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教师节刚刚创办时，在铺天盖地的宣传造势中，有这么两句话：要使教师成为人人都羡慕并向往的职业；要使教师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
现在看来，前面那句是基本做到了—其实只要好好落实出自很多官员口中那句“教师收入要比同等条件公务员略高”的承诺，不再给教师打白条……做到这点就并不难，毕竟这是取决于政策上的倾斜。但第二句就似乎值得斟酌了：要使教师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这里似乎有两个方面的意思，是要整个社会都尊重教师这个职业呢，还是人人都应该去尊重任何一位当教师的个体人？
若从社会学角度去做规范思辨，社会上的所有职业无疑都应该一视同仁地受到尊重，不论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人农民，还是以自己的存在方式服务于社会的各行各业：比如公务员，比如军人，比如清道夫，比如演员，比如新闻记者，比如进行野外科考专家，比如坐在街边一边甩扑克一边等活干的农民工……
你能在公众场合举例子说某一种职业或者哪一种人不需要尊重或者不必去尊重吗？
当然，社会运转再正常，毕竟也还有某种特定的时候，在特定时段里侧重渲染某种职业的神圣崇高，既属于思维方式的合理倾斜，也是社会运转的惯性之一：比如面临战争或抢险，“最可爱的人”只能专属军人；比如“非典”侵袭，医生护士就显得格外神圣；再比如奥运会激战，敬仰的目光自然投向金牌获得者……在教师节即将来到的时候，强调一下教师这个行当的重要性，搜集一下教师们的事迹并强调一下“蜡烛精神”，应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当我一谈起对教师的印象，稚童时代烙下的两个清晰画面就会跳将出来。
谁都上过学读过书，也许谁都应该在儿时的记忆中封存着有关教师的美好印象。但就我来说，恰恰相反……
我在整个小学阶段都属于调皮乃至顽皮一族，四年级时有一次上体育课，因为抢着打乒乓球，我和另一位同学由推搡发展到打架。结果两人同时被凌老师带进办公室。把我们带进办公室后，凌老师还没有时间立马处理我们，他还要继续去上体育课—体育课分田径、篮球、乒乓球等小组，他轮番巡视指导，的确忙不过来。于是他厉声命令我们打架双方面对面立正着反省自己的错误，并交代说等放学以后再来处理我们。体育课结束后，凌老师大概另有什么事情吧？只见他匆忙地回到办公室，捡东西就要走，因为没有时间了，所以对我们两个打架者，他只板起脸做例行批评，然后就不耐烦地向我们挥挥手要我们滚蛋。
没想到这时候另一位H老师进来了，H老师和凌老师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瞥了我一眼，就对凌老师说，你有事先走吧，这两个家伙交给我。于是我们两个又重新站立好，准备接受新一轮的发落。
奇怪的是，H老师并不像凌老师那样对我们各打五十板。学校放学了，校园静悄悄的，凌老师也出门而去。这时H老师马上命令我的打架对手“滚蛋”。于是剩下我和他，成了一对一。
当他随手关上门，再和我面对面时，眼里射出来的凶光已经使我感到彻骨的恐惧。他并没有过问我和同学打架的原因，而是凶神般只问一句：“你很嚣张是吗？啊？”说着就一巴掌甩在我脑袋左侧，使得我一个趔趄就倒向墙边。接下来他还动了拳，用了脚，总之将我一顿恶打。在打我的过程中，基本上仅仅重复着一句话：我看你还嚣不嚣？我看你还嚣不嚣？我当时自然泪流满面，但却没敢大声哭出来。一顿拳脚后，他还从抽屉里抽出一把小刀，插在批改作业的桌子上，更凶狠地盯着我说：“你要敢再嚣张，看我不一刀收拾你……”
这是烙在我儿时印象中的一幕，由于带有恐怖气息，所以经年下来，一直都很清晰。我被老师打了，回家还不敢告诉母亲—由于我和别人打架已给母亲造成过很多麻烦，所以，能隐瞒的我都会隐瞒，宁愿默默忍受也不敢再给母亲添乱。
H老师为什么对我施以拳脚？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他既不是我的班主任，也不是我所在班级任何课程的兼任老师，可以说八竿子打不着；他儿子刚读一年级，而且我还认不出是哪位呢，自然不存在着我欺负人家小朋友而引起报复的问题。对了，H老师有一个外甥倒是和我同年级，但我和他平时却还玩得不错，断不会是外甥托舅舅对我进行教训……总之，我实在想不出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得罪过他。
在学校无端被老师恶打、恫吓，一直埋在我心底。长大后我才对二位哥哥谈起此事。大哥说：这就有可能是父辈的过节引起了。于是我们一起向叔叔求证，终于得知：原来我父亲早年在工商联里任职的时候，有一次和H老师的父亲发生过冲突。20世纪50年代的工商联，兼顾行使着现今工商管理部门的某些职能，H老师父亲是个体商家，据四叔说大概是由于我父亲在安排经商铺位时不合人家的意，多次导致冲突。我父亲在反右时被批斗，在斗争会上饱受拳打脚踢甚至针锥乱扎……其中就有一些经商者对工商联在某个管理层面上的不满因而参与发泄……
