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克希尔一座当风的山上有一处孤寂的小墓地，离康韦尔的老家几英里远。在这块与世隔绝的墓地里，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葡萄树和绿草，几棵树投下柔和的树荫。这里的丘陵绿树覆盖，像波浪似的绵延数英里，它们于寂静中表现出一种野性的美。就在那块孤寂的小墓地我看见一块普通的墓碑——它标志着这便是约翰·林的安息之地。
2.起步于老列克星顿
康韦尔在世上如此有影响力并非由于他是个牧师。他从事牧师职业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因为他觉得做牧师比做其他任何工作更能为世人谋利益。但他当上牧师也可以说纯属偶然。重要的不在于他是牧师，而在于他是他自己！
最近我听到一个纽约人（他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说：“我认为自从耶稣基督降临以来，康韦尔做的工作比世上任何人做的都多。”他这样说时非常严肃认真，一点不言过其实。
但康韦尔并非很快就从事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40岁以前他好像几乎是个失败者，因为虽然他不断取得成功，可这些成功并不是持久性的，他也没为自己定出一个明确的方向。他总是不能安定下来，先是去西部安家，接着又回到东部。战后他当过律师、演讲者、编辑，作为一名记者走遍世界，还写过一些书。他不断赚钱，但由于战火、投资和资助朋友，他从来没有积蓄。或许战后****的年代是因战争本身的****影响所致，这在打破康韦尔在耶鲁的岁月后进一步打破了他的成年生活。然而尽管如此，那些轰轰烈烈、动荡不安的岁月对于他也是至关重要的岁月，因为那些无数的经历为后来的康韦尔奠定了基础。他在外遇到世界名人，在家又有许多朋友和忠诚的敬仰者。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律师他从来不接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案子，无论民事案还是刑事案。他不能也不愿为自己认为是错误的一方打官司，这是他的基本原则。只有当事人正确时他才愿意把官司打下去！
然而当谈到有一次如何被欺骗时他笑起来——他那特有的笑很温和，富有感染力。当时康韦尔为一个被指控偷了一只表的男人辩护，他是那么天真纯朴，一气之下接过案子，得意地宣布小伙子无罪。第二天那个受到错误审判的被告来到他办公室，羞愧地取出那只他被指控偷到的表。“我希望你把表还给主人。”他说，羞愧中带着某种得意告诉康韦尔，他如何让一个好心的老执事真心诚意为他提供证据，为他开脱，“还有，瞧，康韦尔先生——我想感谢你让我逃脱处罚——希望你会原谅我欺骗了你——另外——我没有进监狱也不会变得更坏的。”康韦尔喜欢回忆起后来这个被免罪的年轻人没有辜负他；尽管康韦尔没有说或没有去想，但人们知道是康韦尔的影响激励着年轻人要诚实——因为他总能激励他人。
康韦尔甚至留出一些时间为支付不起律师费的人提供咨询，有一次他身为在职律师竟然成为60多名孩子的监护人！他总是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人们也总能遇上这些浪漫传奇的事。
这便是关于康韦尔的一件奇特的事——他一生中真是充满了浪漫传奇的色彩！约翰·林直到死亡时刻都崇拜他；在肯索山里他被误以为已死亡在那里躺了整整一夜；他平静地唱着“近了，上帝，我们离你越来越近”以安慰一只被认为即将沉没的船上的乘客；他少年时就救了一些人的性命；在他一生的演讲中有成千上万名听众，他从没让一个人失望！他对最后一点感到有点自豪，不过实际上有一次他却忘了到场：他把那天晚上的事全然忘了，因为在去演讲的途中他曾停下来阻挡一匹逃跑的马，以挽救两个妇女的性命，结果他去了医院而不是讲台！忘记这类事情对于他也是很典型的。
康韦尔所具有的那种气质，使他总是易受非凡显著的事和爱国精神的影响。比如富有见识的约翰·布朗对他的影响就很深，林肯留在他心中的记忆虽短暂却十分强烈，尽管他只见过林肯3次。
他第1次看见林肯是一天晚上，这位未来的总统在纽约库珀学院[54]发表演讲，这篇演讲后来非常著名。当时林肯的名字还鲜为人知，年轻的康韦尔那天恰巧在纽约。他在那里得知西部来的亚伯拉罕·林肯要发表演讲，就前去听。
