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通常指第三国际，即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成立的第三共产国际。如果提到第一或第二国际，都要标出“第一”或“第二”两个序数词。只说共产国际都是指第三国际。有时甚至简化为“国际”，也是指第三国际。我所写的《共产国际的收支》中的共产国际，指的自然也是第三国际。这三个国际差别极大，混淆不得。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是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人成立的，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目的是实现世界革命。最初的设想是共产国际领导各国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以支部身份加入共产国际，并交纳会费，以供开展革命活动的需要。但各国共产党，特别是欧洲共产党，虽然要革命，但缺乏经费，甚至没有经费。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参加会议的代表便向联共（布）中央求助。列宁等人是坚决支持世界革命的，认为联共（布）为世界革命者提供经费义不容辞，理应解囊相助。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暴动后，俄国国民经济遭受到毁灭性的破坏，百孔千疮，苏维埃政权自己的卢布也不多。怎么办呢？好在联共（布）有的是珍宝，可以用珍宝兑换外币，或者干脆给各国革命者直接发珍宝。这些珍宝是“掠夺‘掠夺来的财物’”。贵族、官僚、地主、资本家、神父等剥削阶级的财富是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现在布尔什维克再从他们手中掠夺过来。掠夺神父的“掠夺来的财物”，我有些不解。从文学作品中看，俄国神父富有的并不多。直到读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新著《记忆的漩涡》我才明白，掠夺的不是神父，而是教堂。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最后一届政治局委员、苏联总统**********直接领导的为********牺牲者平反委员会主席，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档案，他的话应当是可信的。他写道：“打家劫舍的政权对东正教教堂的财富早已垂涎三尺。这些财富是教堂几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历代沙皇和贵族、富商、信徒捐献了多少钱财和珍宝，给圣像装上金银服饰，服饰上的珍珠闪闪发光。圣经封面是烫金的。几代最卓越的首饰能工巧匠制作的教堂器物都是无价之宝，成为殿堂、大寺院、修道院和教区教民的骄傲。教堂做了很多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建立免费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收容所、中学和专科学校等。众所周知，一九二一年俄国遭遇饥荒，教堂无法对上百万人饿死而无动于衷。高尚的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建议出售教堂的一部分珍贵物品购买粮食。大牧首哪知道列宁对这类善举异常反感。他认为任何善举都是资产阶级的诡计。列宁在政治局宣读了大牧首的信，并声称，我们将利用这封信谴责教会不愿意救助灾民，政府必须抢劫教堂。”（《记忆的漩涡》，第一五〇页，二〇〇一年俄文版，同仁出版社）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彼得格勒真理报》报道：“……共夺取三十普特珍宝。最贵重的是两件镶满钻石的圣像服饰。一座圣像服饰上镶嵌着一百五十一颗钻石，其中有三十一颗大钻石，服饰上还有串起来的珍珠和无数小钻石……另一件圣像服饰上有七十三颗钻石，红宝石十七颗，绿宝石二十八颗，珍珠二十二颗。圣像头顶的光环镶满宝石，价值连城……”该报同月二十二日报道：“五月十八日苏维埃政权对伊萨基辅大教堂的财产进行清理并没收。被没收的珍宝装满两卡车……”看来布尔什维克落实了列宁的指示，“掠夺‘掠夺来的财物’”。俄国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里保存了部分共产国际的档案，现已公开。据档案记载，三月，即共产国际成立的那个月，联共（布）就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简称执委会）一百万卢布，五月——三百万卢布，数字一直攀升到一千万卢布。从四月到八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联共（布）那里收到六百四十万卢布，从列宁秘密基金中收到价值三百五十二万卢布的贵重物品，从国家银行先后收到八千和五万瑞士和奥地利克朗，十二万五千和七万七千三百德国和芬兰马克。秋天，斯堪的纳维亚局从执委会收到一百万卢布和价值六万克朗的珍宝。
