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辈人，长身体时遭遇饥荒；读书时节串联造反；一踏进社会就上山下乡，之后有人招工进工厂，有人参军进军营，有人在恢复高考中终于迟迟读上大学，而更多的却是回城、待业或下岗……几乎人人经历丰富，个个履历庞杂。
对我来说，其中许多经历细节已经淡忘。但在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前夕所进行的“毕业鉴定”中，却有如雕刻一般，永远地烙在我脑中。
我糊里糊涂读完小学，中考进不了县城中学，只好到公社办的农业中学就读。由于运气不佳，在整个小学时期基本没遇上能被记住的好教师，上了农中自然也不敢奢望从此云开雾散得贵人相助，而仅希望能避开来自老师的歧视与打击，如此而已。农中有这么一名老师，他曾经到广西农学院读过一年，就已经算为我校学历最高的老师了，后来他当到农中校长，应该算是最大的造化了。该老师是我二哥的班主任，我二哥从小学开始，就以写字好、写文章好而一度获得校方好感，上农中后二哥仍然继续这个势头。二哥还会拉奏多种乐器，这更被校内女生侧目……从我大哥弥散在当地的名声，再结合到我二哥的势头，该老师曾经不无感慨地对人说过：“这廖家兄弟……如果生在过去，那真是不得了！但现在就不行喽……”按这个推论，该老师真应该可以引入知音系列了，但非常可怕的是，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他表现出来的面目甚至可以派遣“狰狞”二字。
我是初中68届，从1966、1967、1968年这三年看，就知道我初中阶段根本就读不上书—更何况我读的还是公社办的农业中学？严格说起来，1982年以前，我的文化水平就是地地道道的小学—难怪1980年6月我在省级文学杂志发表头题小说，一个小学同学读后当即断定：是他写的？不可能！至少一半以上是他哥哥帮写出来的！
那年头读不上书反正也不是我一人的事儿，这也就算了。但在“毕业鉴定”这个涉及个人命运前途的环节时，我重重地挨了一棍—这一棍挨得我至今记起来还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学校发表格，先由自己填，然后还要依次经过“班组鉴定”，然后才交到学校，由校方做最后鉴定。由于学校“革委会”还未成立，所以该老师这时候暂时当着学校负责人。他在填表前的动员会上说得惊心动魄：“大家一定要认真地、如实地填写，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家庭成员的历史问题要老老实实填，不允许瞒骗。最好能在填表中揭发家庭成员的问题，同时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又再次强调：“这个毕业鉴定将进入个人的档案中，陪伴你的一生，将作为你初到社会以后是否获得党和人民信任的凭据……”
摊开表格，其中“家庭成员政治面目”一栏，你看后必定心有余悸—“家庭成员三代以内有无被杀、被关、被判、被管、被斗人员；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中有无潜逃到港、澳、台或海外人员……”
在“个人鉴定和班组鉴定”栏中，有要件备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走资派的斗争是否坚决？是否参加过派别武斗……”还有“‘文化大革命’后期复课闹革命是否积极主动……”
其实“家庭成员三代以内”这个设置就已经很荒诞；而所谓“直系亲属或旁系亲属”都指哪些人？恐怕表格设计者也未必清晰；至于怎样才算“对走资派的斗争坚决”等也是无法量化的。但谁当时还敢去对这些进行逻辑论辩？
填呗—于是学生们一阵“刷刷刷”，属于自己填写的栏目就都完成了。只有我，仍然在上述栏目前发呆。我那年16岁没满，虽然是初中毕业，但实则是小学水平。面对着人生的第一张表格，既还没学会基本的狡猾，也不会充傻装孙子，甚至措辞都狗屁不通。对我来说最难的当然是如何填写父亲的问题。我父亲的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属于很难说清的问题。
1957年，在“阳谋”的诱惑下，他表面牛哄哄实则傻乎乎地“向组织提意见”，他所提的“意见”被视为“右倾言论”，属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其本人终未达到“右派”的规格—也就是说，头上最后并没有插上“右派”的签号。引用一句当时最高领导人的话，即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去获得认识上的提高。这个结论是县委1959年下的，那时候我大哥已经在广州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正因为有这个重要结论，所以我大哥在我父亲死后还能入党。
问题的古怪在于：我父虽然在政治上还没达到“右派分子”的齐全构件，但他被“专政”的惨烈度无疑却超越了大部分货真价实的“右派分子”，最后还直接被批斗致死！
另外，组织上对我父亲作出的“最后结论”，是用公函的方式发给我大哥当时的工作单位，而不是在当地群众大会上当众宣读。在乡人眼里，我父“被斗死”或被“革命群众打死”仍然作为“铁的事实”丝毫没有受到任何怀疑。
至于1983年“处遗”中明显慢半拍的老家县有关部门，最后用正规的函件给我父亲的问题下了一纸“结论”，把“犯右倾错误言论但不属于右派分子”之类的说辞改成“廖平安同志于1957年向党和政府提意见是正常的，而且有些意见是正确的，但由于历史原因，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今经过审查，给予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函件终于进入了我们三兄弟的各自档案。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说起来都这么复杂的问题，一个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当时怎么填才能填得清楚？
