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到1949年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我国敦煌学研究领域继续扩展、研究成果继续扩大、敦煌学体系进一步充实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被纳入敦煌学范畴。1930年，郑淦昌发表《中国壁画历史的研究》，陈之佛教授发表《中国佛教艺术与印度艺术之关系》，1931年贺昌群教授发表《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这三篇文章，吹响了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号角。从此，我国敦煌学体系内又增加了一个基本成员—－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遗憾的是上述三篇文章发表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又沉寂数年，到1934年才有腾固教授发表《唐代式壁画考略》一文。之后，敦煌石窟艺术研究又消沉了九年，直到1943年5月，震雷先生发表《敦煌的佛教美术》，劳干（字贞—）先生发表《希伯和敦煌图录解说》，才又再度爆出敦煌艺术研究的火花（插图57
石璋如、劳干1942年在莫高窟考察）。1945年，傅振伦先生发表《敦煌艺术论略》；同年，顾颉刚、陈玄觉、关山月诸位先生也发表了有关敦煌艺术的论文，敦煌艺术研究之风才逐渐兴起。这里要特别说到张大千先生，他在1941－1943年以私人的资力组成一支画家队伍奔赴莫高窟，临摹了276幅壁画（插图58 张大千在莫高窟临摹）， 1941年在成都、1943年在兰州、1944年在成都和重庆举行了他的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使大后方人民耳目为之一新，引起颇大轰动。他还将自己在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县（今瓜州县）榆林窟临摹的上乘之作选出78幅，编为《大风堂临抚本敦煌壁画》二册，于1943年在四川成都出版发行，得以流传。他在莫高窟期间，还对洞窟进行断代并重新编号，记录各窟塑绘内容，后来整理成《漠高窟记》一书，张大千先生去世后，1985年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付印出版。
由于诸位先生的努力，敦煌壁画研究艰难地进入了敦煌学者的视野。后来，又从壁画扩展到雕塑、古建筑、乐舞及洞窟供养人画像研究等越来越宽的领域，乃至逐渐形成石窟艺术的许多分支，使敦煌学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第二，以蕙晨、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先生为代表，打开了敦煌学新的领域――敦煌史地与敦煌考古。1937年，蕙晨先生在北京《晨报·艺圃》上发表《敦煌石窟考》，1943－1944年，向达，夏鼐、阎文儒先生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与考古发掘，为敦煌文化的源头和敦煌学深厚的背景寻找根据（插图59 向达）。他们对敦煌城东佛爷庙及新店台汉晋墓葬进行了试掘。从墓室形制，证明它远绍两汉、下启南北朝，为莫高窟艺术找到了本地源头；向达先生把地面遗迹、地下遗物、洞窟绘画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从事综合研究，借以探索敦煌文化的来去派，这在敦煌学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思路和学术境界上都有很大的进步。斯坦因在更早的时候也到敦煌进行过考察发掘，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斯坦因考古发掘的主要兴趣在于猎奇探宝，尚未形成探寻敦煌文化源流的概念，因而具有较多的盲目性，同我国学者向达等着眼於敦煌历史文化研究，在性质、意义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第三，是建立了从事莫高窟保护、管理、研究的专门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1月，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插图60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全体职工合影）。从此，莫高窟收归国有，莫高窟文物才得到有效保护。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壁画临摹工作，同时对莫高窟洞窟建筑、壁画、彩塑进行系统的调查、清点和保护工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也是我国敦煌学第一个专业机构，在我国敦煌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过的诸位先生，如常书鸿、苏莹辉、董希文、李浴、潘絜兹、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霍熙亮、孙儒僴等，后来都成为敦煌学界颇负盛名的专家。
第四，通过举办壁画展览，向国人宣传介绍敦煌艺术遗产。从1936年到1949年，先后在南京、兰州、上海、成都、重庆等地举行敦煌文物和敦煌壁画临摹品展览，使远在内地的专家学者、青年学子有幸目睹敦煌艺术瑰宝，为敦煌学大张了声势。
