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漫无目的地走在医院的走廊上，呼吸着消毒水呛人的气味，然后推开了值班室的门，然后看到了你，依旧是一头黑的如水洗的头发，白色的褂子不沾一点儿污黄，整个人整洁的就像是从校园宣传栏里走出来的礼仪标兵。看到我，笑了笑，说：“嘿，宁宁。”
莫执还蹲在地上看着洒了一地的灰烬和纸屑，撅着嘴呆呆的出神，估摸着是刚才上楼太匆忙一推门碰倒了没有来得及归位的垃圾桶，“还是我来打扫吧。”言若欢已经找出了扫帚，“这么晚了，来我这里做什么？还带了一个未成年人。”他笑笑，在确认地面一尘不染后又从柜子里找出了一次性纸杯。
“哦，莫尼，他酒喝多了。想找你看看有什么药可以吃的，这么晚了，来打盐水太麻烦了。”我理着后脑勺的头发，把挎包扔在了他的桌子上，他转身走进开水房，我干脆就直接靠在了门上，“哎，又是这家伙，你和他认识这么多年了，难道不知道他酒精过敏？”
“当然知道啊！”开水像突破了关口的军队一往无前的从锅炉口倾泻而下，雾气蒸腾，仿佛翻滚着一整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可人家老同学聚会，我能不让他喝？”
言若欢没有再说话，转而把水递给了我：“还是有一点烫，慢点儿。”
十九岁那年，我东渡日本，跟着专科院的队伍一路长途跋涉了好几个时辰，转战各路办了无数道手续才算是坐上了从浦东起飞的飞机。原本按照学校的规定我可以选择留在本校等待工作的分配，虽然并不一定能指望上混个非常好的工作，但起码日常的开销算是有了着落。
可我拿到毕业证的第二天我就提出了去日本的申请，在当时到处弥漫着堕落气息的专科院校里绝对是一场轰动，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步宁都是和傻叉可以互换的同义词。我当然晓得这是一种多么疯狂的行为，可出人意外的是，我妈居然没有丝毫的反对，她脸上的镇定就和三年前得知我中考成绩四百多分时的表情一样。
“我早就料到了。”我还记得她是这么说的。非常诚实的讲，我不是那种学习刻苦，或者说特别容易警醒的人，相反的，我属于那种老师眼里剑走偏锋，未来全靠赌的人。在我初中的那三年里，全校百分之七十的人在好好学习，百分之二十九点九九在谈恋爱，剩下一个我在网上捣鼓论坛，纯粹凭借平时对于日本动漫的热爱积累下来的日语知识和一帮人没日没夜的给日语短片做字幕，于是我也是所有家长眼中那种标准的“不分轻重缓急”的少脑子的人，于是三年下来，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在思考自己未来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自己攒钱买到了我人生到那时为止最贵的一样东西——索尼PS3。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这个机缘我妈同意了我的选择，继续靠赌来预测几乎已经算是渺茫的未来。在上海的机场上，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誓：拼搏，学习，打工，回来之后一定混个人样。可事实证明就是，这几样没一个实现的。我去的不是东京，而是另一个专科院校的导师口口声声的“大城市”，大到像铁岭那么大，不夸张的说，机场有一半建在海上，飞机降落要是不小心，折到海里不是什么问题。下了飞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是不是转了一圈回到滨海了，更嘲讽的是，我还是从上海启航的。
我是土生土长得滨海人，在这十九年里，滨海虽然谈不上发展但好歹盖起了自己的城市商业圈，我对这个山寨铁岭的感觉好比是格列夫来到了矮人国，因为一米七的我在女生当中只能算个平平，可到这里我见到我的日本同学时他们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同学，您好伟岸啊。”不过好在日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热情一点，几天的功夫在当地同学的帮助下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我在这里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剥削阶级，早晨七点开工，晚上六点下班，紧接着上课上到十点半，而从上课的地点骑车子住宿的公寓起码四五十分钟的样子，往往一天下来，我都恨不得直接睡在回去的路边的稻田里。
