作亚圉云都）—公叔祖类（一作组绀诸盩）—古公禀父—季历—文王昌倘使把这世系表与前引殷商世系表相比较，我们立即可以看出殷周世系、名号的不同。就是殷商自契至帝乙帝辛都是以天干纪名（庙号），而周人却没有一个用天干纪名的。这是为什么？而且殷商自契至帝辛共经三十一世，中间还有兄终弟及，不是直系，而是旁系，为什么周自后被至文王仅十四世？由此可见周的年代决不能远“在陶唐虞夏之际”。如果后稷确与尧舜同时，那么后稷只是“世官”，并不固定一人世袭，或者是不窋到公刘，因奔窜于戎狄之间，所以其世系中间有“失载”，残缺。这样，季历、文王才能与帝乙帝辛同一时代。按照原始社会程序，父子直系继承以前往往中间还有一段兄终弟及的阶段，而先周（文王前）阶段一直都是父子继承，这也是大为可疑的。总之，殷有庙号，周有谥号，这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王国维说谥号是后人对其祖先的功德所加的美称，如汤武王、周文王、武王都是生前已这样称呼了，如西周成、康、昭、穆、共（恭）、懿诸王，都见子西周时的铜器铭文；成，康、昭、穆、恭、懿都是美称。郭沫若认为后来的厉王、幽王，厉、幽也不是贬词，春秋中期以后才有死后谥号的说法。
战国以后七国称王，他们在生前已经以美好的谥号相称当时还出现一本《逸周书》，其中有一篇《谥法》，虽有少数贬词，如哀、悼之类，那也只是短命而亡的意思，并没有对当时君主制度政策进行丝毫批评。秦始皇统一天下，他又废除谥号。汉代开始又恢复谥号，从此一直延续了两千数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