第五，继续介绍、刊布敦煌文献。这里要特别提到两位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一位是许国霖先生。他对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写经题记、变文、偈赞、音韵资料、文疏、契约、传记、佛经目录、杂类（包括牒状、转帖、蒙学读物、杂诗、杂记等）进行了辑录整理，撰文刊布，编成《敦煌石窟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分为上下两辑，于1937年铅印出版。此书刊布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写经题记三百多条,时限上起北朝,下迄宋代；还刊布了该馆所藏敦煌遗书中的变文、偈赞、音韵 、文疏、契约、传记、佛经目录、杂类文字等八类110多篇，分别为敦煌写经、敦煌文学、敦煌历史、敦煌社会、敦煌经济、敦煌民俗等项研究提供了一大批珍贵资料。
另一位是王重民先生（插图61 王重民），他从1935年到1946年，陆续向国内学界介绍巴黎和伦敦藏敦煌遗书中的经、史、子、集要卷数百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些要卷进行了高水平的审鉴、考订、抉发和阐释，深刻精辟的揭示敦煌遗书版本源流，文献价值及其学术文化意义，先后以《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伦敦所见敦煌群书叙录》、《巴黎、伦敦所藏敦煌残卷叙录》为题，发表数十篇文章，大大展扩了国内学术界的视野，提高了人们对敦煌遗书学术价值的认识。后来在1957年，他把这些文章和其他学者介绍敦煌写卷的文章加以节要摘录，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出版。此书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公认的敦煌遗书研究的经典著作，是从事敦煌遗书研究的学者必读的参考书。
第六，随着敦煌学的进展，在敦煌学已有数十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敦煌学进行总结概括并对今后敦煌学的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敦煌学史和敦煌学理论的探讨也应运而生。1932年，贺昌群先生发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1941年向达先生发表《敦煌学导论》，1943年，卫聚贤先生发表《敦煌石室》，傅芸子发表《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同年姜亮夫先生也发表了《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1944年向达先生发表《论千佛洞的管理研究》，1948年宗白华先生发表《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这样，敦煌学的上层建筑部门－－敦煌学学也初步诞生。至此，敦煌学体系的框架得以初步建立。
这一阶段，除了健在的第一代敦煌学家仍在继续工作外，又出现一批敦煌学者，著名的有许国霖、傅振伦、赵万里、贺昌群、蒙文通、罗常培、魏建功、李俨、孙楷弟、王重民、周叔迦、唐文播、卫聚贤、何正璜、傅芸子、史岩、劳干、王子云、常书鸿、陈磐、李丁陇、刁汝钧、姜亮夫、潘重规、赵叔雍、唐圭璋、周一良、关德栋等。
敦煌学的第三阶段
我国敦煌学第三阶段是从1950年到1966年大陆政治动乱开始前夕。这是我国敦煌学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标志是：
第一、大陆敦煌学界很快形成了一个新的敦煌学派。这个学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为指导，把敦煌学纳入到建设社会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从此，大陆的敦煌学开始摆脱了自发性、盲目性，把我国敦煌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二、1950年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从“艺术研究”到“文物研究”，表明研究范畴有较大的扩展。接着大陆政府拨出专款对莫高窟进行大规模维修加固，使原已破败不堪的洞窟得到整修，加固崖面，消除险情，整治窟区，改善环境。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从事保护、临摹工作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洞窟历史和莫高窟艺术史的研究。并且配合洞窟加固工程，对窟前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窟前殿堂遗址及多次重修的资料，为洞窟考古增添了新内容、新项目。