很多的情况下我都在想，我是否应该考虑妥协一下当初的那种一腔热血，因为毕竟这种非人的待遇真的将会是未来很多年里我的日常生活写照，但每天当我和我的室友抢着躺进公寓简陋的浴缸里的时候，我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该怎么样怎么样吧，谁让我当初“不分轻重缓急”呢？
头一回认识言若欢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在我工作的餐厅，言若欢是名正言顺的来日本留学的，在第一次见面之前就听说他是学医的，是个专门给人脑子做手术的大夫，二十多岁的样子，算得上年轻有为的那种类型，据说已经来日本两年了，就在餐厅后面的那家医院，除了每天晚上都会来餐厅吃一顿拉面，我真的想不出来我的人生居然会和这类人产生交集。
元旦那天，餐厅举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这是我们这群黄毛孩子呆在这偏远岛国的第一个节日，餐厅老板和老板娘便主动邀请了我们参加，言若欢是这里的老顾客了，于是庆祝会那天晚上他也来到了现场，厨房领班给我们一人做了一个寿司，然后一个一个看我们吃下去之后才告诉我们，原来刚才那些寿司里面其中有两个被抹了芥末，没想到日本人居然也有这种放彩蛋的习俗，看来娱乐大众的恶趣味真的是没有国界的。
我自认为从小习惯了各种配料的口味的舌头已对那种辛辣毫无抗拒，所以即使在吃下第一口就意识到“此寿司味道非比寻常”后还是把那个彩蛋非常平静的给咽了下去，我看着长桌对面愣头青一样的日本小帮工一个个瞠目结舌的样子，好像我刚刚亲自表演了口吞宝剑，然后水波不兴地拿起餐巾纸擦了擦嘴角，在场的中国小伙伴都笑开了，开始寻找另外一个吃到彩蛋的人，于是在这个时候，言若欢淡定地举起了手。
“不会吧，你们中国人的味觉好奇特啊！”领班的看着我们吃掉他精心准备的彩蛋却毫无反应的样子颇为失望，发誓下次一定要搬出他亲自调配的调料来挑战我们中国人的舌头，我暗笑，当年在四川刷水煮鱼的时候，估摸着这群愣头青连舌头都没有长成。
一桌生鲜很快见了底，那个时候已是晚上十一点了，我们几个几次想走赶快回出租房，但老板娘执意要让我们喝完酒再走，话说回来这还是我来日本第一次接触酒精，先前一直手头拮据没有分散的空余，今天干燥的喉咙算是可以满足了。酒端上来的时候我就笑了，两度。“你确定这真的是酒么？”我反复向老板娘确认了之后便尝试性的喝了一口，原本以为可能是因为两国计量单位不同而造成的误差，可没想到这一口喝下去真的和我在家烧的白米稀饭没有任何区别，哭笑不得之余，纯粹当白开水喝了，一杯接着一杯喝下来整瓶很快就没了，一直到后来，老板拿出了一瓶十五度的摆到我们面前说：“这真的是度数最高的了。”的时候，坐在对面的愣头青已经完全把持不住了，基本成全线崩溃的状态，看着我有说有笑的看着他们，其中两个举起杯子把那十五度的酒一饮而尽，然后一脸慷慨赴死一样的从容。
“他们在向你展示，什么是真男人。”言若欢轻描淡写地说道，我觉得我现在的表情已经不是笑那么简单了，“那你在中国都喝多少度的？”，我说：“那种五十多度的白酒啊！”从此以后愣头青们再也没和我提起喝酒的事情。
酒足饭饱之余，愣头青们扎堆在一起哼起了他们的民歌，即是度数很低的酒，但究竟那种萎靡的气味还是稀薄的蒸腾在空气里，路边的路面维修工程开始了，我听到那钻头击穿老旧水泥板的声音，被酒精钝化的像石块扔进了水域，暗黄色的灯光中，老板和老板娘也加入了哼唱的行列，氤氲的歌声浮光一般，我相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意境了。
“哎。”我听到有人叫我，于是从椅子上抹过头，在一片头昏脑转的眩晕中，我第一次从这个角度注视言若欢，还有他那一脸无辜的灿然，“看来你没有喝够，有没有兴趣去我的值班室坐坐？”哼唱的声音愈发投入，整个狭长的餐厅仿佛变成了一架管风琴，那深沉的共鸣到最后演变成了胸腔的震颤，我看了下表，还有十分钟十二点，“有床么？”我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他摆出一副“你猜呢？”的表情，于是我们就理所应当地逃出了聚会现场。
