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汉晋竹木简牍
汉晋简牍是我国近代四大文化发现之一。敦煌汉简发现最早，研究最早，成果卓著。敦煌简牍的发现、研究与整理，己成为敦煌学中一个专门课题。
敦煌汉晋竹木简牍，从1907年以来，批量出土共有十一次：
第一次是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3000多枚（经沙畹整理发表702枚，尚有2100多枚未发表）；
第二次是1914年斯坦因在敦煌汉塞及酒泉西部都尉和北部都尉辖区发掘出土230枚（经马伯乐整理发表166枚，尚有64枚未发表）；
第三次是1920年敦煌驻军、肃州巡防营管带（“管带” 一职，相当于今之营长）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一带零星所获，共17枚（今归敦煌研究院收藏）；
第四次是1944年前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小方盘城发掘的，共得49枚；
第五次是1979年9－10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后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敦煌市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1217枚（此一烽燧遗址为斯坦因考察所遗漏，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号为D21）；
第六次是1981年3月，放牧者在酥油土烽燧遗址内发现汉简，敦煌市博物馆遂即前往清理，共获汉简76枚；
第七次是1986-1988年敦煌市博物馆进行全市文物普查时，从长城烽燧遗址后坑墩（T11，D20）、马圈湾墩、小方盘城（T14，D26）、臭墩子（T23a）、小方盘城南第一墩（编号D.N1）、小方盘城南第二墩（编号D.N2）、盐池湾墩（T12a，D22）、小月牙湖东墩（T23o，D54）悬泉置遗址及大坡墩（T3，D14）采集所得汉简，共137枚；
第八次是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市花海子东北汉代烽燧遗址中采集到简牍91枚。出土地点属汉代酒泉郡的北部都尉辖区，但与敦煌郡最为靠近，所以习惯上将这批汉简仍视为敦煌汉简。
第九次是1990年4月敦煌黄渠乡农民在清水沟东墩发现汉简，敦煌市博物馆遂前往清理，此处共得编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共41枚（另有无字素简一捆21枚）（插图47 敦煌清水沟东墩出土《西汉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历日简册》）；
第十次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城东65公里悬泉置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获得汉简牍23,000枚。
第十一次是1998年10月，敦煌市博物对小方盘城（汉玉门都尉府）进行加固维修，在清理小方盘城南侧文化层堆积时发现汉简160多枚。这次出土汉简之最大收获是发现两枚记载玉门置的汉简，可以确证玉门置的存在，并知此置应即设在玉门都尉府所在地。
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发现，其出土地点及数量等，难悉其详。敦煌研究院收藏有20多枚（非周炳南旧藏），就是敦煌农村牧羊人在汉长城烽燧遗址零星发现者。
以上合计27900多枚，己刊布发表者不到一半。最大批量是悬泉简，正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研究室进行整理，该所张德芳先生和北京中国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合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选刊262号，计简千余枚。近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简牍研究室已将18000多枚悬泉简作出释文，目前整理工作基本完成，即将全文刊布。
这些简牍，从形制上加以分类，有简、简册、牍、觚，两行、封检、削衣等七种，此外悬泉置还发现西汉墨书题壁一方，101行，帛书一方10行，敦煌市博物馆在玉门关遗址发现西汉麻纸墨书书信一纸，残存4行。从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这些简牍绝大部份是两汉、魏、晋时代的屯戍文书，色括诏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信函、古籍、杂抄。这是敦煌地区最为古老的文献，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敦煌遗书。内容涉及敦煌设郡之后修筑长城、亭障、烽燧，边防守卫、警戒制度、烽火品约、军需供应、屯田生产、驿置交通、使节及商旅往来、西域用兵、职官建置、吏卒名籍、政令颁施、诉讼判案、农业水利、医疗兽医、历日帐册以及语言文字、文学作品等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於汉晋时代边政建设、社会生活、中西交往等方面的认识，在证史、补史以及文字学、文书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古道、驿站、长城、烽燧、城堡、河渠、古代墓葬