一开始我曾经试图按该老师的说法—即“揭发家庭成员的问题，最后还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我不但写父亲“猖狂向党进攻，父亲的反党言论被革命群众狠狠批斗……”但写到表格上以后，我越看越害怕，在看出一身冷汗之后，我决定用碳素墨水把这些文字涂抹掉。
涂抹之后我开始调整思路，我好像学会了一些狡猾：虚写父亲问题，重写“划清界限”。于是“猖狂向党进攻，父亲的反党言论被革命群众狠狠批斗……”变成了“说了一些错误的话，被党组织以及革命群众耐心批评教育……”虚晃一枪后，我马上写到我们一家人如何和父亲作斗争，最后和他“划清界限”—当然，在填写中我不会忘记填上具有党员身份的大哥的表现……
用“偷鸡不成蚀把米”来形容我此举的确是太准确了：因为用墨水涂抹，所以引起该老师的注意，而且他还有绝活—他居然把墨水涂抹过的文字放在120瓦电灯泡下进行透光，全部看清了我玩的低级伎俩。于是在全体大会上，他独独挑出我这份来示众：“……给你们看看这位同学的杰作，他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后却把它涂抹，以为这样一来就能蒙混过关。大家看看，‘猖狂向党进攻’‘反党言论’变成了‘说了一些错误的话’‘革命群众狠狠批斗’变成了‘党组织和群众耐心批评’……哼，还没踏出校门呢，就学会蒙骗同学，蒙骗学校，蒙骗组织。将来你是不是还要继续蒙骗社会呢？啊？”
除了不点名地示众之外，他还批评各个班级：“这种具有那么明显的蒙骗行为，为什么能通过班级鉴定？不行，现在各班长马上把鉴定表拿回去，重新进行班组鉴定！刚才我不点这位同学的名，但他所在的班组可要提高警惕，严格把关，不能给这种行为蒙混过关。重新进行班组鉴定时，要结合各位同学填写自我鉴定时的态度和表现，要联系起来进行鉴定。”
在重新进行的“班组鉴定”上，班长重新给我发一张鉴定表，说不准再涂抹啊。在家庭成员栏里我当然只能按原先涂抹的版本填写了。但还没有完，班长说：“根据你原先填表不老实，领导布置，在对你进行‘班组鉴定’时，要发动全班同学对你认真帮助，并认真审查你的自我鉴定……”
于是，我在“文革”中参加“派别活动”被写上了；于是，我在“文革”中学会赌博参与赌博的事被“检举”出来了……
说到赌博必须得多说几句，“文革”开始一段后的无政府主义使得我所在的小圩镇几乎成了放任自流状，赌博很快呈公开化。那时候没有课上，几乎所有同学都去看人家赌钱。所以流传在家乡一带的各种赌博方式—什么打天九、抓摊、推牌九、戳骰子等，我全都一一学会，一学会就难免不赌，但口袋里能有多少钱？所以实际上只是偶然一赌而已，而且赌注多以“分”为单位，一分钱、两分钱、五分钱，最多是一毛钱。
这些本来都不算事的事，因为墨水涂抹事件而一下全都变成事儿了。我当然也认，但我申辩说：参加赌的可不只有我一个啊，怎么单单把这个鉴定写到我的表格上？班长说，你现在只能管你自己了，因为人家可没有用墨水涂抹呀……
我被呛了一下，班组鉴定就写好了。写好之后班长还继续问：各位同学还有意见吗？仅仅是这一声，我又多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罪状—
一个篮球打得不错的同学揭发说：3个月以前当他把学校的“复课闹革命通知书”发给我时，我居然说，我正愁上厕所没有纸呢，你这真是“雪中送炭”啊……这个细节我没有印象，所以就矢口否认。接下来我和他的“对质”就没完没了，于是班长就宣布：由全班同学裁决，结果当然是一边倒……
几位站出来全力把我“扳倒”的同学中，居然还有一位是我的亲戚—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个成语叫“众叛亲离”，但我的感觉可比这个严重多了：试想一想：在家庭成员栏里，父亲已经是“猖狂向党进攻”，在自我鉴定和班组鉴定上，我又认领了搞派别活动、参加赌博、反对复课闹革命……我这一辈子还活呀不活？
我当场哭得涕泪滂沱，不啻感到天崩地裂……
这就是“文革”中的人性展览，这也是当时人际关系的某种写真。
几十年过去了，我以后当然还填写过多种多样的表格：履历表、政审表、业务考核表、高级职称审批表、拔尖人才考评表、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考察表、出国人员政审表、大学兼课教师登记审查表、重点课题研究结项表……
但即使再重要的表，其中的细节我都没有留下印象，唯有人生的第一个表格—也就是人生的第一个履历记录，使我终生难忘。
每个人，在制造自己履历的过程中，也有参与制造别人履历的可能。
不知道农业中学这个“初中毕业生鉴定表”今天是否仍然躺在我的档案里？但从我的经历看，好像我并没有受到它的任何影响。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谈起当年的这一幕，他哈哈大笑说：靠！当时的“毕业鉴定”按说你都可以自杀了，但是—嗨！鉴定最差是你，而后来混得最好的却也是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至于这位在狰狞岁月里厉害至极的老师，有一次回乡时我给他送上刚出版的两本新书，他抖动着新书，面带愧色，一下子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连连拍我的肩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