直到冲出了大门我才意识到今天真的穿的有点少了，我感觉日本十一月的长风轰轰烈烈地吹过，那深邃的荒芜仿佛一整面墙壁无比真实地砸了下来，在那几秒内，好像一切都可在这不被察觉的间隙沉沉睡去，安然在那毫无道理的萧瑟中，“冷么？”言若欢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看着他一身单薄的衬衣被灌进去的风高高地隆起，“你难道不冷么？”我抱着双肘尽可能克制这寒冷带来的颤抖，却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所以要快跑啊！”然后不由分说朝前奔去。
十一月的日本真的很冷，在几乎不怎么有建筑物的城区边界，相比较灯火通明的东京都和函馆，空旷的街区就像一条沉睡的甬道，医院的红十字沉默在了粘稠的背景里，晚风乍起，视野里只剩下言若欢白的发亮的衬衣在风中肆意妄为地跳动，强劲的臂力在拖着我向前，不容反抗地牵引下仿佛正跑向一个未知的深处。天晓得几秒钟之前我是怎么想起来追随这家伙的脚步跑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不过现在看来，那理由已经不重要了。
我闻着天下医院一样呛的消毒水气味，整个人瘫倒在了值班室的桌子上，言若欢从桌子下面翻出了两瓶白酒，我笑：“外表高尚，内心堕落！”他没有回答，非常干脆地倒满了两个玻璃杯，“平时医院查地严。不过这个点应该不会有什么病人了。”然后一昂脖子算先干为敬。
那晚的对话乏善可陈，叙述起来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听你的口音，滨海的吧，我一开始就在那实习的。”，我笑，“我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哪来什么口音？”然后我才了解到，原来这家伙的故乡是某个山里的贫困县，直到考上大学才算修炼成正果，即使现在都还没有摘下贫困家庭的帽子，不过一身才华早已事业有成，也算是个比较完美的结果，无论怎样，前途还算光明，毕竟和我这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强了不知道多少。
后来我们日常地开始掰手腕，不出意外地我又赢了，我看着他一脸烧红，不知道是他放水还是我真才实学，不过这几杯货真价实的白酒下去，没有理由不头昏眼花，“哦，你赢了。”他拖着身子从椅子上挣扎着站了起来，我扶着墙踱出值班室，整个走廊的灯忽明忽暗，能听到彼此间深重的呼吸声，仿佛两个心脏跳动在同一个胸腔。
在后来，言若欢开始了自己的休假，不需要去上班的日子里，他开车送我们从餐厅去学校，一辆好大的丰田三排座我们六七个人坐上去还绰绰有余，据他说他所借宿的家庭距离我们也不远，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他就成了我们的御用司机，往往我们下课找到他他已经四仰八叉地躺在驾驶座上睡着了，于是我们开始轮流给他买宵夜，车飞快的行驶在空无人烟的路上，两侧转瞬即逝的剪影吞没在地平线的深处，低矮的稻田被疾驰而去的风切开柔顺的伤口，GPS显示我们距离城区越来越远，距离出租屋的浴缸越来越近，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驾车的言若欢，还有那车载电台里的吟唱手。
人生恰是如此，很多人就是这样，以一种无声的方式，明明灭灭毫无声息地照进了彼此的生命里，我想起那晚在他的值班室里，我问他：“你是个什么医生？”他灌了一口酒，对着脑袋的太阳穴比划了一下说：“脑子！”，我说：“神经科？”他说，不完全是。然后他开始海阔天空地谈起了自己的专业与我所提到的“神经科”的诸多区别。他眉飞色舞地沉醉在自己的演说中，时不时吐出几句洋文或是专业术语，换在平时我一定甩脸给这类装逼狗，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酒精一次次冲击我的脑子，在浑浑噩噩地清醒中，我看到他脸颊上烧红的晕冲上太阳穴，漫进领口的锁骨，我无比确信我们都醉了，他握着我的手开始旁若无人的大展宏图，以至于动情处不忘缀了一句：“所以，步宁，嗯，如果以后你觉得脑子出了问题，不用迟疑，第一个来找我。”而最重要的是，当时已经烂醉如泥的我居然点头附和：“好的！好的！”
“那么，你呢？你在餐厅是做什么的？”他趴倒在了桌子上，没有看我，我靠着贴满了各种人脑结构图图纸的墙壁，一直手握住酒杯，一只手指点江山般胡乱飞舞，“我，我就是个打杂的。”他笑笑，“打杂的？挺好的，挺轻松的。”