敦煌地区保存了不少古道、古驿站、古城堡、古长城、古烽燧、古河渠、古塞城、古墓葬等遗址。这是一笔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敦煌地区境内古道有瓜沙道、第五道（莫贺延碛道上段）、矟竿道、玉门道、阳关道、子亭道、南口道，连接境外的有西域南道、西域中道、西域北道、沙海道、吐谷浑道，沿途多有亭燧驿戍。
敦煌地区有汉长城遗址百余公里（插图48 瓜州县西湖用红柳枝构筑的长城），长城沿线保存有烽燧亭障有一百多处，地面、地下遗留着丰富的文物遗存（插图49 敦煌凌胡燧积薪堆.）。
敦煌地区古城堡遗址约百余处，瓜州县境内就有古城遗址55处（插图50 汉敦煌郡城西北角墩）。
敦煌地区较大的古墓群七处，古墓葬成千上万。已发掘约300多座，出土不少古代生活器物。还发掘了一些壁画墓，保存不少古代墓画及榜题，敦煌佛爷庙墓群出土西晋墓砖画《李广射虎图》，为今存最早的李广形像（插图51 敦煌佛爷庙墓群出土西晋墓砖画《李广射虎图》）。敦煌地区成千上万座古墓葬，保存了一个延续千余年的“亡人世界”，折射着同时代“活人社会”的影子。
敦煌地区保存的古代水利设施及河渠遗址数十处。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瓜州县锁阳城东南汉唐渠系遗址，保存基本完好，干渠、支渠、斗渠、农渠四级渠道宛然而在，网络分明（参看插图2 锁阳城东汉唐渠系网络）。汉唐古渠网络系统能保存如此完好，堪称奇迹，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其考察研究价值甚至不在四川都江堰之下。都江堰尽管比锁阳城古渠网络年代早，但屡经后世改造，早已面目全非，而锁阳城古渠网络则未经后世改造，仍是汉唐古渠原貌，实为敦煌又一遗珍，难能可贵。
古塞城，是包围整片绿洲城镇、农田、村庄的大城，往往周回数百里、圈地数数百平方公里，是汉晋时期西北边郡特有的自卫防禦设施（插图52 敦煌古塞城东湾残段遗迹）。敦煌城区绿洲边缘、汉阳关及汉玉门关地区各保存有好多段古塞城及塞亭遗址。敦煌古塞城的发现和对敦煌古塞城的研究，为边疆史地研究提出了新内容、新课题，可以填补西北历史地理研究的一项空白58。
上述诸方面的考察研究，可以使我们对古代敦煌形成立体的概念。它关系着古代敦煌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民族、民俗、宗教、艺术、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因而在敦煌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敦煌金石碑铭
敦煌金石碑铭包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是研究敦煌古代社会、政治、军事、古代生产、生活、宗教信仰、工艺技术、历史人物、家族世系等方面不可缺少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这部分散留实物，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1、敦煌碑铭之属。包括记功碑、功德碑、墓碑、界碑，洞窟题记、造象记、金属铭刻、明器题记、邈真赞等。其中又分为传世实物和原物无存而仅存录文者两种。例如晚唐至宋沙州辖下的紫亭县（县治在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东北之党城湾），正史、地志（如《太平寰宇记》、《宋会要辑稿》等）皆所不载，就是靠洞窟题记及邈真赞等所提供的资料才知道的。又如晚唐到宋一百多年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的世次、政绩等，若不是借助洞窟题记、功德碑、以及相关的邈真赞所提供的资料，想必永远也理不出头绪。这一百多年间敦煌地区最高掌权人物的世次关系理不清，就会使这一地区百余年间的历史成为一笔糊涂账，由此而对这个时期的敦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艺术、宗教、文学等方面的研究都会造成许多不可逾越的障疑。
2、敦煌新石器时代金、石、陶器之属，有过几篇报导，研究尚未展开。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甘肃省考古所和敦煌、安西、玉门等县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助於弄清史前时期敦煌地区民族成份，民族文化、以及这种民族文化同汉文化的关系。
3、敦煌地区发现的古代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各种器具以及武器装备之属，例如纸、笔、丝、毛、棉织品、工艺品、衣物、回鹘文木活字模等。这方面也已有人研究，但还有待进一步展开。
上面介绍的敦煌学的材料，构成了敦煌学博大精深的内容，让人“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