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获得了成祖的青睐，但他们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杀成性的性格。在处理成祖交给的任务时，他们小心谨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满。永乐九年（1411），杨士奇主持编修《太祖实录》。为了迎合成祖，他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内容。在对太子、诸皇孙的教育上，“三杨”也是尽心尽力，口传身教，深怕有负于成祖的重望。加之太子朱高炽比成祖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政治主张上也与“三杨”十分相近。在东宫教学期间，“三杨”与太子相处得非常融洽。马上皇帝不能给予他们如鱼得水的感觉，而在这位太子身上他们却看到了希望。从这时起，“三杨”和一批东宫僚属成了太子朱高炽的有力支持者。但朱高炽的地位不稳，也给“三杨”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成祖即位后，因为北征和营建北京城，长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主管朝政。太子监国期间，严惩酷吏，压制太监，施行了许多仁政。然而，这些举措在强调“高压治国”的成祖眼里，却无异于“犯上”（大逆不道）。太子与成祖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次子朱高煦又战功卓越，性情上与成祖相类，成祖便想废掉太子另立储君。作为太子的老师――“三杨”，朱棣自然也就对他们颇为不满。不要说对其重用了，此时“三杨”的性命都悬于一线。此刻“三杨”已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储君之位。杨士奇因一再上言为朱高炽辩解，两次牵连入狱。杨溥因在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时，迎驾迟晚而获罪，在锦衣卫狱中关了十年，几乎丧命。同僚陈善、解缙也相继遇害。“三杨”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此时与成祖随军同行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死讯密而不发，连夜骑马赶到京城，与在京的杨士奇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释放还在狱中“苦读”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
此时，杨士奇60岁，杨荣54岁，杨溥50岁。本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各具才能的“三杨”，在成祖的高压政策下难施才华。如今他们已经步入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杨”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处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难，让“三杨”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虽然仁宣二帝同他们共患过难，虽然二人也以“仁慈”闻名，但“三杨”仍在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侍奉着“神坛上的君主”，在皇权允许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杨士奇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节，兢兢业业，体恤爱民，主张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流民，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经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名臣。但杨士奇却从不因功自傲。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宣宗告之情况后，杨士奇不但不愤怒，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杨士奇能够荐人之长，克人之短，不亏为“三杨”之首。
杨荣虽在为人上不及杨士奇，但其思维敏捷，机敏多谋，通晓边务。他曾跟随成祖五次出塞。年过六旬，还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皇帝信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未恃宠骄矜，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溥不像他们二人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他操守极好，作风低调，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他对仁宗忠心不二，出狱后更是勤勤恳恳，成为朝臣的典范。
在“三杨”执掌内阁期间，大明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取得，“三杨”可谓功不可没。
宣宗去世以后，年仅9岁的英宗继位。太皇太后张氏出于对老臣的信任，推举“三杨”主掌朝政。“三杨”虽然推行了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稳定了政局，但“三杨”年事已高，不愿介入朝堂之争，希望能够明哲保身。