如果是这个原因，我真的有点感到伤心了：我6岁不满父亲就冤死（1983年在“处遗”中获得平反），即使父辈之间有过节，我父既然已经不在世了，你何苦还对他啥事都不懂的儿子下手？而且，你难道忘记你是一位教师了吗……
1964年在军队大兴比武，而在全国各地好像大兴演戏。那时候有个从蒙古语引进来的词叫“乌兰牧骑”，即指业余文艺轻骑队，那时候几乎每一个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都得有“乌兰牧骑”式的“文化室”。那年我们公社排练一出短剧叫《忘昔失道》，剧情是一个老汉养了两头大肥猪，准备按当时“购一留一”政策卖给国家一头，自留一头。但由于当地生猪派购任务完不成，所以就有工作队来动员老汉把两头肥猪全部卖给国家，老汉不干，于是工作队长就语重心长来一通忆苦思甜：说在万恶的旧社会里你家如何如何贫苦，今天你养了两头猪还不全部卖给国家？于是在一句“捧起破碗想起妈”的台词中拉开了忆苦序幕……
剧情展示旧社会情景时，需要一名儿童演员。文化室几经物色考察，最后确定由我来演这个角色。12岁不满的我表演基本过关，参加全县会演时这个节目拿了一等奖，我个人拿了二等奖。我记得清清楚楚，奖金是3元6角。
那年头能上舞台就很风光，尤其是我所在的小圩镇，能到县里参加会演而且拿奖，实在使我飘飘然一段。同学们早就看过我演出，并都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没想到，我参加县里的会演回来后，班主任在第一节课上就黑着脸叫我放学后留下。谈话在教室里进行，班主任一直黑着脸盯我，然后冷冰冰地问：你现在自以为很了不起是吗？见我不吭声，他又问，你去参加这个演出……考虑过学校的意见和看法吗？
我大吃一惊：我事先不是已经报告过你了吗？而且公社有关部门的领导不是还亲自出面来和学校协调过了吗？见我马上要开口，班主任就说，不是说你没获得批准，但你要知道，这是没办法不批的。
既然这样，我就不再作声。这时班主任不知道为何突然间提高声音：我警告你，你别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还可以告诉你，你一家人……哼！不但你父亲有问题，而且你三兄弟……哼！全有问题！听到这个警告，我的确有点愕然。
班主任仍然发挥：你大哥早年读书很聪明，方圆百里都知名，对吧？哼！但为什么最后还回家乡来娶老婆？你二哥呢——现在谁人不知道？竟然胆敢和老师打架！然后你再自己看看你自己吧……
我至今都不明白班主任和我进行这番谈话的真正用意是什么，既不是谈我的学习用功与否问题，也不是谈我遵守校规纪律方面的问题；如果鉴于我演出拿奖回来轻飘飘，警告一下乃至泼一泼冷水，当然也还算应该，但何以扯上我的父亲乃至我的兄弟？这位班主任家在偏僻农村，和我的家族绝无任何宿怨，但他凭什么就宣布说我一家人“全有问题”呢？
对了，既然扯到我二哥“和老师打架”的事，我只好简单多说几句。二哥读到小学六年级，眼看中考在即，但这时候却非常倒霉地发生这么一件事：上体育课，二哥误把“上前两步”听成“上前三步”，看着整个队列就他一人凸出来，姓凌的体育老师就过来狠狠踢他一脚。二哥年少气盛，加之在语文数学历史等科目老师的百般恩宠下多少有那么一点碰不得的骄气，于是二哥当即便与之干架，使得一堂体育课迅速演变而成既具观赏性又有谈论价值的闹剧。
此事主要错在谁？或者先错在谁？其实一目了然，要搁现在，仅就“体罚学生”这一条，肯定够这位凌老师喝一壶。但奇怪的是，当时非但不见这位凌老师受到任何批评处分，反而是我二哥却因此而受影响。接下来的中考，二哥照常成绩骄人，改卷后老师就议论着我二哥铁定升入县里的重点中学（那时候县里仅仅有三所中学，能考入县里中学就很值得骄傲）。最后却因为这次“和老师打架”事件，在张榜公布时二哥悄然无名。二哥最后只能去读注定着他命里将又发生另一个事件的农业中学。而在他已经离开小学之后，“和老师打架”的恶名仍然对他的弟弟进行缠绕。
须知我那时候没满12岁啊！难道对一位稚童学子进行彻底的自信心摧残竟也是教师的职能之一？
上述两个画面，绝对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更不是虚构而成。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作为我稚童时代“自动留存”的有效记忆之一，它仍然清晰如昨。
尽管近年来不断惊曝不利于教师形象的案件或事件：强奸或诱奸女学生的；抄袭或变相抄袭学生论文的；指点或暗示要学生送礼的；地震发生之际只管自己逃命而不管全班学生的……但我无意加上这两个也许属于相当特殊的例子去参加“以偏概全”的作业，绝不是我天生敌视教师这个行业，我两个哥哥、一个嫂嫂都端着或者端过教师饭碗。二位侄辈也都继承他们，继续在教坛上耕耘。我女儿对教师这个行当尤其情有独钟，如愿以偿嫁上个教师后，整天卖弄自己的幸福……
至于我自己，在最早的求学时期，真的基本上没遇上能被记住的好教师，也许像我买彩票一直不中那样，就归入运气不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