他说林肯的衣着是多么不协调，甚至裤脚一只比另一只高，林肯本人显得多么笨拙，最初的话也讲得如何不好，使他显得十分困窘的样子。大会主席为林肯弄了一杯水，康韦尔觉得那是他个人想帮林肯一下让其保持镇定。不过康韦尔高兴地谈到林肯一旦说起话来就成了另一个人，说他如何为自己短暂的困窘感到不好意思，然后振作起来，把准备好的演讲稿搁在一边，充满自信、自然流畅地开始演讲，效果不凡，这只有天生的演讲家才能做到。对于康韦尔那是一次极为可贵的经历。
他第2次见到林肯时，是去华盛顿请求免自己的一个部下一死，这个部下因站岗时睡着被判处死刑。他那时只是一名连长（后来才提升为陆军上校），一个青年，见到自己崇敬的人不免感到敬畏。即使现在谈到林肯如何高兴地从桌上抬起头看他，如何愉快地问他有关情况，如何专心致志听他讲述——虽然总统看起来已大体知道——他的声音仍然有点颤动。
“没事的。”听康韦尔说完后林肯说。但他仍然害怕，担心总统在百忙中把一个山区孩子、一个普通士兵的生命之事忘掉，一旦想起为时已晚。“时间几乎——已定。”他支吾着说。康韦尔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谈到林肯庄重地作出如下讲话时声音都变了：“去给那个士兵的母亲发封电报，就说亚伯拉罕·林肯从没签过命令枪毙一个年龄不足20岁的孩子，今后也决不会。”这便是他仅有的一次与林肯说话，他终身难忘。
又后来他作为值日军官，数小时伫立在总统的遗体旁，遗体停放在华盛顿于安葬前让人们瞻仰——那是他第3次看见林肯。他庄重地站在总统的遗体旁时，只见人们拖着沉重步子悲哀地走过，这时康韦尔上校便深深感受到眼前这位死者所做的工作和对于国家的价值，这种感受永不消失。
约翰·布朗，亚伯拉罕·林肯，老革命地列克星顿——康韦尔的生活与这些名人名地联系得多么紧密！实际上正是在列克星顿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我觉得康韦尔正是在列克星顿受到了影响，决定并采取了他那样的行动，虽然这一点很不为人们所意识。假如是在另外某个地方，某个十分普通的地方，某个相当平凡的地方，他也许不会踏出那重要的一步。然而那是列克星顿，英勇的老列克星顿，给人鼓舞的列克星顿；它激励着康韦尔，因为作为自身能给人崇高鼓舞的人，他也总是能受到崇高的鼓舞。列克星顿鼓舞了他。
“我在波士顿做律师时几乎已37岁了。”他告诉我，慢慢回忆着过去的岁月，“曾有一个妇女来征求我的建议，她说列克星顿的一个小教堂要处理掉，因为教徒们已无法支撑它。于是我去看了那个地方，告诉她如何把财产卖掉。可是放弃那个小教堂我觉得遗憾，便建议召开一个会议请教徒们参加，我也去了。我把情况向他们讲明——善男信女们并不多——他们沉默了一阵子。这时一个老人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此事已非常清楚，显然只有把教堂卖了，说他同意其他人的意见；不过由于他从小就以教堂为家，所以他不停地颤抖着，请求大家原谅他参与出卖教堂的事，然后他一言不语、犹豫不决地离开了屋子。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仍然默不作声，感到难过，但又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不重新开始，继续把教堂维持下去呢！’”
这就是典型的康韦尔精神！他先是渴望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对他们进行鼓舞和领导。
“‘可是教堂已破败不堪，无法使用了。’一个男人悲哀地说，我知道他说得对，因为我已检查过，不过我说：
‘咱们明天上午在教堂集合吧，共同把它修复一下，这样下周星期天就可以做礼拜啦。’
他们好像很高兴，受到极大鼓舞，深信一种新的可能就会出现，我也毫不怀疑每个在场的人以及许多其他朋友次日上午都会来到教堂。因此我带着弄来的一把铁锤、一把斧头和一根铁橇早早地到了，准备干活——可是一个人也没出现！”
他描述这一情景时，一方面苦恼另一方面又欣赏其中的幽默；人们还知道，就在那个列克星顿小镇美国人非常勇敢地面对了不可能的事，康韦尔也鼓起勇气面对着不可能的事。当最感兴趣的人都没有出现时，一个器量更小的人会立即把整个事情丢下。然而康韦尔具有一种最坚定的品质，那就是他甚至能把怀疑者和怯懦者吸引过来，能使那些甚至已放弃的人受到激励。