他给我讲起他那年孤身一人来到日本的经历，没有领班，没有地导，甚至连个接机的都没有，从贫困的山沟走出来，即使成绩出类拔萃，也还是无情的被拒签了四次，第五次，他母亲拿出了家里东拼西凑的八万块钱的时候他成功了，登上飞机时的感情和我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他成功了，而我尚且没有。
我问他，既然他现在已经事业有成，为什么不回家看看。他大笑着灌完了最后一点酒把酒杯摔在了桌子上，“回去？回到哪里去？”原来他出国的第二年，他的家乡—那个山里的小村子就因为伐木过度而毁在了滚滚的泥石流中，全村无一幸免。
说到这儿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已经扭曲了，我街着冰凉的冷光灯看了看桌子对面那个满脸同仇敌忾的青年，上扬的眉毛和弯曲的嘴角，所以我大概能猜出来为什么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脑子里便浮现出了一个人，你不知道你有多像他——莫尼。
两年的学习周期结束之后，我们被分到了各单位开始正式实习，很荣幸的是因为年少时代打下的优良基础使得我在这批出国旅行团中脱颖而出，在我把实习通知书给言若欢看的时候，他说：“呦，挺不错的么，小打杂的。”哦，原来到底他那天没有醉，醉了的人，只有我。
高跟鞋真的是一个令人非常讨厌的东西，尤其是你把它穿了一整天之后，秋季的暮色降临的很快很早，当我第一天实习结束托着半空的咖啡杯和没有打理完善的材料走出三十一层的办公楼时，天空一声巨响，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一连干燥了几周的地面顿时水漫金山，当我准备开始感叹人生苦短时，一把紫黑色的小伞朝我款款走来，伞下，那个一身干净的白衬衫搭配系的有些发脱的领带的青年对我微微一笑，说：美丽的姑娘，我可以帮你什么吗？
我手足无措地整理着自己一定已经乱到爆了的头发并且迅速摆出了一个非常淑女的姿态，嘴巴却不听使唤地呵呵地说：“你，你来了啊，言先生！”
言若欢点了点头，笑笑。
于是从那以后我有幸每天第一个冲回出租屋，并第一个享受洗澡水，作为报答，我会执意把他留下来吃顿晚饭，做饭是几个我最骄傲的地方之一，日本作为一个东方国家，口味却莫名偏淡，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他第一次吃到我做的竹笋炒肉之后就有种热泪盈眶的错觉。闲暇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餐厅的，只不过现在一般都是言若欢自备酒水，几杯酒下去，就意味着我们今晚的归宿不是浴缸而是医院的病床，老板老板娘依旧欢迎我们，主厨领班再也没开过彩蛋的玩笑，八成是被我的味觉吓怕了。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发展，来日本之前曾经百度过，日本是少数几个承认黑帮组织的国家，原本以为有机会目睹一场激烈的黑帮决斗，不过照这两年看下来，这里国泰民安，除了GDP被中国靠崛起的房地产业给硬是挤了下去，其余的都祥和的让人不适应。
于是我们的日子就在这样的实习，喝酒，小聚餐中慢慢被消磨，酒足饭饱之余，老板意味深长的对我说：“若欢君是个好人呢。”我笑着看了看一边正在和一群日本愣头青大侃我大中华美食文化的言若欢，心里说：我当然知道。
莫尼曾经说过：“生命是一个在沙漠中行走的过程，只要有路标，我们便不会迷惘，至少仰仗我们对这个世界为数不多的依赖，我们也能看清我们的方向。”多少年后的那个晚上我孤身一人躺在床上，忽然想起这句话居然忍不住泪流满面，这该是一个多么悲伤的隐喻，深重的依赖固然能能够指引我们向前，但当这依赖有一天忽然消失时，人到底会被打回一个脆弱动物的原型么。
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脑血栓，晚上起床上厕所便躺在了沙发上睡着了，等到第二天母亲起床父亲已经起不来了，那一年我二十岁，在隔了整整一个时区几百万公里的岛国上，我一个人冲了杯咖啡，没有喝，直接倒进了浴缸的冲水口，我看着那尚未溶解的咖啡粉沉淀在出水口的死角，那细微的泡沫在不足指甲大小的水里挣扎然后垂死，前赴后继，容不得半点的犹疑。莫尼的电话随后打来，我听到那边车辆飞驰的声音，然后莫尼说：“姐？”，最终还是没克制住哭了出来。
