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7年，宦官曹节授意上报，将“钩党者”一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汉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集团的第一次政治迫害——党锢案的结果。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5年），河内郡（治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人张成的弟子牢惰向皇帝上书，控告司隶校尉（首都特区长官）李膺等人资助太学（国家最高学府）中的学生和访问学者，结交各地士人，相互串连，结成“部党”，诽谤朝廷，破坏社会风尚。桓帝震怒，下令各地逮捕这批“党人”，并且将他们的罪行布告天下，全民共讨之。案子送到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审理时，太尉陈蕃拒绝署名受理，还上书极力为他们申辩。桓帝更加生气，就将李膺、范滂等人关押到由宦官主管的黄门北寺狱刑讯逼供：又以推荐任用人员不当为由免了陈蕃的职。党人的供词牵连到陈寔等二百余人，也一律逮捕。其中有的人已经逃亡，都悬赏捉拿，全国通缉，朝廷派往各地办案的官员络绎不绝。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知识分子集团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此事的起因与汉桓帝不无关系。原来桓帝当蠡吾侯（封邑在今河北博野县西南）时，当过甘陵国（国都在今山东临清市东北，辖今山东、河北交界处数县）人周福（字仲进）的学生，等到即位后就提拔他当了尚书（内阁常务官员）。而同郡人房植（字伯武）担任河南尹（首都所在郡的长官），在朝廷颇有声望。于是本地人编了两句民谣：“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房伯武不愧是天下的榜样，周仲进当官不过是沾了当老师的光。）房、周二人的幕僚、门客、学生相互讥讽，制造舆论，又各自拉帮结派，逐渐势不两立，形成甘陵南部和北部，开始被称为“党人”。以后汝南郡（治所在今河南平舆县北）太守宗资信用功曹（秘书长）范滂（字孟博），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太守成瑨也委任功曹岑晊（字公孝），这两郡中也流传出这样的民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真正的汝南太守是范孟博，南阳人宗资只管签字划圈。南阳太守也是岑公孝，弘农人成瑨只要坐着嚷嚷。）当时太学有学生和访问学者三万余人，郭太（字林宗）和贾彪（字伟节）名声最大，他们与李膺（字元礼）、陈蕃（字仲举）、王畅（字叔茂）等人互相赞誉提携，太学中又传出了几句话：“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此外还有渤海（治所在今山东南皮县东北）’人公族（姓）进阶、扶风（治所在今陕西兴平县西南）人魏齐卿，都爱发表直率的意见和深刻的议论，揭露豪强时不留情面。连朝廷的高官也怕他们的批评，吓得到他们家去时连车也不敢坐。
事件的导火线是几年前李膺杀了张成的儿子。张成有打卦算命的本领，平时以此广交宦官，连桓帝都信他几分。据说张成推算出皇帝将要大赦，就让他儿子杀人。当时李膺正任河南尹，将他儿子收捕。不久果然颁布了赦令，张成的儿子在释放的范围，李膺更加气忿，竟将他定罪杀了，所以张成的弟子就作了诬告。
由于连太尉陈蕃都碰了钉子，朝廷百官没有人再敢为党人说话。新息县（今河南新息县西南）长贾彪到洛阳活动，说服了尚书霍谓、城门校尉（首都卫戍司令）窦武于次年六月上书为党人鸣冤。窦武以皇帝丈人的身份指责“陛下所行，不合天意”，并同时称病辞职。当时，连年水旱灾害严重，中原地区百姓饿死的近一半，绝户的也不少，南匈奴、鲜卑、乌桓及“盗贼”蜂起；36岁的桓帝虽然在上一年立窦武之女为他的第三位皇后，却一直没有儿子，因而对“天意”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上李膺等的供词中也涉及不少宦官子弟，宦官怕受到牵连，劝桓帝顺从“天意”加以赦免。于是桓帝大赦天下，将党人们释放回乡，终身管制，他们的名字都由朝廷记录在案。
但党人们从此声名大噪，范滂等人获释后刚离开洛阳，汝南、南阳二郡的士大夫迎接他们的车已有数千辆。此后各地的士人更是推波助澜，互相标榜，把天下名士都收罗起来，定出各种称号：最高的是窦武、刘淑（宗室，任侍中，相当皇帝顾问）、陈蕃三人，称为“三君”，即当代领袖；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即士人中的精英；郭太等八人称为“八顾”，即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张俭等八人称为“八及”，即能够指导别人向领袖们学习；度尚等八人称为“八厨”，意思是能以钱财救济他人。
