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朱棣所藩属的宦官，不仅未被建文帝收买，如郑和、王狗儿等人，还纷纷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这一切都让朱棣感觉，他们是自己最亲近的人。所以登基之后，朱棣开始重用太监。特别是永乐十八年，明成祖又开设专由太监负责的特务机构——东厂，恢复朱元璋本来已经废除的锦衣卫。至此，厂卫之祸，流毒深远。此外，太监拥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坐镇、刺探等诸多大权。明太祖朱元璋本来有祖制：“太监不允许读书识字。”朱棣却一反其制，听凭太监们学文化、读诗词。
到了后世的宣宗，甚至专门为太监设立学堂，请专人传授知识。这些太监倒也认真好学，所以能够在关键时刻出谋划策，欺君误国。所以明朝太监之祸日烈，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终于积重难返，直至亡国。追本溯源，实在是成祖朱棣开了一个“好头”啊。
后世提及明成祖朱棣，褒贬不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身边的重臣是他取得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和建文帝的光明磊落不同，朱棣的身边更多的是擅长阴谋诡计的人，这从他重用姚广孝和太监就可见一斑。他实在是一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人。
事实上，方士也为朱棣的成功奉献良多。古代的人们大都有迷信心理，即使是朱棣这样的大人物，也难以免俗。尤其对于那些处于关键的历史时期和关键的历史位置的人来说，占卜往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朱棣公开起兵夺取皇位这件事，在封建时代属于大逆不道，足可抄家灭族，不要说不一定会成功，即使成功了，也会遭到当代人和后世人的不齿和唾骂，所以燕王曾经犹豫不决。正是在姚广孝等人的劝说下，当然其中也包括占卜，才使燕王最终下了起事的决心。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无论是谋士也好，太监也罢，无不希望自己跟随的是一位英明之主，辅佐他建立不世之功。然而，物以类聚的道理古今皆同，怪异的人、不健全的人，共同组成了朱棣的智囊团。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竟然君臣契阔，合作默契。就这样，这个奇怪的无敌组合，奇怪地夺取了明朝的江山。在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回望明朝历史，油然而生的竟是这样一种感慨：也许，建文帝朱允炆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本人和他的谋士们太过正常了。毕竟，打江山、坐江山这样极不一般的事情，有时还是需要“剑走偏锋”，突破常规的。
§§§第三节 一代奇儒方孝孺
方孝孺
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靖难之役，朱棣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时刻。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朱棣兵临南京城下。没有太多的战斗，曹国公李景隆、谷王朱橞打开金川门迎降，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以武功夺取江山的朱棣可以在战场上无坚不摧，却无法拢住文人的心。饱经太祖摧折的文人们，早已把建文帝当作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君主。建文帝对他们的尊敬，让他们感受到了尊严；建文帝所给予的重用，让他们有一展才华的机会；四年的文治更让他们看到了太平盛世的曙光。面对一身戎装的胜利者、被武将、宦官所包围的朱棣，文人的铮铮铁骨再一次显露出来。
方孝孺（1357－1402），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父亲方克勤于武四年（1371）出任济宁知府。方克勤是一个心存百姓的清官，这让方孝孺自幼就懂得了施政为民的道理。但是这样的一个循吏，也未能逃脱朱元璋的屠杀。洪武八年（1375），有人诬陷方克勤私用仓中炭苇，方克勤因此被流戍。第二年，空印案案发，方克勤再次受到牵连，被杀。父亲的死让方孝孺懂得了皇权的威力，却没有惊醒梦中人。方孝孺把父亲的死简单地归因于不能把清廉进行到底，未能彻底贯彻儒家的道德伦理。从此方孝孺跟着老师宋濂，满头于儒家经典，希望能从中找到经邦治世的途径，为国家百姓做出贡献，从而洗刷父亲留下的“污点”。
洪武二十五年（1392），满腹经纶的方孝孺在太祖的有意安排下，只得到了汉中府教授的职位。朱允炆执政后，他才真正得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出任翰林侍讲。建文帝对他非常器重，每天都要让他陪伴左右，以便遇到军国大事时，可以第一时间征求他的意见。方孝孺没有辜负皇帝的厚爱，锐意改革，力图改变洪武以来苛峻的统治政策。但这一切都被朱棣的死心所打断。
即使如此，方孝孺的才能也展示了出来，得到了天下人的认同。传说在朱棣攻打南京之前，姚广孝特意叮嘱朱棣，说道：“南方有叫方孝孺的人，学问和人品都堪称上乘。南京攻陷后，他必然不会投降，请千万不要杀他。“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姚广孝，但这也未能阻止住高高举起的屠刀。
南京城破后，朱棣寻找可以为自己书写登极诏书的人选，满朝文武都推荐方孝孺执笔。召见的命令下达后，朱棣没有找到一个摇尾乞怜的可怜虫，却看到了披麻戴孝、放声痛哭的方孝孺。朱棣耐心地宽慰道：“我此行并不是为了谋害建文帝，而是要效仿周公辅佐成王的先例。”方孝孺却不买帐，问道：“建文帝安在？”当得知自焚而死的消息后，方孝孺大声指责朱棣为何要自己登极，却不立建文帝的儿子。强压怒火的朱棣解释说，“国赖长君。”当又被问道为何不立建文帝的弟弟时，朱棣已经忍无可忍，说了一句“此朕之家事”后，便命令左右为方孝孺准备纸笔。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不禁大怒道：“你不怕死，难道就不怕诛连九族吗？”方孝孺也大声地回应道：“即使是诛十族又能如何！”