因为机票的缘故，我还是没有时间回国，其实国内有莫尼在完全不必要担心，倒是在那之后我的我，一时间有些混沌，几次半夜醒来便再也睡不着了，看到手机屏幕一亮，那个粉白的小信封忽闪忽闪的，映衬着下面的那个名字：言若欢。
没有人能逃得出对于这个世界的依赖，更何况我们这些生存于纷乱凡尘中人，而我们的脆弱在于，我们枉然的全部的筹码压在了这份深沉的依赖上，所以我们无法想象，当那份依赖消失，身体被贯透的空洞感。值得庆幸的是，在那之前，生命已然留给了我们苟延残喘的空间。
我把饭呈上桌，看到了已经坐在那里的言若欢，他双手放在膝盖上，目光空洞洞的看着面前的碎花桌布，见到我便抬起头：“其实，其实不用那么麻烦的。我，我可以帮你什么么？”我压住了他正要起身的肩膀，把沾满了油污的围裙扔在了椅背上。敬爱的言若欢先生，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习惯性的依赖于某些东西，酒，或者浴缸，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希望你能留下来，因为要论我最深刻的依赖，在那里，我就想不出来还有谁了。
人是最脆弱的动物，当你以为有勇气冲锋陷阵，从容慷慨于水火，而你绝对想不到你后方的支点，在不知不觉中，已然被时间沦陷，被孤独吞没。
言若欢的电话就这样，打不通了。
因为加班的缘故，离开大楼已经很晚了，等我意识到言若欢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只觉的脑子里“轰”的一下什么东西倒下了，持续不断的忙音里，时钟的针角碾过前方的刻度，一段庞大无味的煎熬之后，是一段精巧而凛冽的等待的开始，当我从那种莫名的惶恐中苏醒过来，我却陷入了另一种毫无头绪的孤独。
言若欢就此毫无征兆的蒸发了，餐厅再也没有去过，医院里来了新一批的实习生，整个过程就像做了一场梦，好像昨天我们还在值班室里掰手腕喝酒，而转眼醒来，只剩两个半满的酒杯还扔在那儿，胡乱放置的椅子，尚未蒸发的酒精，还有凝固在潮湿空气里的温度，抓不住，一动，便散掉了。
我这才意识到，曾经我认为，如果我干每一件事都拼尽全力，那么繁杂的生活节奏必然可以迫使我们前行并且心无旁骛，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心已经停在了那个最安然的角落里，我的一切筹码都索取于此，终有一天，它空了，所以，它消失了，这该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两个月后，言若欢回来了，当然这是从餐厅老板那里得到的消息，具体他有没有真的回来，没有人敢确定，直到那时，我才察觉到，当我手机信箱里的那个名字一次次被推向下端，当那个时间的坐标从“昨天”变成“两个月前”，我早已没有了重新拿起他的勇气，没有电话，没有消息，人生第一次，我对那深沉的依赖产生了莫名的畏惧，随遇而安，我对自己这么说，晚上的时候，我还会和母亲还有莫尼通电话，滨海那边一切都好，莫氏兄妹一如既往的在电话里没心没肺的和我逗笑。
“哦，你把我的PS3拆走吧，如果你想玩的话。”
“不要啊，我要等你回来，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和我刷神秘海域！”
那一年的莫尼已经开始实习了，但不知道是不是有个妹妹的原因，他的精神年龄非但没有逐渐成熟，反而有了返祖的迹象。父亲去世的同年寒假，莫尼带着莫执来了趟日本，在东京都胡吃海塞了几天准备和我一起在这边过年，那晚我们去了神社，十里樱花的长街被大雪覆盖，在那盛放的寒风中，兄妹两人站在巨大的撞钟前许愿，言若欢当时就跟在一旁，看了看我们，笑笑，退出了神社。这时我感觉到一股沉重的力量，回过神来，兄妹的手已经搭在了我的双肩。
“姐，请放心，我们会照顾好阿姨的，前几天我还去帮着做饭呢！”莫执说。
那双帽子上的耳朵风信子一样摇曳在风中，被冻的有些发红的脸颊却意外的充满了热量，莫尼点点头，我看着兄妹两人并排站在我的面前，几年不见，莫执早已从当年那一脸稚气未脱的小女生长成了长发披肩的翩翩少女，而北归加拿大的莫尼，一双深邃的瞳孔中像是渗入了那极寒之地更为深邃的湛蓝。
风从开放的神社张扬而过，原来真的有那么一个角度，一个契机，从他们的肩膀后，看清楚整个天下。
于是又是这样的两个月在毫无期盼的消磨中度过，平静是什么，平静是灾难的果实，平静是什么，平静孕育着灾难的开始。
