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前奏
敦煌学的兴起、是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其他古代遗址遗物的重新发现而引发的。
清雍正初年置沙州所、旋改沙州卫，从此，官员、文人陆续来此，敦煌石窟、壁画、彩塑、敦煌汉长城及其他名胜古迹等随之被发现，于是开始加以介绍并进行探讨研究。著名人物有汪漋、汪德容、姚培和、马尔泰、沈青崖、黄文炜、常钧、徐松、苏履吉、许乃谷等人。
汪 漋，休宁（今安徽芜湖）人，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进土，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以光禄少卿督理口外城工，重修敦煌新城，撰写多篇敦煌记游怀古诗，如七言律诗《敦煌怀古》六首、《成工告成》四首、《出郊看千佛洞墩台》一首、《黄墩堡》一首、又有五言古诗《游千佛洞》以及安西怀古记游之作多篇，以优美、深情的诗句赞扬莫高窟之宏伟、壁画塑像之精妙及塞外景观之殊胜，佳句“都护不来亭障废，屯田久罢井疆移”，“谁使苍黎安衽席：徒令膏血染沙场”（见《敦煌怀古》）“峰指三危寻径僻，洞藏千佛半尘堆”（《出郊看千佛洞墩台》）；“金身腾百丈，碧影肃诸天”，“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巅”，“侧立衣冠伟，分行剑佩联”（《游千佛洞》），记胜抒慨，脍炙人口，为北宋以来诗咏敦煌第一作者。
汪德容，字重阆，浙江钱塘人，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成举人，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会试中探花，成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见《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四），雍正三年（1725年），因“为人关说请托之事”，被革职（见《清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四十九）。此后，离京游幕河西，至敦煌，抄录当地碑记并加按语，著《沙州碑录》。由此，沙州唐碑及所记事迹乃得播传于外。今《沙州碑录》已佚，倪涛《六艺之一録》卷一百二十三载其书所录莫高窟《唐京〔宗〕子陇西李氏功德碑记》、《唐李氏再修功德碑》及按语。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乃据《沙州碑录》载此二碑及按语入《沙州卫册·文部》。汪德容善书法，遗有《训子小学二十纸》，学者称此卷“不特字学渊博，书法亦极工”（见《六艺之一録》卷二百六十四）。
黄文炜，字飞赤，江南（今安徽）歙县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二年（1734－1737年）由广东按察使解任来肃州，总理凉州以西台运，兼理高台、三清湾、柔远堡屯务，后任整伤肃州分巡道。编纂《重修肃州新志》，乾隆二年成书（后又有续补）。此书乃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肃镇志》及雍正三年《甘肃通志》基础上增删而成，内有《沙州卫》二册，即敦煌人所称《卫志》者。书中备述沙州卫沿革、山川、形胜、城堡、文物及艺文颇详；又全文转录汪德容《沙州碑录》所载莫高窟148窟《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及按语。其后，乾隆二十五年攺沙州卫为敦煌县，时人编修《敦煌县志》，道光十一年敦煌县令苏履吉重纂《敦煌县志》及1943年县人吕钟《重修敦煌县志》，皆祖据此《册》增减损益，堪称近二百年间敦煌地方志之祖本。
常钧，满洲人，乾隆四年（1739）擢安西兵备道，撰《敦煌杂抄》、《敦煌杂录》二书，乾隆七年（1742）书成，书中对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之历史、地理、建置、古迹、以及莫高窟等分别进行专条列记，并有所考证。这两本书是搜罗敦煌旧闻的专集，对宣传敦煌地理、人文起了很大的作用。
徐松（1781－1848），字星伯，又字孟品，原籍浙江上虞，隨父宦京师，遂落籍顺天府大兴县。二十五岁（1805年）成进士，历任翰林庶吉士、翰林编修、入值南书房；二十九岁（1810年）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出任湖南学政，被参，谪戍伊犁。著名西北地理学家。三十二岁（1812年）谪戍伊梨，三十九岁（1819年）获赦；次年，回籍，路经敦煌，考察当地河流水系，详细记述并考证瓜沙境内之疏勒河、布隆吉河、野马沟、札噶尔乌珠水、党河、大水河流域所经，及清代敦煌县之大有渠、窑沟渠、伏羌新渠、伏羌旧渠、庄浪渠、记录沙州城、鸣沙山、莫高窟、月牙泉、党城湾、三危山、沙枣墩、欣坎布城、双河岔、双塔河、阿巴图北口、哈喇淖尔、色尔腾海（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罗布淖尔等一系列瓜沙地理处所并有所考证，录载了《李君修莫高窟佛龛碑》、《李府君修功德碑》、《李氏再修功德碑》、《索勋碑》、《元至正造像记》、《皇庆寺碑》（分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一、卷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用相当的篇幅记述莫高窟所在、方位、洞窟塑绘；初步考证了莫高窟建窟史；首次记录了《李义碑》记述莫高窟史的权威资料：“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仗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尊师龛侧，更即营建。伽蓝之起，滥觞於二僧。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而后，合州黎庶，造作相仍……遥自秦建元之日，迄大周圣历之辰，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