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振，于正统五年（1440）七月趁杨荣回乡扫墓，在朝堂上揭露杨荣接受边将馈赠良马的事实。杨荣听说后羞愧难当，加之年事已高，竟在回京途中忧愤而死。
杨士奇之子杨稷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正统八年（1443）又犯下命案。王振借机攻击杨士奇。这件事对谨慎了一辈子的杨士奇来说打击太大了，从此一病不起，次年三月就在忧郁中离开了人世。正统十一年（1446），“三杨”中的最后一个杨溥也因病去世了。至此，王振便更加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明朝也开始露出衰亡之象。
§§§第五节 于谦“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爆发，身为国君的英宗竟然被俘，朝中一半的大臣命丧黄泉，几十万精锐葬身沙场。这对于以皇帝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来说，无疑是国破家亡。消息传来，所有人不禁想起靖康之耻，徽钦二帝坐井观天的典故来。明朝要完了成为上至百官，下至黎民百姓的话题。在这危机关头，于谦挺身而出，拯救了濒于亡国的明朝。
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在这个以风花雪月为主的城市里，于谦并未熏染颓废的时风，而是时刻以为国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当其他少年在西子湖畔弹琴吟对之时，于谦却在西湖湖畔的岳庙里徘徊。“精忠报国”四个字深深地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除了岳飞，他还为文天祥的气节所折服。在他的书斋中，挂有文天祥的画像，于谦还特意为画像写下赞词：“殉国忘身，舍生取义；宁正而毙，不苟而全！”这成为他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最终以生命捍卫了自己的誓言。
永乐十九年（1421），23岁的于谦考中了进士，开始了为明朝付出一生心血的历程。但这一个开端就让于谦认识到仕途的艰险。起初于谦是会试的第一名，在通常意义上，会试的第一就意味着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离他不远了。但殿试中却以“策语伤时”（在对策中抨击时政）的名义，把他置于三甲的第九十二名。这样的打击并没有影响到于谦为国尽忠的志向。到了仁宣时期，于谦终于得到了一展才华的机会。宣德五年（1430），宣宗亲点他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此时于谦才32岁，这是莫大的信任。“三杨”也很看中他的才能，每当于谦上书言事时，三杨无不予以批准，给予了他施展才能的自由空间。于谦在巡抚任上长达9年，两省百姓无不从中受益，把他比作再世的包公。
可惜好景不长，太监王振逐渐把持了朝政。满朝文武争相献媚，更有甚者还剃胡取悦，称其为“翁父”。正直的于谦，不肯同王振同流合污，从不向王振送礼。这招致王振的不满，正统十一年（1446），王振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于谦下狱。河南、山西两省的百姓纷纷上书为其明冤，就连周王、晋王等宗室也提出同样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其官复原职。尽管如此，但是肮脏不堪的朝廷中，已经没有于谦发展的空间了。
“天生我材必有用”，国难给予了于谦机遇。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爆发，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所有的大臣都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于谦站了出来，在拥立景帝、扫除王振余党等问题上，于谦处理得有条不紊。他所做的一切，让大臣们交口称赞。年逾七十的吏部尚书王直更是动情地说：“事起突然，如果不是你镇定自若，处理得井井有条，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今日的事，就是有一百个汪直，又能怎样呢？”于谦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此后于谦被视为社稷重臣，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全权处理军国大事。当也先率军直扑北京之时，有些朝臣公开散布悲观失望的言论。朝堂上大臣徐珵（徐有贞）甚至提出让出中原，迁都南京。群臣竟默默不语，无人敢言战守。。这时一个响亮的声音回荡在议事堂上：“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势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于谦用历史告诫所有的人：北京的安危，才是社稷利益的核心所在。京城没了，就会重蹈南宋的覆辙！正是于谦的一席话，才坚定了明朝死守北京的信心。
正统十四年九月六日，郕王朱祁钰继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以英宗的儿子为皇太子。经历了一个月的混乱，至此群龙无首的局面才告结束。紧接着于谦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保卫京城的工作上。他调兵遣将，积蓄粮草，加固城墙，修整兵器，训练新兵，各项备战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在于谦的努力下，本已惶恐厌战的百姓和士气低迷的兵卒，终于看到了希望，众志成城，准备决一死战。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十一日，瓦剌大军兵临北京城下。也先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多月前，明朝几十万大军兵败如山倒；短短地两个月，明朝军队就以新的面貌得以固守城池。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后，鞑靼的铁骑被迫撤回关外，北京保卫战，以明军的全胜而结束。整个保卫战的总组织者、总策划者、总执行者——于谦尚书功不可没。然而，于谦却不居功自傲。在论功行赏时，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少保。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谦虚地说：“这次外敌入侵是我们做臣子的耻辱，哪里还敢邀功请赏。”当石亨上书保举于谦的儿子为官的时候，于谦铁面无私，在皇帝面前指责石亨的行为，是假公济私，要严惩严办。