餐厅被砸的那天我刚好休假，一早来到这里准备喝杯茶就走，于是在这个时候，一群穿着杂乱满身痞气的人冲进了餐厅，不由分说开始对着眼睛能看到的一切乱砸一气，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人一把抓住了后面的衣领，后脑勺直接磕在了吧台的拐角，眼前一蒙，还算幸运，没有昏死过去，于是接下来我就意识到，我还不如昏死过去为好。
我无比清楚的看到就在距离我不到五米远的地方，一个身体粗壮的人掐住餐厅老板娘的脖子硬生生的把她从一堆倒塌的箱子里拎了起来，浓重的口音外加上脑子里的眩晕使得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然后我二十年人生最恐怖的一幕上演了，那人挥动着手里的刀直接从老板娘高高昂起的下颚捅了进去，我只觉得眼睛快要在眼眶里爆炸了，然后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相信那血溅到了我的裤脚，但我也躲不开，怎么也躲不开。
朦胧中，桌子的木屑在我的眼角爆开，大理石的吧台轰然塌了下去，我只感觉最后的重心也倒了，整个人木偶一样摇晃起来，身体一沉，有人抓住了我，那晃动的白色衬衫裹住了我的视线，言若欢把住我的胳膊直接靠蛮力把我甩到了他的肩膀上然后径直朝餐厅的大门冲了过去。随即就有人来阻拦，那一瞬间他弯曲的身体仿佛变成了一匹暴怒的豹子对着那人一阵横冲直撞，即使是肩膀上还背着并不轻的我，他依然可以从容的像是游走在一片茂密的芦苇间，一把刀子横了过来，电光火时的一刹那，他的手臂轻捷地绕过那人的手腕抢过了那把刀，顺水推舟一样从那人的锁骨捅了进去。血在我眼睛最近的地方梨花一般盛放而出，那灼热的疼痛仿佛在触及到皮肤的那一刻就能融化到骨骸！
而那行走在刀光剑影中的男人，群鸦齐鸣，纵然万物的君主。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言若欢在此之前根本就是个混社会的，刚来到日本那会儿由于身上没钱迫不得已投靠了组织，只不过后来一段时间金盆洗手，就再也没在社会上见到过他的影子，据他以前的同僚所讲，言若欢一生没有败过，我想起那晚在他医院的值班室那场掰手腕比赛，我笑了，他败过。
餐厅的事件解决之后，老板最后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回仍然是十五度的酒喝的迷迷蒙蒙的没什么太大的感触，到最后，有人提议我们唱歌吧，让我们教他们唱中国的歌曲，言若欢冥思苦想似乎没有什么音乐细胞，我看着窗外渐起的雾色，不自觉的哼唱道：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
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
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在场所有的中国人都笑了，然后所有人都哭了，我颤抖着手指握住了言若欢的手肘，他看着我，没有说话，“你，你到底干什么去了？”他浅浅的笑了笑，双手忽然间环住了我的脖子，泪水从后面完全浸透了我的衣服。
那天晚上在出租房里，言若欢靠在我的床头玩弄着我床头的一个公仔，忽然间对我说：“宁宁，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想我么？”我笑，“你怎么会消失呢？”
他没有回答，“请相信我，无论发生了什么，我不会离开你，嗯！”鬼晓得那天他忽然说这句话有个什么弦外之音，总之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前一晚扔在椅子靠背上的围裙已经被洗干净了。
那一年，我们共同回国，漫天的暴雨中，我们冲向机场，下了机场的汽车，他猛的把我抱了起来，迎着漫卷的长风对着飞机的舷梯一阵狂奔。
“你，是喜欢黄家驹么？”
“不，我喜欢的是自由。”
那一天，正好是黄家驹的纪念日，回程的航班里那首《海阔天空》整整唱了一路：
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
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仍然自由自我永远高唱我歌
走遍千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我这才想起来，原来黄家驹，也是在日本意外去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