这些珍宝是镶嵌大祖母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的首饰和从五克拉到二十克拉的钻石，圣像和贵妇人的装饰品。布尔什维克到底有多少珍宝，他们自己也说不清，只是用眼睛随意估量一下罢了。档案上记载，主持柏林共产国际出版社的雅柯夫·雷赫从联共（布）那里获得价值三十万卢布的珍宝。他回忆，把他带进克里姆林宫地下室，让他自己拿，他装了满满一手提箱宝石。就算手提箱不大，装满了也不会低于三公斤。地下室里珍宝堆积如山。发给巴尔干共产党员的珠宝价值一百万卢布。
把宝石带出境只能靠走私。执委会有走私能手，公开的身份是商务代表。他们把珍宝藏在鞋底、箱底、箱帮、装果酱或蜂蜜的罐头盒里。然而共产国际的商务代表对待所携带的贵重物品并不都认真负责。一九一九年某位博罗金把珍宝带往美国，他怀疑有人跟踪，便把装珍宝的手提箱交给同路旅客，请他把手提箱带到芝加哥。哪知同路旅客消失得无影无踪。还有位女士把两箱珠宝带往斯德哥尔摩，被芬兰人偷走一只箱子。另一类商务代表就不是不认真负责，而是居心叵测。卢森堡女记者给德国和法国共产党运送两颗硕大无朋的红宝石，突然消失不见了。后来传说她买了庄园，过起优哉游哉的日子。布尔什维克对这些现象或充耳不闻，或根本不知道，他们不算经济账。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得不过问了，成立了预算委员会，调查经费使用的情况。但从已有的档案中无法算出共产国际一年的收支。第一，执委会除公开的收入外，还不时收到补充拨款；其次，执委会的财务是严格保密的，多半没有记载。
共产国际第一次东方民族代表大会一九二〇年九月一日至八日在巴库召开。代表们满怀革命豪情，制定了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刻不容缓地在各地发动革命。大会总共花了多少钱，无法统计，因为没有完整的记载。参加大会的代表大部分是欧洲人。当时俄国发生灾荒，饿死上百万人。执委会还是竭尽全力招待代表，但外国革命家们对生活条件仍不满意，经常抱怨。他们的抱怨惹恼了老布尔什维克们。工农检察院检察员气愤地说：“你们吃饱喝足。每个人每天的马车费就五万卢布。意大利人和东方革命者娇惯坏了，到哪儿都得坐马车，仿佛离开马车不会走路了。”
一九二〇年联共（布）在莫斯科为共产国际创造了一切条件。执委会领导先搬入克里姆林宫，后苏维埃政权在政府大楼为他们提供了舒适的住宅。共产国际的普通工作人员、会议代表和滞留在莫斯科的外国革命家住在位于特维尔大街的豪华宾馆。凭住宿证和代表证领取女士内衣和绒衣，丝绸衣服，皮外套，雨鞋和毡靴，毡斗篷，女士皮鞋，裤子，领带，怀表，公文包，甚至手绢。尽管国内灾情严重，赤地千里，饿殍遍野，这里的日子却过得蛮不错：换下的床单和内衣送进洗衣房，设有专为代表免费服务的缝纫店和修鞋店，还有免费餐厅。解密的一份财务报告让我惊讶不已：一九二〇年十月至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在免费餐厅用餐的代表一百零五人，工作人员三百二十人，工人四十人”，这些人消费了多少食品呢？报告是用普特计算的，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鸡肉一百二十三普特，黄油七百九十四普特，熏肉五百五十四普特，咖啡六十四普特，食糖三百六十九普特，面粉八百普特，白面包七百一十五普特，蜂蜜十三普特。共产国际的人还吃了十一普特的鱼罐头，一千九百一十一听蔬菜罐头。沙丁鱼、鱼子、乳酪、苹果、鲜黄瓜和鸡蛋敞开肚皮吃。所有食品都没有标价，所以无法统计开支的数字。
共产国际的人过着天堂般的日子，但俄国的灾情越来越严重，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无法向外国掩饰了。一九二二年张国焘到莫斯科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我与威金斯基（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谈过‘克勒巴’问题（即面包问题）。他承认面包问题的确严重；全俄有两千多万人在挨饿，有几百万人可能饿死。因此，民怨沸腾，惨状横生。”（张国焘：《我的回忆》，上卷，第一七三页）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各界有良知的人士不能不做出反应。大牧首吉洪给列宁写信，向政权伸出援助之手，其结果是教堂的珍宝被掠夺。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室里又增添了许多珍宝。俄国各党派和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高尔基与那时尚存在的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等政党的社会名流商议，并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政府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向西方呼吁，请求富国赈济俄国灾民。列宁虽有自己的想法，但接受了高尔基的建议。于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饥荒救济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在全国各地拥有很大的权力，并拥有驻外代表。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担任饥荒救济委员会主席。