苏履吉，福建永春州拔贡，乾隆四十四年（1775年）生。道光四年至十一年（1824～1831）两度出任敦煌知县，一度署理安西州。在敦煌、安西（今瓜州县）为官八年，任内主持编纂《敦煌县志》，对敦煌历代沿革、建置、疆域、名胜古迹、民俗、人物、艺文资料等进行进一步的搜罗，卷首刊印莫高窟图一幅，是最早的一幅莫高窟风景图。这部书为早期敦煌学者所必读。他撰写有关敦煌、安西（今瓜州县）的诗篇百余首（见苏履吉《友竹山房诗草》、《友竹山房诗草续钞》），是清代阐扬敦煌历史文化的一大作家。
在莫高窟藏洞打开之前，敦煌古代写经己经有零星出土。S.1720《大乘无量寿经》（吐蕃统治时期写本），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插图53 S.1720《大乘无量寿经》背面 “大明洪化四年” 题记）“洪化”为吴三桂之孙吴世璠年号59。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十月，清军攻昆明，十月二十八日夜，吴世璠守将吴国柱等谋擒吴世璠降清，世璠闻变自杀。二十九日，吴国柱等率众出城降60。康熙二十年即洪化三年，十月，吴世璠身死国灭，其“洪化”年号即止于洪化三年十月。是时，敦煌为明朝所封哈密王之属地，哈密王仍奉明朝正朔。云南吴氏政权亡后，其遗民或有不甘事清者，逃往敦煌棲身，因得《大乘无量寿经》，于卷背题“大明洪化四年戊戌冬月季”十一字。所题“洪化四年”，实为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是年干支为壬戌，题记误作“戊戌”，当勘正为“壬戌”。按，S.1720《大乘无量寿经》为吐蕃统治时期敦煌抄本。从知康熙年代敦煌古卷已有出土者。
台湾王三庆教授曾撰文介绍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编号183－ア293号《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注》61，披露该卷经题下、卷尾及装裱绢面上有清人收藏、鉴赏印鉴14方，卷末有清人李宗瀚、许乃普、周寿昌等名人题跋14条，最早一条为道光七年孟夏（1827年）李宗瀚跋，最晚一条为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周寿昌跋。李宗瀚跋云：
“右唐人书《心经》并注，不下四千字，开首微有缺失。闻此卷乃某君（王三庆教授推测“当以长龄略近”）遣戍伊江时，得于敦煌塔中，后携至武昌，以赠素孟蟾方伯（王三庆考证此人即素讷，满人，官直隶布政使），今归云心同年（王三庆疑为陈希曾）。纸品墨色，殆千余年物。昔松雪（引者按，即赵孟頫）手补唐人临《十七帖》不完处数行，陆友仁谓其沉著不逮，此其所以为唐欤！
道光丁亥（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孟夏，临川李宗瀚并识（下钤“李宗瀚”篆文方印）”
李宗瀚（1769－1840），即李证刚（翊灼）先生曾祖，江西临川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进士，历官侍讲学士、湖南学政、大仆寺卿、宗人府丞、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鸿胪寺少卿、山东学政、大理寺少卿、内阁学士，道光二十年（1840）卒，《清史稿》卷三五四有传。李宗瀚记述此卷出自“敦煌佛塔”，先为遣戍伊犁某人所得，转赠素孟蟾，继归云心；又据许乃普（1787－1866）题记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许氏以“五十金” 购得；周寿昌跋称，至同治三年九月（1864年）此卷仍在许乃普手中，此后几经辗转，后归盛宣怀。盛家后人转售给日本天理大学。此卷流传有绪，班班可考。从收藏者及鉴赏者题跋，知此卷早在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之前出土于敦煌某佛塔，足证敦煌古代写经早有零星出土者。
清代学者关于敦煌历史、地理、人文资料的编纂，关於莫高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的评介，关于敦煌写经零星出土的记述及收藏与鉴赏，可以说是敦煌学研究的先声，也是敦煌学的前奏。而敦煌学的正式兴起，却是在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之后，随著敦煌遗书研究的展开而迅速成长起来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之新潮流也。”（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
敦煌学的兴起和发展
宣统元年九月初四日（1909年10月17日），北京文化名流在北京六国饭店为希伯和举行招待会，会上伯希和展示他从敦煌所获敦煌遗书照片若干，并透露莫高窟石室尚存有八千卷之多的消息，与会文化名流为之瞠目咋舌。其中罗振玉、董康、蒋斧、王仁俊等人联名请清政府学部对莫高窟劫余遗珍速予购置。学部拨银6000两（折合市制为6918两4钱）将这批遗书于1910年解运到北京，存於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当伯希和向北京学者展示部份敦煌遗书照片时，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假以翻拍、抄录，辑印出版，以广流传。当年就出版了罗振玉辑《敦煌石室秘录》、《敦煌石室真迹录》、《敦煌石室遗书》、《流沙访古记》，王仁俊辑《敦煌石室真迹录》，蒋斧辑《沙州文录》一卷。