一句气话却招来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幕。早已习惯血腥的朱棣马上动手，将与方孝孺有关的亲属全部抓了起来，是为九族，此外还有他的门生朋友等一并抓拿归案。行刑的时候，朱棣特意命监斩官将要杀的人一一带到方孝孺的面前，希望方孝孺求饶。方孝孺不为所动，于是一个个他熟悉的面孔纷纷倒在了血泊之中。到了方孝友就刑时，面对年轻富有才华的弟弟，方孝孺才留下一行眼泪。方孝友随口赋诗劝慰道：“阿哥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在十族诛杀殆尽后，方孝孺自己也被凌迟处死。整个杀戮中，共有873人被杀，另有1000多人被发配充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诛十族”。
除方孝孺以外，齐泰与黄子澄两家也被族诛，仅黄氏一家就死了族人65人，亲戚280人。兵部尚书铁铉（1366－1402）在靖难之役中固守济南，是朱棣最大的敌人。他被俘到南京后，铁铉同样宁死不屈，在朝堂之上，始终背对着朱棣，不肯回头。当他的耳朵和鼻子被割了下来，铁铉仍然不肯回头。杀得兴起的朱棣竟然命人把从他身上割下的肉烤熟了之后，喂给铁铉吃，还问道：“甘否？”铁铉的回答则是：“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怒不可遏的朱棣将铁铉凌迟处死，并将他的尸骨放入铁锅熬之，让他尸骨无存。礼部尚书陈迪当朱棣登极之时，在朝堂之时大骂，让朱棣当场下不来台。朱棣命人把他的儿子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骂越厉最终被凌迟处死，亲属被发配充军的人数达180人。
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到朝堂后，仍然骂不绝口，朱棣“命断其舌”，满脸是血的练子宁把手探入口中，用鲜血在地上大书建文帝安在的几个大字，也被凌迟处死。家族被杀者达151人之多，亲属被发配远方的达数百人。左佥都御史景清，假意投诚，却身上暗藏利剑准备行刺。被发现后，骂不绝口，当牙齿被硬生生地掰了下来之后，史景清仍然骂声不止，含血喷了朱棣一身。朱棣下令“剥其皮”，以草实之，并把他的骨肉碎尸万段。后来朱棣一直心神不宁，怀疑是史景清的鬼魂作怪，于是派人到他的家乡，把与他有关连的乡邻都抓了杀掉，以至于原来生机勃勃的村庄变成了废墟，俗称“瓜蔓抄”。
这种惨烈殉难或合家被杀的例子还有很多。南京陷落前因为不肯为朱棣卖命而逃遁的官员多达463人，他们中间大约有100多人被逮杀。以清人谷应泰编写的《明史纪事本末》为例，书中专门列了“壬午殉难”一节记述这些刚烈之士，竟然列举了70条之书。内容令人毛骨悚然，不忍猝读。在漫长的历史中，任何一次改朝换代都不及这次惨酷，这不能不说是明朝的一大奇闻。家族之争竟然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回响，有这么多人惨烈殉葬，我们又如何不对这些铮铮铁骨的文人表示一下我们崇高的敬意？
大约朱棣自己也感觉到自己血腥太重，在南京居住的每一个晚上，那些惨死在自己手里的文人形象一直徘徊在脑海，挥之不去。朱棣在南京呆不下去了，开始准备迁都北京。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作为陪都，并着手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为了让北京尽早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永乐二年，明成祖下令向北京附近大规模地移民屯田，五年之内减免赋税。把战乱之后形成的大量流民组织起来，到北京一带去种田。一些军士也被放归北京乡里种田。他甚至还下令释放囚徒，把他们安置在北京周边地区务农。又实行了一些优待政策，例如免费提供耕牛和种子等。就这样，北京地区逐渐地繁荣起来。
永乐五年，徐皇后病逝。明成祖并没有把她安葬在当时的首都南京，而是在北京附近的昌平为她建造寿陵，这就是今天北京十三陵中的长陵。永乐十一年，他将徐皇后安葬在这里后，长陵仍在继续营建，永乐十四年才宣告竣工。后来明成祖驾崩后，也安葬在了这里。
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命令文武大臣讨论营建北京城的方案。第二年，他任命泰宁侯陈珪为营建北京的总指挥，前后从全国各地招来20多万工匠、上百万的民工，还有难以计数的军队。经过多年的修建，北京宫城与皇城终于基本建成。永乐十八年（1420），明成祖正式将京城迁往北京，原京城应天府，改名为南京，作为陪都。
从此成祖彻底地摆脱了那些纠缠自己的阴魂。而明朝的文人们也从此转移了阵地，在北京继续上演着一幕幕悲喜剧。
§§§第四节 “三杨”的故事
杨士奇
当一批批文人为了建文帝纷纷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还有一些年轻的文人却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朱棣的怀抱。杨士奇（1365—1440）、杨荣（1371—1440）、杨溥（1373—1446），此三人合称“三杨”。“三杨”都出自建文帝时期的翰林院，踏着方孝孺等人的鲜血，他们在永乐朝升任内阁大学士，开始了他们的表演。仁宣时期，在摆脱了以武治国的朱棣后，他们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间，三人恪尽职守，深合皇帝心意，为“仁宣之治”的开创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宣宗驾崩，三人又辅佐幼皇英宗。但此时“三杨”却昏庸懦弱，对权宦王振听之任之，以至王振败坏朝纲，唆使英宗北伐，酿成“土木堡之变”。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杨”在位30年，身上带有明朝前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三杨”的宦海沉浮，也具有颇多代表性。他们的思想变化，正是这一时期朝臣心理变化的缩影。