“我观察了一下教堂，”他继续说，“显得有点奇特，发现修复它看起来真是不可能。只有重新修建一座教堂才是办法！于是我拿起随身带的斧头开始砍起来。不多久一个男人——他并不是这个教堂的教徒——走过来，看了我一会儿后问：‘你要在那里做啥？’我立即回答：‘拆除这个旧教堂，在这里建一个新的！’他看着我，说：‘可是人们不愿这样做。’他说。
‘会的，他们会的。’我乐观地说，继续干活。他又观察了我片刻后说：
‘喂，你可以把我的名字写下，我捐赠100美元修建新教堂。今晚到我的马房来取吧。’
‘行，我一定来。’我回答。
不久另一个男人走过来，停住观看，对修建新教堂的想法大加嘲笑。我说马房老板要捐赠100美元，他说：‘可你还并没有收到钱呀！’
‘是没有，’我回答，‘但我今晚会收到的。’
‘你永远也收不到。’他说，‘他不是那种人。他连教徒都不是！’
我没有回答他，只是默默地干活，一会儿后他离开了，但走时回头对我说：‘喂，如果他真的捐了100美元，你就来找我，我也捐100美元。’”
康韦尔愉快地回忆时面带微笑，并没表现出他正在讲述个人取得成功的不平凡的胜利，继续说：
“那两人都捐了款，当然教徒们自己也捐了款，他们最初不太明白我是认真的，都来出钱出力帮助修建。在修建新教堂的过程中，把全体教徒团结起来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已没有了自己的牧师，我就经常从波士顿赶去在一间租的屋子里为他们讲道。”
“我就是1879年在列克星顿决心成为牧师的。我做律师本来很不错，但我决定放弃它。许多年来我或多或少感到自己受着神职的召唤，这一确切的时间终于在列克星顿到来。”
“我一周又一周地在那儿讲道，”——现在想到霍威尔斯与这位上校牧师真是奇特！[55]——“没多久新教堂修建起来，就在那座教堂里，在列克星顿，我被正式任命为牧师。”
这完全是一件令人惊异的事——即使不考虑康韦尔后来达到的惊人高峰——是一个十分传奇的人物取得的成就！小小教堂象征着美国人的勇敢顽强、积极创新、自我奉献和浪漫主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优秀的老列克星顿是相称的。
放弃自己兴旺红火的律师职业不干，而去做一名年薪才600美元的牧师，这在康韦尔的妻子一方的亲戚们看来是极其愚蠢的事，他们毫不犹豫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们没有康韦尔的那种先见之明，这是非常自然的。不过他本人倒是很公道，明白并承认他们的反对相当合理；所以他对教徒们说，虽然年薪600美元他也很乐意来工作，但他希望一旦他让教徒们增加一倍后他的薪水也应该翻一番。大家觉得这很像是在开玩笑，但也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一旦他让教徒们增加一倍他们也很愿意让他的薪水翻一番，结果不到一年他的薪水真的翻了一番。
我问他放弃赚钱的律师工作当上一名收入微薄的牧师是否觉得难受，他的回答给人留下可喜的印象，让人感到他于幽默风趣中对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力。他眼里闪耀着亲切的光芒，说：
“哦，是的，是不好受；不过你知道，这自我牺牲中包含着一种浪漫精神。我颇认为昔日的殉教者是以他们成为殉教者为乐的！”
康韦尔没有在列克星顿工作很久。费城有一个挣扎中的小教堂，教徒们听说了他的情况，有个老执事亲自前来听他讲道，并向他提出邀请。由于列克星顿的教堂看来已蒸蒸日上，费城的人们又急切盼望着康韦尔去施展才华，因此他作出了变动，1882年以800美元的年薪去了费城为数不多、苦苦挣扎的教徒们当中。至今他仍然是那些教徒的牧师，只是许多年前他们就已走出了困境！并且他的年薪早已从最初的几百美元增加到几千美元。
康韦尔既是梦想家又是一个大实践家，两者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的行动受着神圣的宗教影响的驱使，所以他到费城很可能不仅是这里非常需要他，而且是费城作为一座城市对于他十分重要——因为他来自北方，内战中负了伤，而在费城他一直受到人们的关心，直到恢复健康和体力。所以最初让他感到亲切的是费城。
伟大的梦想如何使人取得杰出的成就，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那曾经挣扎中的少数教徒们如今拥有了一座新的大教堂，它能容纳的会众比美国任何一个新教徒[56]的教堂容纳的都多——而立下汗马功劳的便是康韦尔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