第三、出版一批我国敦煌学家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资料整理的结集。如史岩先生《敦煌石室画像题识》，罗常培先生《唐五代西北方音》，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敦煌古籍叙录》、周绍良先生《敦煌变文汇录》、向达等六位先生《敦煌变文集》（上、下册），任二北先生《敦煌曲校录》、《敦煌曲初探》，谢稚柳先生《敦煌艺术叙录》，姜亮夫先生《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瀛涯敦煌韵辑》、潘絜兹先生《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壁画服饰资料》、向达先生《敦煌艺术概论》、《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一辑，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等，还有港台学者劳干的《敦煌艺术》，饶宗颐的《老子想尔注校笺》、《敦煌琵琶谱读记》，赵泰的《敦煌舞谱残卷探微（一）、（二）、（三）、（四）》、方豪的《敦煌学》、苏莹辉的《瓜沙史事系年》、《敦煌学概要》、陈铁凡《敦煌本论语异文汇考》、《敦煌本尚书校证》等，都是前所未有的突出成绩。至於其他单篇论文，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研究程度之深入，也同样是前所未有的。
以上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除了健在的敦煌学家之外，又增加了一批生力军，著名的有任二北、夏鼐、阎文儒、宿白、王永兴、金维诺、周绍良、潘絜兹、刘铭恕、洪毅然、阴法鲁、杨公骥、常任侠、段文杰、唐长孺、蒋礼鸿、韩国磐、王文才、张次青、宛敏灏、程毅中、潘重规、苏莹辉、饶宗颐、陈铁凡、方豪、周法高、赵泰、赵叔雍等。
敦煌学的第四阶段
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7年十年间，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四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陆由于文化大革命，敦煌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除敦煌文物研究所发表过两篇考古简报和施平亭《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的阶级压迫》一篇短论之外，敦煌学不但没有什么进展和成果，就连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被否定、己经创立的研究基础也横遭摧残。敦煌学研究队伍被打散，绝大多数研究人员成了“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研究工作被迫停顿。某些执着于敦煌学的先生，在经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情况下，偷偷地读点有关敦煌学的书，从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出发也读些哲学书，暗地里摘录、积累研究资料，思考敦煌学研究进程中的得失，为日后重振敦煌学悄悄做一些准备。这些先生们在难以忍受的折磨甚至是死神的威胁之下，甘心为敦煌学尽职殉道的崇高精神，是我国敦煌学史上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像莫高窟北朝洞窟忍苦修行的壁画那样，以其激荡而又镇定、悲壮而又平凡、奇异而又真实的品格垂耀千古、激励来者；有的人，如向达先生、王重民先生饮恨而终，而多数人幸运的活了下来，在拨乱反正后，为敦煌学发出更强劲的光和热。
这十年间，当大陆敦煌学界遭受磨难之时，港台地区的敦煌学却在大步前进，弥补了我国敦煌学十年间的空白。这一时期，台港地区的报刊杂志经常刊载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发表成果。1974年潘重规先生联络同好，以香港新亚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了敦煌学会，并以敦煌学会名义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敦煌学专业学术刊物《敦煌学》（插图62 《敦煌学》第一辑封面），潘先生在《发刊词》中说：“同人等讲习讨论之余，深以为恨。佥谓欲谋斯学光大，当务之急，莫要于刊布杂志，使敦煌文籍著作，得呈献于海内外学人之前，以为实现理想之阶梯。”该刊从第五辑（1982年）起，因潘先生就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敦煌学》杂志亦隨迁台湾，仍以敦煌学会的名义编辑出版，到2005年已刊出二十六辑。
同时，台港地区还出版了一批敦煌学研究的专著，如潘重规《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集别录》、《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陈铁凡《孝经郑氏解抉微》、《孝经郑氏解斠诠》、《敦煌孝经类纂》，苏莹辉《敦煌论集》、《增订再版敦煌学概要》，蔡主宾《敦煌写本儒家经籍异文考》，邱镇京《敦煌变文述论》，罗宗涛《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敦煌讲经文研究》、《敦煌变文用韵考》、谢海平《讲史性之变文研究》、邵红《敦煌石室讲经文研究》、吴德风《唐五代俗讲通假字考》，刘义棠《维吾尔研究》等，都是这一时期敦煌研究的新成果。上列作者，除苏莹辉、潘重规、陈铁凡等人外，其余多是这一时显露头角或奠立了学术地位的出色的敦煌学者。
敦煌学的第五阶段
从1978年到目前，是我国敦煌学发展的第五个阶段。这一阶段，大陆敦煌学在元气大伤之后得到复苏，他们以十年的坚忍、十年的积蓄，迸发出敦煌学强劲的火光，促使敦煌学以前所未有的急骤步伐向前发展，迎来了大陆敦煌学莲勃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开始不久，却显示出许多新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