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的进士，当年便进入翰林院。杨士奇就没有他们两人顺利了，由于家境贫寒，他无力参与科举，只能教授生徒来维持生活。但艰苦的生活并未阻碍杨士奇奋发图强，他一直满头经书，等待着时机的到来。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由于工作量大，被迫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与编修工作。因为学行出众，杨士奇也在应征之列。杨士奇以此为契机，以布衣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充当了编纂官。在这里他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识英才，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
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从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显爵。这一切都表明，三杨是建文帝看重的人才，他日的栋梁。此时的翰林院人才济济，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缙、金幼孜等人都在这里任职。“三杨”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们本人也尽心尽力，颇有一番报国之志。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杨士奇，工作勤奋，深得方孝孺的信任，仅一年便提拔他为翰林院副总裁官，审定各地所上书稿。“三杨”荣膺重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但靖难之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夏，靖难大军逼近南京。面对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究竟是以死报效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顺应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时杨士奇37岁、杨荣31岁、杨溥更是只有29岁，他们正当风华正茂之时，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好的前途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效力，一展身手。让他们选择死亡对他们来说，简直过于残忍了。更何况他们只是小官，没有为建文帝殉难的必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只是朱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达到国破家亡的程度。经过深思熟虑，“三杨”与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这一选择，为他们叩开了未来的大门，但也让他们丧失了立场。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三杨”，肯定会为自己未能贯彻忠义，不能实践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内疚。他们只能期盼着事业上的建功立业，为自己洗去耻辱。
与“三杨”的选择不同，翰林院中与“三杨”关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却对朱棣誓死不从。“三杨”的好友周是修在燕军进入南京城后，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尽而死。当初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时正在外募兵，听到消息后，悲愤投河而死。对“三杨”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辞激烈触怒朱棣，被朱棣诛杀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面对同僚的死难，我们不知道“三杨”作如何想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让他们对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认识，谨小慎微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此后“三杨”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样“不识实务”，加之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三人进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潮。杨溥于永乐二年（1404）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杨荣在永乐元年，被成祖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起给“诸皇孙讲学”的责任；杨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乐元年（1402）十一月便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主要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机密。命运把他们与朱高炽捆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