名流们纷纷响应高尔基的号召，给西方政府、慈善机构和有影响的人物写信，向西方报刊发表谈话，恳求西方拯救濒于死亡的俄国人民。他们的积极活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大批救济物资源源运往俄罗斯。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要求监督救济物资的分配，国际联盟主管赈济俄国灾民的南森也建议苏维埃政权允许西方派代表监督粮食在俄国的分配。这些建议列宁是不能接受的，促使他下决心解散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会很快被解散，大部分委员被逮捕。著名俄国侨民作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扎伊采夫在回忆录《莫斯科》中描写了名流们是如何被逮捕的：“我们坚持委员会向欧洲派遣代表团，以便弄到更多的粮食和钱，然后运往灾区，这不合‘他们’心意……我们按照规定五点钟前到达一幢住宅参加会议。今天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加米涅夫主席没到场。我记得走廊里忽然响起一片嘈杂声，刹那间十几名穿皮夹克、长筒皮靴的人举着手枪从昏暗中冲了进来，其中的一位大喊了一声：‘根据全俄非常委员会的决定逮捕在场的所有人！’”名流被捕的消息对高尔基不啻晴天霹雳。他与加米涅夫大吵了一架，随后黯然离开俄国。民间两次赈灾行动都以发起人悲惨的结局告终。粮食运往何处，灾情有无减缓，不得而知。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仍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是不争的事实。
俄国的灾荒对共产国际的经费毫无影响。大部分外国共产党花共产国际的钱从不知节省。如一九二一年二月雷赫给德国共产党带去两千五百万马克和价值三千七百万卢布的珍宝。他们还嫌不够。老布尔什维克斯塔索娃给列宁写信说：“某些同志公开说，如果党得不到共产国际的资助，就不得不解散，他们靠共产国际补贴工作。”联共（布）不得不又送去五千万马克。副财政人民委员阿尔斯基对共产国际庞大的开支向执委会提出质疑。据他所知，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某些代表们把发给他们回国的外汇兑换成卢布在市场上采购黄金。他在致执委会的信中写道：“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正在挨饿，流浪儿童为一块面包在街上和车站上倒卖破烂……外国代表中不自觉的同志的这种态度是有罪的，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直到代表离开的时候对他们搜身，这样才能查出为发财而来的坏家伙。”共产国际负责人皮亚特尼茨基解释了开支过大的原因：“四百五十名欧洲人和美国共产党的代表领取九百九十七万马克，一万三千八百克朗，四百英镑，六千四百美金。因为很多代表经过几个国家才抵达俄国，在所经过的国家要停留几天。不少代表由于参加三月起义，受到警察的通缉，不得不装成富有的资产者。他们需要买护照、付住宿费、饮食费和交通费。这些开支是可以理解的。”接着他谈到防止个别人利用革命发财的措施：“路费在临行的那天发，使他们没时间兑换卢布购买黄金和白银。”但也有代表到莫斯科领取生活费后立即兑换成卢布，仍然能购买俄国便宜的黄金。为避免造成国际影响，共产国际没扣留过一个代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自一九二〇年起共产国际陆续建立了一系列组织和学校。如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济会、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农民国际、军校、国际列宁学校和三个共产主义大学（西方少数民族大学、东方劳动者大学和中国劳动者大学即孙中山大学）。这些组织和学校为外国培养出一批革命者。建立组织和成立学校仍需大批经费，自然也得由联共（布）提供。
面对如此巨大的开支联共（布）也左支右绌了。布尔什维克想出两个办法：向国外出售珍宝，在国外设立代售点，换取外汇。中国哈尔滨的马迭尔宾馆便是代售点之一；其次是为这些组织（不包括学校）提供条件，让他们自己筹措经费。一九二二年三月托洛茨基提出向外国出售国内珍宝，坚信世界革命即将成功，成功后工人阶级将没收被剥削阶级买去的俄国珍宝，完璧归赵。但这两项措施似乎都不成功，世界革命并没有马上成功，不少俄国珍宝流失海外。各种革命组织惯于依赖共产国际，自己不善经营。以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为例。它给一百零五名工作人员换上新装，派往国外支援革命。革命家像商人那样阔绰地接待外国客人，但钱很快就花完了。联共（布）把餐厅、几个国营农庄、制鞋厂、建设局和出版社拨给协会，让他们自己经营，解决经费问题，但不久餐厅关门，工厂倒闭，农庄荒废，没挣到一分钱。发动世界革命的革命者不仅不会挣钱开展工作，连自己的衣食还得依赖联共（布）。布尔什维克终于明白这种赔本的买卖不能再做了。一九三六年后共产国际很少再资助外国共产党，仅在政治上给以指导。共产国际自一九一九年成立至一九四三年解散到底花了多少钱，恐怕没人算得清。共产国际的收支是一笔糊涂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