当年冬桓帝死后，因无子，窦武主持迎立解渎亭侯刘宏（灵帝）即位，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陈蕃出任太傅、录尚书事（首相）。窦武与陈蕃策划清除曹节、王甫等长期弄权、祸国殃民的宦官，任“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禁卫军司令），又下令征召被禁锢的李膺等党人进京，并请“八俊”之一的荀翌、陈寔担任幕僚，共同商定计划。天下士人都知道了他们的意图，纷纷准备效力。第二年（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敦促窦武采取行动，但窦武一味依靠其女窦太后，而太后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包围之中，不愿下手。直到八月，窦武才从其党羽开刀，准备收捕曹节等人，但计划泄漏，曹节、王甫等抢先行动，占据皇宫，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以他们的名义下诏逮捕窦武。窦武召集军队对抗，失败后自杀，陈蕃、刘瑜、冯述等均被杀，刘淑、尹勋等在狱中自杀，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这是对党人的沉重打击，不仅“三君”身亡，政治势力被扫荡殆尽，而且招来了宦官们的疯狂报复。
建宁二年（169年），在中常侍（皇帝身边的机要官员，多由宦官担任）侯览的指使下，山阳郡（治所在今山东金乡县西北）人朱并首先发难，上书控告张俭与同乡24人结成死党，“图危社稷”（阴谋颠覆国家），灵帝立即下令缉拿归案。大长秋（皇后宫内的主管官员，多由宦官担任）曹节也授意有关部门上报，将“钩党者”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荀翌、魏朗、翟超、刘儒、范滂等百余名高中级官员逮捕法办。14岁的灵帝不懂“钩党”是什么东西。曹节解释说：“‘钩党’就是党人。”灵帝问：“党人干了什么坏事，非杀他们不可？”回答是：“他们结成一伙，企图干不轨的事。”小皇帝还是弄不明白：“‘不轨’又怎么样？”曹节说：“那就是要推翻你，自己做皇帝呀。”灵帝这才准奏，结果被捕的党人全部非刑处死，家属流放边疆。其余的党人有的已在此前死亡，有的闻风逃亡。一些人趁机泄私愤，将仇家列为党人。地方官迎合朝廷的意图搞扩大化，以至根本与党人无关的人也遭祸害。因此而被杀、被关、被逼逃亡的有六七百人，受到牵连的更不计其数。
青山秀水熹平五年（176年），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市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言词相当激烈。灵帝大怒，立即命令将曹鸾用囚车押解进京，送监狱活活打死。又下令各地清查党人的学生、下属和父子兄弟。凡是当官的一律免职管制，处罚范围扩大到他们的五服之内。光和二年（179年），上禄县（今甘肃西和县东南）长和海提出：按照礼法，同一曾祖父的堂兄弟如果已经分居，就属于疏族，党人株连五服以内不妥当。灵帝才将追究范围限于三代之内。
中平元年（184年），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党锢时间长了，人们的怨气很大。如果一直不予宽大赦免，这些人与张角合谋，叛乱会越闹越大，到时后悔就来不及了。”灵帝才感到害怕，就对党人实行大赦，将被流放的家属放回故乡。历时二十多年的政治迫害运动至此结束，但东汉王朝的最终崩溃也为时不远了。
这场党锢案当然完全是冤假错案。实际上党人们根本没有结成什么党，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甚至并没有结成什么团体，最多只是一群意气相投的士人组成的非常松散的同盟。正因为如此，他们既没有共同的政治纲领，也没有周密的行动计划，面对政治迫害所采取的态度也是因人而异的。说他们要“图危社稷”更是冤哉枉也，且不说他们都巴不得为皇帝效劳尽忠，窦武、陈蕃和党人们要杀的只是一批宦官，就是对出自皇帝的迫害也无不逆来顺受，至多只是逃避，却从来没有任何反抗。
不过，平心而论，党人们并不是没有责任，要是他们的态度不是那么偏激，行为不是那么极端，策略不是那么幼稚的话，损失绝不会如此惨重，结果可能更接近他们的目标。
党人们的确都是学者士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知识分子，其中不少人的主要事业是读经游学，设帐授徒。党人们的集体活动也只是互相标榜，评品人物，发表一些“危言深论”。但他们既不是闭门读书、埋头著述的纯粹学人，也不是优游林下、清心寡欲的出世高士；其中大多数是在任或离任的官员——从最高一级的文武官员大将军、太尉、太傅，中央各部门和一级政区的行政长官，到幕僚和县长；其余的也都是“家世衣冠”的乡绅和待价而沽的士人。党祸的起因表面上是宦官对反对他们的士人的报复，实际还是东汉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党人们的领袖之一窦武，就是一度权倾朝野、掌握拥立新君大权的外戚，而窦武与宦官较量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就是这批党人。