北京保住了，景帝的宝座也进一步稳固了。但迎请英宗归国的呼声越来越高，景帝也就越来越怕。国无二主，英宗回国后，自己这个临时皇帝又要摆在哪里啊！在讨论英宗还朝问题上，景帝和大臣们发生了严重分歧。面对毫不退步的景帝，又是于谦在关键时刻出手，他说：“皇位已定，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余地，但迎接英宗也是当务之急。万一也先趁此机会使诈，我们也有借口，不会被天下人耻笑。”这句话既肯定了景帝皇位的合法性，又保证了英宗归来的可能性。难怪，景帝听后，高兴地说：“从汝，从汝。”于谦话语不多，却处处说到了皇帝的心坎上。可见，他对帝王的心理洞若观火。而他却从不凭此谋营私利，可谓是大明朝的福分。
景泰八年（1457），趁景帝的病重，徐有贞、石亨发动了“夺门之变”，英宗顺利复辟。由于徐有贞、石亨因为于谦的正直而与之结怨，于谦的末日到了。他们炮制出于谦、王文等拥立藩王的罪名，当大臣们纷纷劝于谦上书鸣冤的时候，于谦却很明白时事，说道：“石亨等人要把我置于死地，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呢？”最终于谦因“意欲”二字而构成罪名，天顺元年（1457）正月二十二日，即英宗复辟后的第五天，于谦被送上了断头台。同他所景仰的岳武穆一样，同样是莫须有的罪名，同样是埋葬于西湖之畔，历史有时会惊人的巧合。于谦死后，“及籍没，家无余资。”做到尚书级的高官，竟能清廉如水，岂能不让人佩服。
“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首《石灰吟》，正是对于谦一生最好的写照。
于谦死后，朝廷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夺门之变”的功臣石亨自恃有功，大肆培植党羽，干预朝政。天顺三年（1459）八月，石亨的侄子定远伯石居心叵测，被逮下诏狱，抄没家产。四年正月，逮石亨入诏狱，抄家没产。三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斩首示众。另一个“夺门之变”的功臣太监曹吉祥，在天顺五年（1461）阴谋造反，被处死。这所有的人都让英宗想起于谦的忠心为国。而蒙古的不断侵边，更让英宗发现自己失去了一个抵御外患的将才。英宗渐生悔意，知道自己错了。但终其一生，他也未给于谦平反。也许，他是想把杀功臣的恶名留给自己，把褒功臣的美名留给儿子——宪宗皇帝朱见深。宪宗继位后，立即为于谦平反昭雪，于谦终于得到了自己应有的评价。
§§§第六节 文官的权力极限
杨廷和原籍四川新都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武宗的突然去世让本已混乱不堪的政局更是跌荡起伏。武宗的猝死让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太监慌了手脚。而更让他们坐立不安的是，武宗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他们只好向内阁大臣们请示善后事宜。此时杨廷和已68岁，梁储77岁，蒋冕68岁，毛纪79岁。他们好不容易才捱过武宗统治时期，古稀之年的他们，可不想再放弃这次扭转明朝政局的可能性了。
杨廷和（1459－1529），蜀郡新都（今四川新都县）人，是一位属于神童式的人物。12岁中举人，成化十四年（1476），他19岁时考中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此后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长期供职于翰林院，正德二年（1507）入阁为阁臣，眼前的路一片光明。可惜天不遂人愿，武宗的荒淫无度、刘瑾等太监的横行，让杨廷和意图整顿国政的努力屡屡落空。心灰意冷的他几次上书乞请退休，幸好武宗虽然胡闹，但仍知道杨廷和是难得的人材，一直予以挽留，才让杨廷和得到施展拳脚的时机。
面对武宗留下的烂摊子，杨廷和等人异常冷静，首先确立了皇位的继承人。按照《祖训》中“兄终弟及”的规定，选定朱厚熜，阻止了张太后和太监们染指皇位继承的阴谋。紧接着，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不等新皇帝即位，便开始着手改革弊政。在武宗去世后的第三天，杨廷和便以遗诏的形式罢团营、革皇店，遣返贡使、番僧、进献的妇女等。同时，又逮捕了被大臣深恶痛绝的江彬等人。最后拟订了新皇帝的继位诏，洋洋万余言，“凡先朝蠹政，厘剔殆尽。”在武宗死后直至朱厚熜到达京师之前，杨廷和利用这37天的皇位空缺期，把他们能想到的政治理想全部付诸于实施，试图开创出一个新的局面迫使新皇帝接受。然而，他们却完全忽略了朱厚熜本人的选择。
四月，朱厚熜一行从安陆赶到京郊时，却意外地被挡在了城外。原来，杨廷和等人要求朱厚熜按照皇太子礼，由东安门入文华殿，待百官三上笺劝进，再即帝位。朱厚熜当即予以拒绝，以武宗遗诏为依据，声称自己是来当皇帝，而不是来当太子的。看似无关紧要的争吵，实际上是朱厚熜不愿把自己的入即皇位说成杨廷和等人拥戴所致。他要争取自己独立的权力空间。第一次君臣的交锋，以朱厚熜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他按照自己制定的路线，由大明门入宫，登上皇帝的宝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