这一年，在辑印敦煌遗书的同时，也就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工作。王仁俊，罗振玉和蒋斧等人对有关遗书所涉及的历史、地理、宗教、文学、文字训诂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写成题跋，附印在遗书正文之后。其中罗振玉用力最勤。他还在这一年内写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尚书·周书校勘记》、《敦煌本西州图经残卷》、《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摩尼教经残卷》、《沙州志校录札记》等。第二年（1910年），他又写了《敦煌本论语郑注子路篇残卷》、《波斯教残卷》、《太玄真一本际经跋》等。开始了关於莫高窟藏经洞所出《尚书》、《论语》、地志、道经、摩尼教经、景教经及佛教僧人西游的等方面的研究；王仁俊和蒋斧也写了莫高窟所出有关碑志、拓帖、唐律、道经、释门杂文、人物邈真赞等方面的题跋和案语，拉开了上述方面研究的帷幕。1912年，刘师培撰写《敦煌新出唐写本题要》，包括《毛诗》、《周易》、《尚书》、《左传》、《谷梁传》《文选》、《唐地志》、《古类书》等十九篇。此后，罗振玉等又陆续辑印、校跋多种遗书，王国维也写出敦煌遗书跋文二十多篇。在学界老宿的带动下，敦煌遗书研究及敦煌古代文化研究之风蔚然而起（插图54 王国维、罗振玉）。
回顾我国敦煌学的发展过程，总的来看，可以概括为五个阶段。下面分别略作介绍。
敦煌学的第一阶段
从1909年起到1930年，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的敦煌学研究探路和草创的时期，其特点是：
第一，从敦煌遗书研究起步，开始了敦煌学的草创阶段。首先开拓出敦煌遗书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宗教、儒家典籍、声韵文字、文学、经济、医药、历日、官制、户籍、民族、印刷史等十多个学科领域。此外，罗振玉、王国维等还打开了敦煌汉简研究的大门。仅管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仅局限於敦煌遗书范围之内，却是以敦煌遗书研究为主流的。
第二，研究方式基本上是采取校记、序跋的形式，重点在於考镜源流、校勘训释，其间也常常掘发新意，罗振玉写了六十多篇序跋、校记等，王国维、刘师培、蒋斧、董康、缪荃孙等也都针对某些卷子写了篇数不等、但质量很高的序跋、案断。
第三、开始从敦煌遗书出发，结合其他文献，研究我国历史、文学方面的问题。如孙毓修《唐写本公牍契约考》（1911年），罗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张议潮传》（1919年）、《补唐书张议潮传》《（1922年），王国维《敦煌发现唐朝通俗诗及通俗小说》（1920年），徐嘉瑞《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1925年），刘复《敦煌写本中之孟姜女小唱》（1925年），胡适《白话诗人王梵志》（1927年），郑振铎《唐代的俗文学》（1929年），向达《论唐代佛曲》（1929年）等。
第四，在敦煌遗书目录的收集、介绍、鉴别、整理等方面，作出了较好的成绩。著名佛学家李翊灼先生（1881～1952）遍阅了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佛教遗书，撰成《敦煌石窟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和《疑伪外道目录》（1912年），为研究敦煌佛学、道经及西方宗教打开了门径。日本学者受到这两种目录的启发，编辑了《大正新修大藏经》的《古逸部》、和《疑似部》，从而对世界佛学研究，及其他宗教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插图55 李证刚）。对于流散国外的遗书，学者们也积极向国内介绍其目录。如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1909年），又影印日本《橘氏（橘瑞超）敦煌将来藏经目录》（1914年）。其子罗福苌编译了《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书目》（1923年1月）和《巴黎图书馆藏敦煌书目》（1923年12月）。历史博物馆也编出了《海外所存敦煌经籍分类目录》（1926～1927年）。从1924年起陈垣先生着手对京师图书馆所藏八千多卷敦煌遗书及先后几种馆藏编目进行大规模整理，仿赵明诚《金石录》的体例，对京师图书馆的8677卷写经排出目次。体例是，先记每卷的起迄，开头两行之起首二字及末两行末尾二字，次记品数、行数、品次，并在附记内过录题记，兼记卷子残缺情况。1931年正式出版，取名《敦煌劫余录》。这是一部细致、渊博、学识水平很高的敦煌遗书目录的典范之作，对后来诸家编制遗书目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第五，我国学者为了发展敦煌学研究，积极搜集流散的敦煌遗书资料。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刘复先生，他辛辛苦苦地从巴黎抄录敦煌文献104件，编成《敦煌掇琐》一书，按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文学加以分类，分为上、中、下三辑六册，1925年出版，给我国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资料，为敦煌学研究领域的继续扩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930年、陈寅恪先生（插图56 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采用日本学者创拟的“敦煌学”一词，作为这一新兴学科的名称，“敦煌学”这一命名很快被国内外学者所接受，从此，这一新兴学科才摆脱了归属莫定的局面，有了自己的学科命名并且在世界学术之林中有了自己独立的学术地位62。
以上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著名的敦煌学家有罗振玉、王 仁俊、蒋斧、董康、曹元忠、刘师培、王国维、李翊灼、陈垣、余嘉瑞、董作宾、刘复、胡适、郑振铎、向达、容肇祖等。
敦煌学的第二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