东汉从和帝开始几乎都是幼主即位，母后临朝，外戚当权：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执政。元兴元年（105年），27岁的和帝死，其子刘隆（殇帝）还不满1岁，即位后由邓太后临朝，其兄邓骘执政。次年八月殇帝死，邓太后与邓骘立和帝之侄、13岁的刘祐为帝（安帝），继续由邓太后临朝。延光四年（125年），32岁的安帝死，废太子刘保已11岁，但系宫人所生，没有即位的资格；而皇后阎氏为了能长期掌权，贪立幼主，与其兄阎显等迎立章帝之孙北乡侯刘懿（少帝）。刘懿即位时年不详，但肯定是幼儿，阎后当仁不让，以太后身份临朝，阎显执政。数月后少帝死，宦官孙程等18人密谋，拥立废太子刘保（顺帝），阎显被杀，阎太后被幽禁。建康元年（144年）顺帝死，两岁的太子刘炳（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其兄梁冀任大将军。第二年正月冲帝死，梁冀不顾大臣立长君的建议，立8岁的刘缵（质帝）为帝，梁太后继续临朝，梁冀执政。一年多后，质帝中毒死。梁冀立15岁的刘志（桓帝）为帝，梁太后仍临朝，梁冀也继续执政。灵帝12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父窦武执政。唯一的例外是，顺帝虽也是1l岁即位，却是由宦官拥立，阎太后失势，阎显被杀，顺帝母亲已死，因而没有太后临朝。但7年后立梁皇后，外戚梁氏的势力迅速膨胀。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3帝、19年。
东汉时之所以会接连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方面是由于皇帝死时还没有儿子或儿子太小，另一方面是因为太后和外戚都想继续掌权，故意选幼主即位。等皇帝长大后，不愿当傀儡，就要设法摆脱太后或外戚的控制。但由于外戚大权在握，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如和帝14岁时与宦官策划，清除外戚窦氏。安帝28岁时邓太后死，方能亲政，同年即利用宦官废外戚邓氏。桓帝亲政后，梁冀继续独揽大权，桓帝与宦官合谋灭梁氏。宦官为了达到控制皇帝、巩固权力的目的，也主动掌握时机打击外戚，拥立顺帝，杀阎显就是一例。
在权力斗争的恶性循环中，士人们往往站在外戚一边。这固然是由于士人们不屑与宦官为伍，更主要是因为士人们要实现自己的抱负、干一番事业，就得做官，而外戚掌握朝政，正是士人们投靠的对象。相反，宦官的正式职务大多属于内廷，按正常途径与士人们不应发生直接联系。加上外戚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一般都竭力拉拢士人，所以除了梁冀过于飞扬跋扈，诛杀李固、杜乔等大臣和士人外，其余的外戚与士人的关系远比宦官与士人的关系密切。
但问题是，外戚与宦官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宦官未必人人都坏，外戚也不见得个个比宦官强。像和帝时主谋杀窦宪的郑众，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参与灭邓氏的19名宦官中的良贺，灵帝时的吕强和丁肃等5人，都有值得称道的事迹，不愧为宦官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吕强，还直接推动了党锢案的解除。而外戚中尽管也不乏正人君子，或者颇有文治武功，但大多过不了迷恋权势和以权谋私这两关。就拿党人们推为领袖的窦武来说，实际执政仅9个月，史料中似乎没有留下什么劣迹，但仔细分析就未必如此。桓帝死后，选择新君的决定权就操在他手中。《后汉书·窦武传》说他只是召见河间国（国都在今河北献县东南）的刘儵，询问该国的王子侯中有谁贤能，仅根据刘儵称道刘宏就决定立他为帝（灵帝）。以后的事实证明，灵帝根本无贤可言，而且他母亲与他的爱钱贪财，在帝后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河间王一支中缺乏贤能，也不至于到了以灵帝为最佳的程度，窦武轻率地选择灵帝，看来还是想找一个便于控制的12岁孩子。凭着这“定策”的功劳，窦武心安理得地增加封邑，子侄升官封侯，此后王甫在反驳陈蕃称赞窦武“忠以卫国”时指责“窦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门三侯？又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看来不是无中生有。要是窦武执政的时间不是9个月而是9年，结果又会如何呢？这样的人做党人的领袖，领导党人与宦官斗，即使获胜，恐怕也不会有多少好作用。
